他准是完全沉浸在所读的东西里了，因为我不得不敲挡风玻璃来引起他的注意。 他总算抬头看我了。“你出车吗？”我问道。他点点头，当我坐进后座时，他抱歉地说：“对不起，我在读一封信。”听上去他像是得了感冒什么的。 “我不着急，”我对他说，“你接着把信读完吧。” 他摇了摇头。“我已经读了好几遍了。我想我都能背出来了。” “家书抵万金啊，”我说。“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因为我老是在外旅行。”我估量他有六七十岁了，便猜测说：“是孩子还是孙子写来的？” “不是家里人，”他回答说。“不过，”他接着说，“想起来，也可以算是一家人了。埃德老伙计是我最老的朋友了。实际上，过去我俩总是以‘老朋友’相称的——就是说，当我俩相见时。我这人就是不大会写东西。” “我看大家写信都不那么勤快，”我说，“我自己笔头就很懒。我看，你认识他挺久了吧？ “差不多认识了一辈子了。我俩小时候就一起玩，所以我俩的友谊确实很长了。 “一起上的学？” “都一起上到高中呢。事实上，我俩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一个班里。” “保持这么长久友谊的人可真不多见啊，”我说 “其实呢，”司机接着说，“近25到30年来，我跟他一年只见一两次面，因为我从原来住的街区搬了出来，联系自然就少了，虽说你一直放在心上。他在的时候可真是个大好人。” “你刚才说他‘在的时候’。你是说——？” 他点了点头。“前几个星期过世啦。” “真遗憾，”我说，“失去朋友真不是个滋味，失去个真正的老朋友更让人受不了。 他开着车，没有接话儿。我们沉默了几分钟。可我知道他还在想着老埃德。他又开口时，与其说是跟我说话，还不如说是自言自语：“我真该一直保持联系。真的，”他重复道，“我真该一直保持联系。” “是啊，”我表示赞同，“我们都该与老朋友保持更多的联系。不过总是有事情冒出来，好像就是抽不出空来。” 他耸了耸肩。“我们过去总能抽出空来，”他说。“信里还提到呢。”他把信递给我，“你看看吧。 “谢谢你，”我说，“不过我不想读你的信。这纯属私事。” 司机耸一耸肩。“老埃德人都死了。没什么私事不私事了。看吧，”他催促说。 信是用铅笔写的。称呼写着“老朋友”，而开头第一句话让我想到自己。“早就想写信了，可就是一拖再拖。”信里接着写道，他常常回想从前两人住在一个街区时的快乐时光。信里提到些事，可能对司机很重要，比如“那次蒂姆·谢打破窗子，那年万圣节前夕，我们把老帕克先生的大门拴了起来，还有卡尔弗太太老是在放学后把咱俩留下训斥的那阵子”。 “你们俩准是在一起度过了不少时光，”我对他说。 “就跟信里写的那样，”他回答说，“我俩在那个时候能花的只有时间。”他摇头叹道：“时间啊。” 信里接下来的那段我觉得有点凄凉：“信的开头我写着‘老朋友’，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这对老朋友渐渐都老了。我们这些人当中留下的也不多了。” “你要知道，”我对他说，“信里说我们这些人当中留下的不多了，说得一点不错。比如说，每次我去参加老同学聚会，来的人总是越来越少。” “时间不饶人啊，”司机说。 “你们俩以前在一起工作吗？”我问他。 “不，不过没成家时我俩总在一起闲荡。后来，两人都成了家，就不时相互串门。可最近这二三十年来，主要就是寄寄圣诞卡了。当然，我俩都总在卡上写几句——通常是关于各自家里的情况，不是吗，孩子们在干些什么，谁搬到哪儿，添了个小孙子，都是这类事——可一直都没正儿八经地写过信什么的。” “这一处写得好，”我说，“这里写道：‘你多年的友谊对我非常重要，远比我能说出来的重要得多，因为我不擅长说这样的话。’”我颔首称是。“这话准让你听着开心，是吧？” 司机说了句什么，可我没听明白，因为他似乎哽噎得厉害。于是我接着说：“我也真想收到这样一封老朋友的来信。” 我们快到目的地了，于是我跳到最后一段。“因此我想你一定想知道我惦记着你。”信末署名：“老朋友汤姆”。 我们在我的旅店前停下，我把信递了回去。“很高兴能和你聊聊，”我将衣箱从车上提下时说。汤姆？信的署名是汤姆？ “我记得你朋友叫埃德，”我说，“为什么他署名汤姆呢？” “这封信不是汤姆写给我的，”他解释说，“我是汤姆。这是我在得知他去世前写给他的信。所以我一直没寄出。” 他神情有点悲伤，似乎想看清远处什么东西。“我想我真该早些写这封信。” 我进了旅馆房间之后，没有马上打开箱包。首先我得写封信——而且要寄出去。 