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势，日军在敌后进行大扫荡和三观政策，极大的压缩了我军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国民党也开始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导致边区财政收入锐减。

加之随着脱产人员大量增加，鱼大水小，1940年和1941年，各个抗日根据地遭遇到空前的物质困难。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抗日的第10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

在这个阶段对革命既要有信心，也要对最困难的时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行动上的准备。

针对边区恶劣的经济状况，时任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经过深思熟虑，制定出了一份提案，列举出了纾急缓困的应对办法：精兵简政，即在军事上精简数量，提高战斗力；在政权上简化机构，提高效能。

1941年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李鼎铭等11人向大会提交了这份提案。

不过，当庞大的机构运行习惯以后，在将其进行缩小，就会有不够用，无力，困难更多的感觉，这是习惯上的错觉。

夏天穿的衣服少，冬天穿的衣服多，是因为时节的变化，也是真实的需求。

所以，精兵简政方案的提出，一开始并不很受欢迎，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更有人质疑：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又如何抵御外侮？裁减政府工作人员，民主政权又如何巩固发展？

李鼎铭向参议员们陈述了推行精兵简政的理由，大家展开热烈的讨论，提案也被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在繁忙的工作中，毛泽东仔细审阅了提案，甚至将整个提案抄到了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圈起来，并且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毛泽东认为，精兵简政虽然是针对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提出的，但却是一剂适用于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良方。随后，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讨论，并亲自上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大会表决，精兵简政提案得到参议员165票的多数通过，并作出“交政府速办”的决议。

边区参议会结束后不久，1941年12月4日，党中央发出了《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

由于精兵简政涉及集体力量构成和个人切身利益，因而具体执行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层出不穷。

为此，毛泽东专门撰文称其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及时纠正了偏向。各级组织也从各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引导、进一步完善制度规范、利用媒体舆论扭转观念等方式，推进了政策的落实。

随后两年多时间中，三次精兵简政的实施、四次政府委员会会议和多次政务会议的推进，使“精兵简政”之花得以开遍全国解放区，成效显著。

据统计，1941年12月中旬至1942年4月的第一次精兵简政，裁减掉骈枝机构百余处，缩减工作人员数千名。

1942年5月至9月的第二次精兵简政，建立了边区政府工作制度，实行合署办公，政务与事务适当分工，强化了政府职能。

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的第三次精兵简政，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等一系列规定，明确了边区简政的原则和措施。经过贯彻执行，推动边区政府内部机构裁减合并1/4，直属机关由35个减至22个，工作人员由469人减至279人，各专员公署和县级政府的内部机构得到精简，达到了业务精简、机构精简、人员精简。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过三次精兵简政，陕甘宁边区建立了紧缩、高效、灵活的党政军机构，有效克服了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同时与军民大生产运动相结合，减轻了人民负担，使抗日民主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对党和边区政府渡过难关，巩固抗日革命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个人在发展环境中处于弱势地位，就需要积极改变，自己去适应现实，去适应公司或部门的发展需求，然后去主动积极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去解决这种需求。

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和发展。企业也一样，降本增效！ 

剩者为王！

资料参考：毛选、陕西日报 、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