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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辛德拉观世界

编辑|辛德拉观世界

1536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曾和奥斯曼帝国缔结友好联盟，并在意大利战争中发挥了特别的影响作用。从16世纪开始，欧洲殖民贸易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崛起。

如1592年，英格兰为维持和运营与奥斯曼帝国黎凡特地区的商业业务，设立特许公司黎凡特，计划垄断对奥斯曼土耳其的贸易在黎凡特公司的影响下，法国也开始在奥斯曼帝国东部建立起贸易中心、发展贸易业务，并计划将业务范围向北非及近东地区扩展。

随着帝国主义殖民竞争加剧，法国的野心与日俱增，希望从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地中海贸易门户阿尔及利亚。

1830年6月，法国开始入侵阿尔及利亚并逐渐向南渗透，由此迈出插手东方问题的重要一步。法国攻占阿尔及利亚成为对奥斯曼帝国最为严重的政治“背叛”之一，法奥持续了数百年的盟友关系也到此结束。

在东方问题的框架下，欧洲帝国开始入侵巴尔干地区和奥斯曼帝国东部省份，反之加速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化。可见，法奥两个帝国之间实力的变化和较量是酿成东方问题加剧的重要政治因素之一。

十九世纪30至40年代，奥斯曼帝国开始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1831年起，土耳其驻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开启了一系列反奥斯曼政府的政治行动。1801年，他随奥斯曼军队与入侵埃及的法军作战，从此获取了人民信任。

阿里·帕夏拥有民族独立思想，倡导通过改革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并建立了自己的军队。1831至1833年，他在埃及创立个人权力，攻克下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省的部分地区。

短时间内，埃及起义轰动欧洲。

法国与克里米亚战争的起源

由于担心阿里帕夏的军事行动，奥斯曼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开始向欧洲帝国寻求军事援助。最终，俄国表示愿意为其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1833年，两帝国签订《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

据此协议，俄国将帮助土耳其镇压起义。以此为交换，土耳其允许俄舰队在伊斯坦布尔海峡、达达尼尔海峡自由通行《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的签订使得俄罗斯在近东地区获得优势，是俄国和英法在东方问题上形成对立的导火索。

至此，埃及独立问题由奥斯曼帝国内政事务演变为国际问题，欧洲国家对俄国干涉埃及统治者的起义感到不满，英国随即也宣布将竭力保护奥斯曼帝国。因为在奥斯曼帝国的容许下，英国有权通过其近东省份出入印度洋，并维持着附近丰厚的贸易利润。

然而，法国此时在近东与英国存在贸易、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竞争关系，并且与英国在东方的竞争日益加剧。

因此，法国支持穆罕默德·阿里主动向东方发动战争，以及穆罕默德·阿里在奥斯曼帝国东部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并承认埃及的统治者是其在东方的盟友。

就这样，欧洲帝国试图利用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叛乱来实现各自的政治计划。其中，法国政府便是希望利用埃及统治者维护其在地中海东部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如给予法国在地中海东部的出行自由，作为交换，法国则给予埃及一定的政治支持。

如此以来，法国在埃及和北非其他地区逐步创建了经济基地和贸易中心，与此同时，法国也加强了它在这些地区的政治地位，打破了长期以来英国一直保持着政治和经济统治的格局。

1831至1833年和1839至1841年的两次战争使优势转向了埃及欧洲并夫—奥斯曼帝国逐渐没落。

除法国以外的欧洲列强由于担心奥斯曼帝国崩溃对欧洲局势和各自利益造成的不稳定影响，于1840年在英、俄、普奧和土耳其之间缔结了“伦敦公约”，旨在终结埃及起义者在东方持续了近十年的政治行动，并限制法国在东方的政治活动。

用政治家拉马丁的话来说，法国此次遭遇了外交上的滑铁卢失败。

条约的缔结立刻引发了法国国内的愤怒和爱国主义情绪的空前高涨。在得知埃及国内政局发生变化，罕默德·帕夏当选为埃及瓦利，埃及由其后裔轮流控制后，法国才开始转变态度，开始与欧洲其他国家接近。

土埃战争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成为了东方问题的核心。阿里．帕夏的政治起义遭到镇压后不久，东方又再次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即欧洲帝国的“海峡问题”。

海峡问题是东方问题的焦点，它集中地体现了列强在近东的利益，但反过来又成为政治问题诞生的基础。

欧洲军舰进入奥斯曼帝国海峡是形成海峡问题的主要原因，其中就包括法国船只。受到在近东的政治经济政策所驱使，法国对海峡的争夺不断加强。

英国受其均势外交政策影响，也不愿任何国家分享其在东方的政治利益，尤其不允许法国介入。

于是，英国召集奥斯曼帝国与俄国谈话，于1840年7月在英、俄、奥地利、普鲁士、法国、土耳其6国之间签署了《伦敦海峡公约》。

根据公约确定的奥斯曼帝国“古代规则”，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在和平时期禁止任何外国军舰通行，但土耳其有权准许友好国家使馆所辖的轻型军舰通过。