Unit 3 公众科学观 ——斯蒂芬·霍金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生活的世界在过去一百年间已经变化了许多，而且在未来的一百年里可能变化更多。有人想中止这种种变化，回到那个他们认为更纯洁更朴素的时代。但正如历史所表明的，过去并非那么美妙。过去对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不算太糟，但即便他们也无从享受现代医疗，而生育对妇女来说风险极大。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而言，生活是艰难、残忍而又短暂的。 不管怎样，即使有人想这么做，他也无法将时钟拨回到早先的时代。知识与技术不可能说忘就忘了。也没有人能阻止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即使所有用于研究的政府资金都被取消（现政府最擅此事），竞争的力量仍将继续带来技术的发展。更何况，没有人能阻止探究求索之士去思索基础科学，无论他们是否会为此得到酬劳。惟一能阻止进一步发展的办法或许是一个压制任何新事物的全球政府，但人类的进取心与创造力如此旺盛，即便这个政府也不会成功。它所能做到的只是延缓变化的速度。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无法阻止科学技术改变我们的世界，我们至少可以努力确保科技带来的变化方向正确。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这意味着公众需要对科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从而可以作出明达的决定，而不是把决定留给专家去作。目前，公众对科学存有矛盾之心。公众期望科技新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准的稳定提高能继续，但又怀疑科学，因为他们不懂科学。那个在实验室里设法制造弗兰肯斯泰因的疯狂的科学家的卡通人物清楚地体现了公众的这种怀疑。这也是人们之所以支持各种绿色组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公众同时也对科学深感兴趣，尤其是对天文学，诸如《夜空》之类的电视系列节目观众不少以及科幻小说读者甚多就是明证。 怎么样才能利用这种兴趣，向公众提供所需要的科学知识，以便其在酸雨、温室效应、核武器以及基因工程等问题上作出明达的决定呢？显然，必须把基础建立在学校课程上。但在学校里，科学往往被教得枯燥乏味。孩子们死记硬背应付考试，他们看不出科学与他们的周围世界的联系。更有甚者，科学常常是用公式来教的。虽然公式是阐述数学概念的一种简单而精确的方式，它们却使大多数人望而生畏。前不久我写了一本通俗读物，当时有人告诫我说，我每使用一个公式就会使销量减半。我只使用了一个公式，即爱因斯坦那个著名的公式，E=mc2。如果不用这个公式的话，也许我能多卖出一倍的书。 科学家和工程师倾向于用公式阐述观点，因为他们需要知道量的精确值。但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对科学概念有个质的认识就已足够，这可以用文字和图表来表述，大可不必使用公式。 人们在学校学到的科学知识可以提供一个基本的框架。但如今科学进步的速度如此之快，一个人离开学校或大学后新的发展层出不穷。我在学校从未学过分子生物学或晶体管，但基因工程和计算机是极有可能改变我们未来生活的两项发展。有关科学的通俗读物和杂志文章能帮助人们了解新发展，但即使是最畅销的科普读物也只有一小部分人阅读。只有电视能赢得真正广大的观众。电视上有一些相当优秀的科学节目，但其他的节目把科学奇迹简单地作为魔术播出，既不加以说明，也不展现它们与科学观念的整体框架的关系。电视科学节目的制片人应该认识到，他们负有教育民众的重任，而不仅仅是为他们提供娱乐。 当今世界充满危险，因此就有了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玩笑，说我们尚未受到外星文明造访的原因在于：但凡文明发展到我们目前的程度，它们往往就自我毁灭了。然而我对公众的明智充满信心，因而相信，我们将证明这一说法是错误的。" Unit 4 托尼·特里韦索诺的美国梦 ——弗雷德里克·C·克罗弗德 他来自意大利罗马以南某地一个多岩石的农庄。他什么时候怎么到美国的，我不清楚。