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沈阳日报

　　□陈乃举

　　历朝历代不乏清官廉吏，但因“清慎太过”而被皇帝降旨批评，并谕其纳贿者，仅陆贽一人而已。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生于公元756年，少年时家境贫寒，但他天资聪慧，博览经史，18岁就考中进士，位居唐德宗朝的宰相。据《全唐文》等史书记载，陆贽清廉自守，对四方馈赠，一无所受。他担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县尉东归省母时，顺道拜望名望显赫的寿州(今安徽寿县)刺史张镒。辞行时，张镒赠钱百万，陆贽分文不纳，“唯受新茶一串而已”。贞元三年(787年)，陆贽母亲去世，持丧洛阳，朝野上下，无不送礼，“四方赙遗数百万”，陆贽“一无所取”。为相以后，陆贽越发清操自守，常以自己不能导抑风教、致俗清淳为愧。当时，藩镇为巩固和扩充自己的势力，不惜重贿结交重臣。方镇州县争相给陆贽送礼的不少，可陆贽一概谢绝，分文不受。德宗朝上下无不宣索受纳，腐败的官场容不得陆贽的清正廉洁，一些无耻之徒攻击陆贽拒贿是沽名钓誉，昏聩的唐德宗竟听信胡言，下密旨批评陆贽“清慎太过”，造成下情不通，杜绝私交影响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责令陆贽“如不接受贵重财物，细小物品受亦无妨”。陆贽不改初衷，上疏予以驳斥，他指出：贿赂只能开启人们的贪欲之心，导致吏治的败坏，而不会密切公卿大臣、方岳连帅（泛指文臣武将）之间的关系。

　　陆贽之所以能够廉于自身、廉于本职、廉于社会，与他对贿赂的危害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分不开。陆贽曾大声疾呼：“伤风害理，莫大于私；暴物残民，莫大于贿。”凡索受贿赂，“利之小者，必害于大。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币帛；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璧。日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而“货贿上行，则赏罚之柄失；贪求下布，则廉耻之道衰。”陆贽还进一步分析说：现在上下都宣索受纳，朝廷取之方镇，方镇取之于州，州取之乡，乡又从哪来取呢？唯有榨取百姓。而今天下“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殚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赋，持权食禄之人，不感忧虑，不怀愧心，复又交通私贿，煽起贪风，是令已困之氓，重遭过分之扰。”那天下“永无苏息之日矣!”

　　正是由于陆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他才坚决地同腐败的贿赂行为和奸恶群小作斗争。管领度支府（管理财政收支的部门）的裴延龄是个奸佞小人，深知德宗贪财好利，便千方百计搜刮民财，供其挥霍。他谎称从粪土中挖出银13万两、匹缎杂货百万有余，并说将这些余财另贮起，以供御用。当德宗按数支用无法兑现时，裴便向老百姓豪夺入献，搞得城中民怨沸腾。裴延龄还化公为私，索贿受贿。他负责财政收支，“当给者无贿而不支，应征者受赇可纵免，货赂公行，纲纪大坏。”朝野上下对裴恨之入骨，但因裴受皇帝宠信，无人敢言。陆贽独敢言之。他不仅多次向德宗面陈裴之奸邪，还写了《论裴延龄奸蠹书》进呈，历数裴的七大罪状，斥其奸蠹“为旷代所未有”。陆贽的言行，虽遭到裴延龄等人的谗毁攻击，但他同腐败行为作斗争的锐气丝毫不减，直至被罢相、贬放。

　　最为可贵的是，陆贽竭力主张肃清贿赂风要从上面做起。德宗好利，常暗谕各道贡献，藩镇便借献贡为名，乘机勒索百姓。陆贽向德宗痛陈其弊，指出这种“旁延进献，别徇营求”的行为，伤风败法，为害最深。而消除这种弊病，使贿道中清，“莫先于君主”。他强调:“上之所为，以导下也；上所不为，以检下也。”意思说，为上者的所作所为，对下起着表率和引导作用。上面不做违背法度的事，才能理直气壮地以法办事，从严检查和惩处下面的违法乱纪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