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岁末，“王啸峰小说集《通古斯记忆》（1）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与文学史上发生的大概率事件相比，这次研讨会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为过去能够把这样的小说文本进行细读的人甚少。

说实话，过去我还从未读过王啸峰的小说，会议前几天的匆匆阅读，让我对这本小说集里的许多篇什产生了浓厚兴趣。不是因为小说故事情节吸引了我，而是它的创作方法和形式，激发了我对40年来文学史的联想。

甫一拿到此书，红黄蓝三原色的封面色调，以及占据画面中央的三双人腿，让我感到不舒适。它产生的现代视觉冲击力，明显带有毕加索及“野兽派”的艺术风格，这并不是我喜欢的绘画风格。这种风格和作品的内容表达是否契合呢？读完全部小说，我觉得王啸峰与现今大部分同龄作家的作品是不搭调的。在阅读完这本书后，我便顿悟出张子林美编是聪慧灵敏的。他读懂了小说形式内容的表达，其画面构图的确与这个充满亦真亦幻的“后先锋”风格相契合，凸显出“孤篇盖全唐”的领衔之作《通古斯记忆》的灵魂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改变了我原先认为封面设计与内容不搭界的艺术偏见。

“通古斯”也许有多义的词根和词义，我却更相信这是鄂温克族带有贬义的一个词语，因为它通向了小说主题表达和日常叙事需求——青春的记忆中梦幻和真实的场景交织在一起所构成的痛苦意象，这既是内容又是形式的表达。

《通古斯记忆》是有别于其他“70后”作家写作风格的作品。当然，他的大部分小说风格也还是与“70后”作家相近。虽然王啸峰是1969年12月出生的，也勉强算作“70后”作家吧，但是他的小说却更带有1980年代“先锋小说”创作形式和手法的“胎记”，其实验性胜于其他“70后”小说家。

于是，我把《通古斯记忆》定性为一篇具有“后先锋”意味的小说创作范本。理由是，它的“后现代”“心理分析”“虚构与非虚构”“诗性化”特征明显与1980年代的“前先锋”拉开了距离，贴上与同时代许多作家不一样的创作徽标。

无疑，40年过去了，在“先锋派”小说家们消逝与停滞了30多年后的创作语境中，我们突然看到当年那种小说创作形式与方法的影像，仿佛看到“现代派”归来的身影，倏然就有一种沧海桑田之感。想当年，“先锋小说”像海绵一样吸收了大量西方现代小说创作方法技巧后，便匆匆忙忙上阵，套用和模仿西方“现代派”积累了近200年的各种各样的小说玩法。尤其是拉美“爆炸后文学”历经100年登顶世界文学巅峰的吸引力，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成为“先锋小说”教科书般的经典作品，这些让“先锋文学”的年轻一代作者有了狂欢的欲望。一时间，准确地说，应该是1984年至1990年初，从“先锋小说”因刘索拉的作品爆红文坛，到“先锋小说”诸神走下文坛，不足10年。随着苏童、余华等“先锋作家”的创作方法转型，“先锋文学”昙花一现，它在百年文学史上犹如一道流星划过的光芒，瞬间就消逝了，但它给后来的小说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王啸峰是否就是“先锋小说”的后来人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了《通古斯记忆》的阅读。

无疑，王啸峰的《通古斯记忆》局部继承了“先锋小说”传统，但并非复制“前先锋”的全部创作方法和形式技巧，而是融进了新的描写元素。

时代的文化和文学语境变了，当我们40年前拼命发掘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西方文化提倡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时，孰料“后现代性”又铺天盖地席卷中国大地，商品文化的巨浪也让中国小说创作找不到出路。然而，许多作家都在沉默中思考，尤其是“70后”作家，他们在小说创作是皈依先锋还是坚守传统的十字路口彷徨、徘徊，苦于还拿不出可以震撼文坛的作品，就被“80后”作家掀起的后浪冲上了沙滩。当然，“70后”作家也有一些成功者，可是历史大潮的浪头却是无情地席卷了这一代无地彷徨的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啸峰这篇不起眼的《通古斯记忆》却让我看到了一丝“后现代”后的“后先锋小说”创作的微光。由此，解剖这只“麻雀”的意义，就有了文学史的价值。

首先，小说叙事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是40年前“先锋派”小说大跳跃、任意割裂的叙事状态，在虚构和非虚构的叙述空间中跳舞，情节和细节的碎片化处理，以及打破小说叙述链条的惯用技法。虽然这些叙述特征还出现在《通古斯记忆》中，但在打破叙述的跳跃性，破坏传统小说空间转换的逻辑性上，作者还是有所节制。这就是与“前先锋小说”的相异之处——保留了小说基本的叙事逻辑性，其先决条件是让一般读者能够读懂小说基本内容。从这一点上说，小说修正的就是“前先锋小说”失败的症候——一个失去广大读者的作品无论作家再怎样精心营造艺术“迷宫”，也无法进入现代阅读市场。

过去，我们总是将通俗小说从新文学中排除，让小说走向小众，拒绝艺术商业化的“平庸”，但这恰恰就是反“现代性”的价值观。所以，五四文学的先驱者们将小说的通俗化打入“另册”是五四文学史上的巨大错误，也是“启蒙大众”和“大众启蒙”失败的原因之一。允许小众，更不能拒绝大众，这才是文学作品的第四维空间。

我不知道王啸峰有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但《通古斯记忆》告诉我们，小说的叙事结构不完全切断叙述逻辑链的做法，无形中让更多的读者能够理解小说通过叙述艺术方式来表达思想内涵的目的。