不过，有天晚上，我看到他站在我家车库后面的车道上。他身高五英尺七、八左右，人很瘦。 “我割你的草坪，”他说。他那结结巴巴的英语很难听懂。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托尼·特里韦索诺，”他回答说，“我割你的草坪。”我对托尼讲，本人雇不起园丁。 “我割你的草坪，”他又说道，随后便走开了。我走进屋子，心里有点不快。没错，眼下这大萧条的日子是不好过，可我怎么能把一个上门求助的人就这么打发走呢？ 等我第二天晚上下班回到家，草坪已修整过了，花园除了草，人行道也清扫过了。我便问太太是怎么回事。 “有个人把割草机从汽车库里推出来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她回答说，“我还以为是你雇他来的。” 我就把前晚的事跟她说了。我俩都觉得奇怪，他怎么没提出要工钱。 接下来的两天挺忙，我把托尼的事给忘了。我们在尽力重整业务，要让一部分工人回厂里来。但在星期五，回家略微早了些，我又在汽车库后面看到了托尼。我对他干的活夸奖了几句。 “我割你的草坪，”他说。 我设法凑了一小笔微薄的周薪，就这样托尼每天清扫院子，有什么零活，他都干了。我太太说，但凡有重物要搬或有什么要修理的，他挺派得上用场。 夏去秋来，凉风阵阵。“克罗先生，快下雪了，”有天晚上托尼跟我说，“等冬天到了，你让我在厂里干扫雪的活。” 啊，对这种执着与期盼，你又能怎样呢？自然，托尼得到了厂里的那份活儿。 几个月过去了。我让人事部门送上一份报告。他们说托尼干得挺棒。 一天我在汽车库后面我们以前见面的地方看到了托尼。“我想做学徒，”他说。 我们有个挺不错的培训工人的徒工学校。可我怀疑托尼是否有能力学会看图纸、用千分尺，是否胜任做精密加工工作。尽管如此，可我怎么能拒绝他呢？ 托尼减了薪水当了徒工。几个月之后，我收到报告，他已从徒工学校毕业，成了熟练磨工。他学会了在千分尺上辨识一百万分之一英寸，会用镶嵌着金刚石的工具制作砂轮。我和太太都挺高兴，觉得他的事总算有了个令人满意的结局。 一两年过去了，我在托尼惯常等我的地方又看到了他。我们聊起了他的工作，接着我问他有什么要求。 “克罗先生，”他说，“我想买房。”在小镇边上，他看到有房出售，完全是幢破房。 我去见一位当银行家的朋友。“人品贷款你干不干？”我问。“不干，”他说，“我们承担不起。没门。” “哎，等等，”我应道，“有个人干活勤勉，人品端正，这一点我担保。他有个好工作。眼下，你从你那块地上一分钱也得不到。那块地空在那儿要好多年呢。至少他会付你利息嘛。” 那位银行家勉强开了两千美金抵押贷款，没要托尼首付就把房子给了他。托尼乐不可支。从那以后，只要我家附近有什么被人扔弃的零星杂物，坏了的屏风啦，五金器具啦，包装纸板啦，托尼都要收起来拿回家，看他这个样子真是有意思。 约摸过了两年，我在我们见面的老地方又看到了托尼。他身子似乎挺直了些，人也见胖了，样子挺自信。 “克罗先生，我卖房子！”他得意地说。“我得了八千美金。” 我非常吃惊。“可是，托尼，没了房子你住哪儿呢？” “克罗先生，我买农庄。” 我们坐下聊了起来。托尼告诉我说，拥有一个农庄是他的梦想。他喜欢番茄、辣椒以及意大利菜肴中相当重要的其它各种蔬菜。他把在意大利的妻子和儿子、女儿都接来了。他在小镇周边到处找，终于找到一处没人要的一小块地产，有一幢房，还有间小棚。他正在把家搬到农庄去。 又过了一些时候，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托尼来了，他穿戴得整整齐齐。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位意大利人。他告诉我，他说服了儿时的伙伴前来美国。托尼为他作经济担保。他眼里露出顽皮的神情，对我说，他俩来到他经营的小农庄时，他的朋友惊奇地站住说，“托尼，你是个百万富翁啦！” 后来，在战争期间，公司里传出了一个消息。托尼去世了。 我让公司的人去他家看看，确保各项事宜都得到妥善安置。他们看到农场上长着绿油油的蔬菜，小屋布置得舒适温馨，院子里有一辆拖拉机，还有一辆不错的汽车。孩子受过教育，都工作了，托尼身前没有分文欠债。 托尼去世后，我一直想着他的经历。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越来越高大。最后，我觉得他就和美国那些最大的实业家一样高大、自豪。 他们都通过同样的途径，本着同样的价值观和原则获得了成功：远见、执着、自制、乐观、自尊，以及最重要的，正直。 托尼不是从最低一级阶梯往上爬的，他是从地下室往上爬的。