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八月，陕西布政使张汝梅呈奏的关于省内官员调动缺补名单，内有“延榆绥道光昭卸事遗缺，委试用道黄泽厚署理”；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黄泽厚再次上表恭谢，“臣楚北庸才，毫无知识……恪守官箴随时随事矢慎矢勤，以期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陕西巡抚升允奏折中提到“延榆绥道署凤邠盐法道黄泽厚蒙恩补授盐法道实缺，自应各饬赴任以重职守”；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陕西巡抚升允上奏请求将黄泽厚“严加议处”“并将奴才一并严议”，事因黄泽厚擅离职守，没有等到新任官员来交接延榆绥道事务就提前上路，朱批“黄泽厚交吏部严加议处”。八月，升允再度上奏黄泽厚因属奉旨入陕道员并非由外请补，“今革职遗缺，自应奏请扣留作为外补，第一缺庶与轮次章程相合，相应仰恳天恩俯准，照章程留外二次俟奉到”。

再核查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清代官员履历档全编》里军机处存记的官员档案履历，几乎都可对应：

黄泽厚现年五十一岁，系湖北郧县人，由监生于同治八年报捐主事分部行走。光绪五年加捐郎中。己卯科顺天乡试中式举人。六年改捐知府，十六年加捐道员，六月在京城练勇局，因拏获盗犯，在事出力，奏保加一级，记录二次，是年八月捐指陕西试用。十八年四月经吏部带见，奉旨照例发往，……二十一年正月于筹饷报效案内，奏请以分缺先补用二月署理延榆绥道。二十三年正月委办龙驹寨厘务，二十四年三月报捐花翎，是月署理潼商道，二十五年五月委办白河厘务，六月经前任陕西巡抚魏光寿以练达、和平、清操、自励报送引见，……二十六年正月回省，八月署理凤邠盐法道员缺，黄泽厚补授。

但细究黄的履历，其人属能臣，受上司青睐，练达和平不似挑拣之人；离任延榆绥道后先后负责厘务和盐业，均肥缺，无不得志迹象。可惜再未找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后黄泽厚的记载。至于其擅离职守，并非惊天动地之大事，即便受吏部严议，时值庚子国变后的用人之际，被削职为民的可能性较小。且黄先行离去也有客观原因，升允在奏折中提到接替黄的许涵度中途患病请假、朝廷改为陈兆璜赴任，陈路途耗时太长。此“黄道台”是否为姚文中因文取祸的彼“黄道台”，颇有疑问。

当然，这也不妨碍《七笔勾》可能真出自黄泽厚手笔，毕竟姚文也称本来该诗影响较小，被王培棻引用后光绪帝震怒，才广为人知。但姚文仍有明显漏洞，一则贬低寓居之地的诗词歌赋在历朝历代并不鲜见，《七笔勾》不是个例；再则1900年慈禧已临朝，光绪身为傀儡，即便震怒亦无可奈何；况且陕北既非满清龙脉所在，又非光绪抑或慈禧故土，仅为挖苦地方风俗便将正四品大员一撸到底，实在牵强。

所以，姚先生称《七笔勾》为黄泽厚所作——而非民间流传的王培棻——不大能站住脚。

二

那么，《七笔勾》是不是王培棻所写呢？

需要说明的是，姚文引用、被收入《靖边县志》、民间广为流传的“王培棻”，实际查无此人。光绪一朝出身河南光州的进士只有两人，分别是光绪九年的黄毓森和光绪十六年的王沛棻。台湾中华书局于1968年出版的《清代徵献类编》恰好有收录：

王沛棻，字雪樵，河南光州人，光绪十六年庚寅进士，选庶常，改陕西知县。

《靖边县志》的记载和这相似：

“王培棻，字斋堂，河南光州人，进士出身，光绪三十年（1904年）任靖边知县，光绪三十一（1905年）年调离。”

另199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里有一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十九日靖边县知县王沛棻禀乌审旗台吉（台吉，清对蒙古贵族封爵名）的档案，正好和《清代徵献类编》互证，说明靖边县志编撰有误，民间说法亦不确，“王培棻”应为王沛棻。那么，陕北《七笔勾》有没有可能出自王沛棻之手呢？

