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奇特的生存空间

《申报》的创办，是商人成功利用上海城市特点的典型。 美查是英国商人。那时的英国，报业已是很大的文化产业，通过办报赚钱，是很多企业家都会想到的。对此，美查了然于胸。《申报》创办以前，上海已有一份中文报纸 《上海新报》，那是1861年创办的，其内容主要为中外新闻、物价、船期消息、告白，也偶尔刊登一些科学知识，初为周刊，后改二日刊、日刊，发行量最大时也不过400份，但通过刊登广告可以赚钱。《申报》创办之前，上海还有一份以报为名实为期刊的 《教会新报》，是传教士办的，周刊，内容起初注重宗教方面，后来世俗消息的比例有所上升，日后改为《万国公报》。此外，还有英文日报 《北华捷报》与周报 《字林西报》，阅读对象是外国人。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已是拥有七十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是联系中国南北东西的航运中心，是有着众多潜在的中文报纸读者的地方。 美查瞄准了这个契机，在上海创办了《申报》。

美查对《申报》的定位一开始就很清楚： 它是世俗报纸，不同于《教会新报》； 它以中国人为对象，不同于《北华捷报》；它也不同于《上海新报》。《上海新报》虽然也是面向中国读者，但主持笔政的是外国人，外国人办报给中国人看，对于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终究比较隔膜，所以，长期销路不畅。美查则不然， 一开始就让华人担任主笔，写什么、怎么写，一概不问。那时的上海租界，华人占人口总数98%以上，外国人是极少数，但租界的管辖权控制在外国人手里，华洋之间时常发生矛盾。《申报》主笔时常以殖民主义者为批评对象，甚至以租界当局为批评对象，包括批评外滩公园禁止华人入内、批评租界当局不给华人参政议政权等。对此，美查也不加干涉。 这样，《申报》就成为与华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报纸，销量持续上升，初创时销数为600份，三年后日销6000份，1877年日销已近万份。

老板是英国人，注册地是租界，编者、读者都是中国人，这四者构成了《申报》很奇特的生存空间。如果遇到来自中国方面的官司，美查可以利用治外法权来抵挡。如果遇到来自外国方面的官司，美查又可以推说自己不是主笔，这样，两面腾挪，进退裕如。光绪年间的 “郭嵩焘画像案”与 “《点石斋画报》案”就很能说明问题。

“郭嵩焘画像案”案情是：1878年7月，《申报》刊登一则关于清朝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的文章，描述郭在英国让画师画像时的一段对话，谓郭要画师在为其画像时，必须两个耳朵一起露出，否则只露一耳，观像人岂不要说另一只耳朵被人割去了？郭又说，帽上翎顶也必须画出，画师表示为难，因为正面画像时，翎顶已为帽沿所蔽，翎枝又在脑后，难以入画。郭听后，即俯首至膝，问如此可以见到翎枝了吧？画师回答：大人翎顶可见，但大人面目则见不到了！说完，彼此相顾大笑。郭嵩焘确实请英国画师画过像，但这段对话完全是英文报纸捏造出来的，《申报》又译自英文报纸。时在伦敦的郭嵩焘见到这篇文章，十分恼火，通过各种途径不断追查，并准备对簿公堂。他1879年回国时，路过上海，又继续追究此事。美查通过英国领事从中斡旋，说明原委，登报道歉，事情遂告了解。

“《点石斋画报》案”案情是：《申报》附属机构《点石斋画报》，在1888年连续刊登三篇关于西方人如何对待尸体的图说：第一篇是《缩尸异术》，说美国科学家有办法能将新死之尸缩成小体，长阔仅一尺余，厚一寸余，其坚如石，历久不腐，盛以木匣，颇便携带。第二篇是《格致遗骸》，说英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方法，将人的尸体熬油，制成碱屑，将骨头粉碎，作为肥料。第三篇是《戕尸类志》，说法国一人，自刎以前，将头拴在大气球上，自刎以后让大气球将头颅拖走，被拖到二百里以外的地方，挂在大树上。此人死前留一遗书，谓其死出于自刎，与他人无关。另外一个人更特别，遗嘱留10法郎作为验尸人茶金，要求在其自刎以后，将其尸体一块一块割碎，送到动物园去喂野兽。这些画图被在华的美、法等国人看到，认为是故意丑化外国人，提出抗议。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代表美、日、英、俄、法、比等国公使，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交涉，认为这很可能引起严重后果，要求清廷严肃处理。总理衙门要求上海道处理。《申报》办在租界，并不归上海道管理，但上海道龚照瑗糊里糊涂地接下了案子，并与《申报》馆联系。这事本来是可以追查到美查头上的，但美查让报馆华人经理王奇英前去应付，王奇英表示各稿均系采摘自各种新闻纸，均非凭空臆造，并答应登报道歉，案件遂了。《申报》就这样在租界、华界既可管、又都管不着或管不实的混沌状态中生存、发展。

史量才与《申报》

今日之新闻，即明日之历史

非凡业绩的背后，总有非凡人物的身影。《申报》之所以能执全国报业之牛耳，成为全国最著名报纸，与杰出报人 史量才的努力直接有关。

《申报》前期主持笔政者，均为江浙文人，诸如 蒋芷湘、钱昕伯、何桂笙、黄协埙等，多为科举道路上的不第才子。他们政治倾向比较保守，要他们吟花咏月、填词作对则才情有余，但要指点江山、月旦时政，则难矣乎哉。因此，晚清时期《申报》在思想界、学术界影响并不大。 《申报》最辉煌时期，是史量才主持馆务的22年间。