托尼的事业很小，那些最大的实业家的事业很大。但究其实，两者的资产负债表完全一样。惟一的不同是你把小数点点在什么地方。 托尼·特里韦索诺来到美国寻求美国梦。但他没有找到什么美国梦——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美国梦。他的全部拥有是一天宝贵的二十四小时，而他一刻也没有浪费。 Unit 5 爱情故事 ——道格·贝尔 约翰·布兰查德从长凳上站起身来，整了整军装，留意着格兰德中央车站进出的人群。 他在寻找一位姑娘，一位佩带玫瑰的姑娘。他知其心，但不知其貌。十二个月前，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图书馆，他对她产生了兴趣。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很快便被吸引住了，不是被书的内容，而是被铅笔写的眉批。柔和的笔迹显示出其人多思善虑的心灵和富有洞察力的头脑。 在书的前页，他找到了前一位拥有人的姓名，霍利斯·梅奈尔小姐。他花了一番工夫和努力，找到了她的地址。她住在纽约市。他给她写了一封信介绍自己，并请她回复。第二天他被运往海外，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两人通过信件来往增进了了解。每一封信都如一颗种子撒入肥沃的心灵之土。浪漫的爱情之花就要绽开。布兰查德提出要一张照片，可她拒绝了。她解释道：“如果你对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是诚心诚意的，那我的相貌如何并不重要。设想我美丽动人。我将会一直深感不安，惟恐你只是因为我的容貌就贸然与我相爱，而这种爱情令我憎恶。设想本人相貌平平（你得承认，这种可能性更大）。那我一直会担心，你和我保持通信仅仅是出于孤独寂寞，无人交谈。不，别索要照片。等你到了纽约，你会见到我，到时你可再作定夺。切记，见面后我俩都可以自由决定中止关系或继续交往——无论你怎么选择......” 他从欧洲回国的日子终于到了。他们安排了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晚上七点，纽约格兰德中央车站。 “你会认出我的，”她写道，“我会在衣襟上戴一朵红玫瑰。”于是，晚上七点，他候在车站，寻找一位过去一年里在自己生活中占据了如此特殊地位的姑娘，一位素未谋面，但其文字伴随着他、始终支撑着他精神的姑娘。 且让布兰查德先生告诉你接下来发生的事吧: 一位年轻的姑娘向我走来，她身材颀长纤细。一头卷曲的金发披在秀美的耳后；眼睛碧蓝，如花似玉。她的双唇和下颌线条柔和，却又柔中见刚，她身穿浅绿色套装，犹如春天一般生气盎然。 我朝她走去，完全忘了去看她有没有戴玫瑰花。 我走过去时，她双唇绽开撩人的微笑。“和我同路吗，水兵？”她小声问道。我情不自禁，再向她走近一步。可就在这时，我看到了霍利斯·梅奈尔。她差不多就站在姑娘的正后面，早已年过四十，灰白的头发用卡子向上别着，头上带着一顶旧帽子。 她体态臃肿，粗圆的脚踝上套着一双低跟鞋。 穿着绿色套装的姑娘快步走开了。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分成了两半，一方面热切地想去追赶她，但另一方面我又渴望那一位以其心灵真诚陪伴我并成为我的精神支柱的女人。 她站在那儿，苍白的圆脸显得温柔理智，灰色的眼睛透出热情善良。我没有迟疑。 我手里紧握着那本小小的让她辨认我的蓝色羊皮面旧书。这不会是爱情，但将是某种珍贵的、或许比爱情更美妙的东西，一种我曾经感激，并将永远感激的友情。 我挺胸站立，敬了个礼，并举起手中的书好让那位女士看。不过在我开口说话的时候，失望的痛苦几乎使我哽咽。“我是约翰·布兰查德中尉，想必您就是梅奈尔小姐。很高兴您来见我。可否请您赏光吃饭？” 妇女的脸上绽开了笑容。“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孩子，”她回答说，“可是刚才走过去的那位穿绿色套装的姑娘，她央求我把这支玫瑰插在衣服上。她还说，要是你请我吃饭的话，我就告诉你，她就在街对面那个大饭店里等你。她说这是一种考验！” 梅奈尔小姐的智慧不难理解，也令人称奇。心灵的本质是从其对不美的事物的态度中反映出来的。 “告诉我你所爱者是谁，”何赛写道，“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