进士及第的王沛棻，其科考成绩非常了不起，第二甲第11名（第一甲3人），后为历史大家的夏曾佑才二甲87名。但王仕途不顺。按清朝惯例，进士庶常期满后均由政府考核，依据考核结果或留翰林任编修、检讨，或被派往六部任主事、御史，或到各地任知县。虽然翰林编修和知县同为正七品，但个中差异不辩自明。

王沛棻庶常期满后被任命为靖边县知县，所任之官非肥缺，所辖之地非要地。且王本生于荆楚山清水秀之地，后又高中进士入翰林院寄食京城，无游历闯荡，没有黄泽厚那样丰富的生活阅历，对地方风情“少见多怪”亦在情理之中。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狭窄的阅历视野，使王沛棻具备了“创作动机”。

其次，《七笔勾》并非要像姚文那样上溯至明代莲池大师劝人向佛的偈文“七笔勾”，《道孚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就收录有康熙帝第十七子、雍正帝之弟果亲王允礼护送六世达赖还藏时写的《七笔勾》。因罕见，故录全文：

万里邀游，西出炉关天尽头。山秃穹而陡，水恶声似吼，四月柳条抽，花无锦绣，惟有狂风不辨昏和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出入骅骝，胜作君家万户侯，世代承恩厚，顶戴儿孙有，凌阁表勋猷，荣华已够，何必登科去向文场走。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

无面羊裘，四季常穿不肯丢，白雪堆山厚，盛夏凉风透，纱葛不需求，氆氇耐久，一口钟儿卡带当胸扣。因此上把锦缎绫罗一笔勾。

客到即留，奶子熬茶敬一瓯，蛮冲青稞酒，糌粑和酥油，牛腿与羊肘，连毛入口，风卷残云吃尽方丢手。因此上把珍馐美味一笔勾。

蛮寨荒丘，人住其间百尺楼，遍地丧家狗，满屋屎尿臭，乱石砌墙头，彩旗前后，金鼎高杆独立当门右。因此上把画栋雕梁一笔勾。

万恶秃头，铙钹喧天嚷不休，口念糊涂咒，心想鸳鸯偶，两眼黑油油，偏袒露肩，黑漆钢叉手如禽似兽。因此上把释家风流一笔勾。

大脚丫头，发辫蓬松似冕旒，细褶裙儿皱，半节衫无钮，裙裤不遮羞，春风透露，方便门儿尽管由人走。因此上把礼义廉耻一笔勾。

再对比《靖边县志》收录的陕北《七笔勾》：

万里遨游，百日山河无尽头。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稠，山川无锦绣，狂风阵起哪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窑洞茅屋，省去砖木措上修。夏日晒难透，阴雨不肯漏。土块砌墙头，灯油壁上流，肮脏臭气马粪与牛溲。因此上把雕梁画栋一笔勾。

客到久留，奶子熬茶敬一瓯。剁面调盐韭，待人实亲厚。牛蹄与羊首，连毛吞入口，风卷残云吃罢方撒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

没面皮裘，四季常穿不肯丢。纱葛不需求，褐衫耐久留。裤腿宽而厚，破烂亦将就，毛毡铺炕被褥全没有。因此上把绫罗绸缎一笔勾。

堪叹儒流，一领蓝衫便罢休。方才入黉门，文章便丢手。匾额挂门楼，不向长安走，飘风浪荡荣华坐享够。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

可笑女流，鬓发蓬松灰满头。腥膻狰狞口，面皮赛铁锈，黑漆钢叉手，衣裤不遮丑，云雨巫山哪辨秋波流。因此上把粉黛佳人一笔勾。

塞外荒丘，鞑靼回番族类稠。形容如猪狗，性心似马牛。语出不离球，礼貌何谈周，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因此上把礼义廉耻一笔勾。