史量才主持馆务以后，大事革新。他尽力网罗杰出报业人才，聘请张竹平等能人担任经理，以高薪从《时报》馆挖来著名报人陈景韩担任主笔，聘请一代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为驻京记者或特派员。他不遗余力地加强新闻报道，更新报道样式，努力以新闻优势吸引读者。 他归纳新闻写作三字经：确、速、博，成为《申报》记者的守则。他创办电讯社，建立 全国性通讯网络，使《申报》成为真正全国意义上的大报。他 设立多种专刊、增刊、专栏，使报纸向更加现代化、综合化方向发展。他更新《自由谈》栏目，使之成为 鲁迅、茅盾等人发表杂文的重要园地。1932年至1934年，报馆陆续发行《申报月刊》，编印《中华民国新地图》，发行《申报年鉴》，编印《申报丛书》，设立申报流通图书馆，为店员、学徒、工友和失学青年提供服务，设立申报业余补习学校、新闻函授学校和妇女补习学校。他盖大楼，购买最新印刷设备，为《申报》配置第一流的硬件设施。 在他的经营下，《申报》成了国内一流、世界著名的报纸。

史量才最为可贵的，是他坚持独立办报精神。他高扬孟子倡导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力求报纸远离某一党派立场，保持不偏不倚的客观、公正的观，察姿态。袁世凯实行帝制时，曾设法收买他，许以重金高官，要《申报》为其捧场，被他严词拒绝。针对社会上有关《申报》将被筹安会收买的传闻，《申报》特发启事，表明从来没有收受任何机关或个人的分文津贴。1927年8月，国民党对报纸实行检查制度，向各报派出指导员，一般报纸均俯首听命，唯独史量才坚决顶住。

史量才认为，今日之新闻，即明日之历史。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继承中国古代直笔的史学传统，秉笔直书。1931年爱国人士邓演达被杀害，史量才以其在报界的特殊身份，要求各日报揭露真相，刊登宋庆龄起草的谴责蒋介石杀害邓演达的宣言。1932年6月蒋介石开始对工农红军实行第四次“围剿”，《申报》连续发表三篇论“剿匪与造匪”的时评，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蒋介石极为恼火，下令“《申报》禁止邮递”，要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员到邮局监督执行。《申报》因此被禁止向外埠邮递达35天，损失巨大，但史量才志不为屈，在解禁后继续坚持独立办报原则。

史量才故居

在史量才领导下，《申报》突飞猛进，影响大增。就销量而言，1912年为7千份，1917年达2万份，1920年为3万份，1925年突破10万份，1932年超过15万份。就资本而言，《申报》创办时，资本1600两白银，1907年席子佩接办银7.5万元。1912年，史量才以12万元接办。到1935年，全部资产已近200万元，每年营业额亦达200万元，广告收入150万元。

史量才通过办报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望。1919年，世界报业大会在檀香山举行，他被推选为中国代表之一，虽因事未能前往，仍被推选为世界报业大会副会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史量才任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此后又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等。史量才在购进《新闻报》一半股份以后，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报业大王，其影响力远在一般实业家、文学家、教育家和地方大员之上，这也引起当权者的深深忌恨。黄炎培回忆他与史量才同见蒋介石的对话情形：“有一天，蒋召史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对于独裁者来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终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租界、华界形成一道道政治控制缝隙

《申报》能够成为中国第一大报，史量才能够成为报业大王，与近代上海独特的政治与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

近代上海在大部分时间里， 一市三治，即一个城市有三个行政机构，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各自为政，互不统辖，租界内外国人又有治外法权保护。 这样，在租界与租界之间、租界与华界之间，就形成一道道政治控制缝隙。对于全国而言，租界就几乎是“国中之国”，无论是清廷、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其权力都无法完全、彻底、有效控制租界。于是，一切对现实政权不满的政治力量都可以在这里活动，一切对现实社会不满的思想文化，都可以在这里滋生、传播。 晚清时期的《申报》虽然政治态度温和、保守，但那时上海政治态度激进的报刊所在多有，清末最后十年就有《苏报》、《国民日日报》、《神州日报》、《国粹学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十多种，此伏彼起。尽管清廷也曾想控制舆论，收买报纸，也曾设法禁止宣传革命的报纸，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但收效甚微，反而让国人看出其腐败与无能。 上海这种相对自由的办报环境，为《申报》成为相对独立的报纸提供了难得的土壤。1945年以后租界被收回了，情况大不一样，整个上海都被国民党控制了，《申报》也就很容易成为国民党喉舌了。

近代上海是中国报刊中心。晚清中国报刊有四分之一以上出在这里。据1905年统计，其时全国（包括香港、澳门）有报刊240种，其中在上海出版的就达119种。据《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统计，1911年以前，全国共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其中有460种在上海出版，占26%。 报刊众多，就能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申报》起来了，《上海新报》抵挡不住，只好就停刊了。《新闻报》在1893年创办以后，紧盯着《申报》，一度比《申报》风头还健。两家为上海报纸排序，究竟是“申新两报”还是“新申两报”，一度互不相让，争持不下。《时报》在1904年创办以后，《申报》、《新闻报》都感到很大压力。办报所需要的通讯、编辑、印刷、发行人才，这里应有尽有。哪怕是报贩子，上海也相当可观。20世纪30年代，上海报贩已有3000人之多。至于出色的编辑、记者，这里既是其荟萃之地，也是其成长沃土。 陈景韩、李浩然、戈公振、张竹平、张季鸾、潘公弼、陈布雷等著名总编、记者，都活跃在这里。竞争出精品，《申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走向辉煌的。

上海城市文化哺育了《申报》，《申报》也回报了上海。老上海人将所有报纸都统称为“《申报》纸”，就是《申报》留在上海城市集体记忆中的明证。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84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