至此，公约首次把黑海海峡置于国际监督之下，俄国丧失了从1833年《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签订后所取得的在近东的优势地位，这也从此激化了它与其他欧洲大国争夺海峡的斗争。

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说：克里米亚战争是1815年至1914年欧洲范围内爆发的一场近乎全面的大规模战争，也是拿破仑战争和1815年协约后欧洲爆发的首场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几乎所有欧洲列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原因十分复杂，与其它战争相比，爆发的过程也破废周折。

虽然一直以来不乏历史学家对本场战争起源和爆发原因的探讨，但由于研宄主题的宽泛，历史论著卷帙浩繁，历史学家们对克里米亚战争的起源进行了近150年的争论。

它不仅触及了复杂的利益集团，心理、个人因素、刚刚兴起的社会舆论也成为了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正如历史学家布里森．古奇所言：“对形成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原因的背景研究被证明是现代史学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事实上，后世在许多人看来，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灾难，却因看似琐碎的宗教纷争而最终难以逃脱。

如果说任何一场战争都有所预谋战争并非“命中注定”的结果，那么克里米亚战争也不例外。从1853年2月俄国派遣缅什科夫担任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外交谈判开始，到1854年3月英法正式对俄宣战，欧洲国家历经了13个月的外交斡旋与激烈对抗。

然而，这13个月的外交努力最终还是化为泡影，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事件让各方关系破裂，直至无法挽回的余地。

基督教圣地之争

克里米亚战争被视作一场神圣的战争，恩格斯曾这样界定它的性质：“对于双方来说，这是一场狂热的宗教信徒之战，对俄国人而言，它是实现传统野心的战争，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它是攸关生死的战役”。

从某些情况上来说，宗教认同是民族认同和国家建立前最牢靠的精神纽带。克里米亚战争中，面对俄国的不断进攻，奥斯曼帝国内的穆斯林不满苏丹的妥协，因为后者作为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却难以凭借其军事与宗教权力在短时间内对危难的国家现状作出改变。

以奥斯曼帝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预谋到圣地问题仅仅是俄国对土耳其挑起是非的借口，但任何国家都没有预料到它最终可以发展成为一场暴力冲突的合法理由。

造成圣地宗教纷争的原因极为复杂，对于外交官而言，圣地问题触及了在现今也无法淡去的政治意义。

而对于普通大众，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和探求这段历史的原委。耶路撒冷不仅是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圣地，对于基督徒而言’它是救世主耶稣受难和升天的神圣之地。

基督教自古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保留着著名的圣殿和教堂等参拜中心，当天主教和东正教从基督教的摇篮中分家以后，两教信徒开始在圣地礼拜场所、朝圣仪式等方面产生分歧。

十字军东征以后，法国便获取了对巴勒斯坦及叙利亚境内朝圣者的保护权。法王弗兰索瓦一世与时任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苏莱曼二世缔结了第一项有关圣地的条款，规定了法国拥有在圣城耶路撒冷保护天主教徒的权利。

在今天，这一历史仍然影响着土耳其，并成为该国某些政治和贸易规定的基础。路易十三时期，法国对圣地保护问题尤为重视，并在东方显现了出色的宗教及政治影响力。1621年，亚美尼亚人在伯利恒和耶路撒冷的掠夺行径造成天主教徒深受迫害，许多人被逐出圣地。

为此，法国国王派遣外交官路易·德莎耶丝前往圣城耶路撒冷进行救援，并在该地设立法国领事馆，以国王的名义保护远在圣地的教徒并负责执行来自法国本土的国王意旨与命令，1740年，法国又与土耳其缔结了另一项条约，以文本的方式确立了先前两方关于圣地的条款，再次确认了法国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天主教徒的朝圣权。

尽管如此，条款并未指明圣所的归属权问题。

另一方面，俄国在1774年也获得了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朝拜的权力，以及对东正教的保护权。凭借俄国的势力，东正教在巴勒斯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18世纪末，东正教徒在圣地广建学校、修缮教堂，开始掌握对圣地的管辖权。再加上奥斯曼帝国内东正教徒占据多数，天主教的传统地位逐渐被东正教剥夺。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俄国人将圣地视作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他们看来，“神圣的俄罗斯”这一概念并不被任何领土边界所限制，圣墓教堂便是东正教徒的母堂。俄国人在圣地拥有数几个世纪的朝圣基奠，在宗教、生活各方面建立了与圣地之间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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