不难看出，陕北《七笔勾》是对西藏《七笔勾》的“致敬”。王沛棻既是进士，又曾在帝都翰林院研习，其知识的广博度和对帝王轶事的了解度理应高于举人黄泽厚，相较更具“创作条件”。‍

三

两相结合，陕北《七笔勾》的作者更可能是王沛棻。那么他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创作该诗的呢？

记述较完整、较早成文并有较大影响的，或许还是姚老先生那篇《三边在李季心里——兼古今小考》（1980年）。虽然该文错把“王培棻”当作“王沛棻”，但所叙事迹均采自民间传说，民间不会计较一个音近形近字的写法，想来这个传说实属于王沛棻。

文章称主和派王沛棻奉皇命巡视三边，了解教堂侵占土地事。王以边塞荒凉为由写下《七笔勾》主张割地求和，导致群情激奋。靖边县令丁锡奎等专赴西安告御状，王被彻查，后贬为地方县令。姚老先生后来两篇文章行文比这篇谨慎，不再称王沛棻为陕西巡抚，仅是翰林院学士，交叉入黄泽厚，但故事梗概不变。其他文章包括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中涉及的《七笔勾》故事片段，都脱胎于此。

姚先生三篇文章对民间传说的采撷和细节上的变更，实际上意味着陕北民间对王沛棻创作《七笔勾》前因后果的记忆是模糊的，存在加工臆造的可能。

称王为陕西巡抚，错误太明显，1900年左右的陕西巡抚先后是魏光寿和升允。所谓王沛棻奉皇命巡视三边、卷入“三边”教案一事，也不大能站得住脚。教案背后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在1900年左右是支持至少是默许的。若王沛棻是在1900年之前赴“三边”调查，他的所谓主和派背景显得不合时宜，且相对于地缘更近、祸害更烈、影响更广的山东、河北、天津等地教案，“三边”教案最终死亡教士一人、教民五六人，不足以让皇帝亲派大臣调查。在1900年之后，时间又太仓促，因为国内战事发展太快。慈禧1900年6月宣战，8月出逃西安，不过两月。从1900年8月“三边”义和团攻打教堂到次年5月签订赔款条约，时局瞬息万变，哪容细查？

古代大臣向皇帝呈奏的文书类别多，规则繁，用语庄重。而《七笔勾》轻佻粗俗，多口语。称王沛棻在公文中作诗，已经让人匪夷所思。至于靖边县令丁锡奎等专赴西安告御状，近乎小说家言了。丁锡奎1896年任职靖边，四年后调任韩城知县，1901年因田赋事怀疑龙门书院师生背后怂恿，杖责监生，激起民愤。农民到县衙上交农具“罢田不耕”，丁最后被迫解职。（须作说明的是，丁锡奎亦是进士出身，擅诗文，有政才，在靖边很受百姓爱戴。任职文风很盛的韩城时，当地士子对其才华也无不钦服。1902年黯然离开，或许有其他原因。）让丁县令抽空在卸任前夕——放下民怨沸腾的教案事，为了王沛棻的一首诗抛下政务——下西安告御状，先不说焦头烂额的慈禧有无空闲接见，单看日程安排，已可以用“争分夺秒”来形容了。而王沛棻又是1904年才到靖边，隔了三年才“被贬”，能起到平息众怒的作用吗？

且王沛棻“被贬”之地为靖边，靖边就属于“三边”。若王沛棻因“三边”事上疏不当，被贬回教案发生地取代弹劾他的前任县令，太不合情理。退一步说，若王沛棻是因《七笔勾》讽刺陕北，罪有应得被贬至靖边，这不侧面说明靖边就属蛮荒之地？

因此，陕北民间盛传的王沛棻卷入教案、上疏用诗、因诗获罪，都不大成立。或许，《七笔勾》仅是自认为怀才不遇的王沛棻，恰好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心灰意冷来到陕北后的牢骚之作。后人点染附会，才有了“大快人心”的传说。‍

来源：各界杂志2019年第11期

作者：冉思尧

监制：田东锋

审核：刘 菁

责编：李 旌

编辑：史 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