其次，《通古斯记忆》是在亦真亦幻的叙述过程中完成对故事和人物的描写，其中最有看点的是意象描写。表面上看，小说场景是极其写实的，但人物、语言背后却潜藏着艺术张力形式下后现代语境亦真亦幻的描写元素。

意象描写的暗示性是现代派叙述艺术的滥觞，象征主义不仅属于诗歌表达的意境，同时也是小说和戏剧现代性艺术描写的归属。从“现代派”梅特林克的《青鸟》开始，意象就渗透在叙事文学文本中。王啸峰是诗人，他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但凡《通古斯记忆》中写到爱情场景时，那朵作为意象的“瑞香花”就盛开了。这绝不是小说抒情的闲笔，而是触及小说人物灵魂的一把解剖刀，凸显的是人类无法面对现实生活困境时思想的彷徨。

那个屡屡出现的“红色外套”，作为一个标志性意象，甚至最后又复现于小说结尾。这让我陷入沉思——这分明就是现代象征主义艺术作品“无主题变奏”的表达方式，但它也让我们进入主题多义阐释的无限空间。这就是超越通常现代艺术忽视小说主题表达的写法，或许，正是这样的叙述方式，更能够赢得多数有文化的读者。时代变了，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把那个隐含的读者也作为作品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部分，也算是后现代文学语境中的一种文学策略吧。这个“红色外套”成为《通古斯记忆》的一个叙述圈套。它不仅是整篇小说故事情节的一个装饰性“外套”，而且也是小说要表达的一个“文眼”或“诗眼”——叙述者“我”和小说女主人公马丽丽共同钻进了青春期的心理梦幻的“套”中。小说在碎片化的描写中，完成了诗性的、迷茫惆怅的主题表达——“父亲在光亮中微笑。那微笑使光更加暖和。父亲与光融为一体。他真的走了”，这表现了小说的诗性主题。既是小说主人公又是小说叙述者的马丽丽说出的最后一句结束语“给我做一件红色的外套吧”，无疑是画龙点睛的主题阐释，同时也是一种对人性的放大和透视，由此产生的小说“复调”意味就凸显出来。它让读者在看似平淡日常的生活琐碎叙事中，看到了一种开放的艺术空间的诗意内涵及其表现技巧。

无疑，小说亦真亦幻的双重悖论中的叙事结构，让荒诞的梦幻情景与逼真的生活细节描写交织在一起，让读者钻进一个恍惚的叙述圈套里。那种试图从叙述结局中爬出来，寻找出生活真相和结局的传统阅读期待，就被小说多义性诠释的空间艺术效果消弭了。于是，现代派小说的荒诞叙述元素就进入了叙述的伏击圈。

再次，当我们看到作品出现“犯罪案件”描写时，就不用奇怪了，因为案件和警察的浮现往往是“前先锋小说”不可或缺的描写道具，是“前先锋小说”惯用的伎俩，它使小说始终保持着叙述的张力——这就是小说的“悬疑性”给小说读者带来的“阅读期待”，与传统小说中设置的那种悬念是不一样的。在“先锋小说”中，“悬疑”只是起到一个装饰性的作用，也许其“悬疑”结局与小说故事并无决定性关联，也许结局就是一个让人无法解惑的谜团，也许它就是一个荒诞无解的梦魇。这种手法在《通古斯记忆》中也被部分运用了，但与“前先锋小说”不同的地方是，作品没有让故事坠入无边空洞谜团的叙述陷阱，而是让作品的“悬疑性”进入小说故事和人物真实生活叙述中。这就让读者不再有更多的阅读障碍，从而保证了阅读的流畅性，消弭了停下来进行猜谜思考的“慢阅读”的可能。因为读者并不是哲学家，并不想在小说中寻找到深奥的哲学答案。这无疑是吸取了“前先锋小说”在上个世纪失败的历史教训，并有所超越。

当“白日梦”式的心理描写被加进一个充满梦幻色彩的诗化小说时，王啸峰试图用一场青春的梦来建构自己的小说体系，让小说充分展现出朦胧的潜意识和无意识，这也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元素进入小说领域的一种表征。

最后，小说的诗化语言也极具特色，小说虽使用日常生活语言，却让人读出了诗的韵味，比如一句“春风甜得发腻”就用通感的艺术手法，写出了诗化的语境和人物的心理。

从对《通古斯记忆》的阅读，我想到的是当下的小说创作，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如何突破程式化、模式化和概念化的普遍问题。

“前先锋小说”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商品化大潮下，不得不竖起了一片降幡？有的作者从此在文坛无奈消失了；识时务者认清形势，在迅速突围中开始自我放逐，在形式转型过程中获得最大红利。这些识时务者落地生根——他们没有丢盔弃甲，他们重新找回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后，部分保留了现代主义的形式技巧，扔掉的是难懂的技巧形式，获得的是最广大的读者。他们之所以明智地选择了后者，是因为他们知道个人无法阻挡中国历史的巨轮进入消费文化和文学的港湾，作品一旦失去市场和消费者，没有了读者，再高明的作者也难以生存。所以，苏童和余华冲锋在前，他们的形式转换充分说明了文学不能脱离时代语境的真谛。余华转型后的长篇小说《活着》，可以让他在文学史上活几辈子，因为这不仅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胜利，更是众多拥趸推举的结果。

“后先锋小说”在“70后”作家中也有许多探索者，比如李浩和一些零零星星的作家，但是为什么不能引起文坛的共鸣，甚至连专业性阅读者也寥若晨星？诚然，这是中国文坛的悲哀，“探求者”是勇敢者，但市场不认可。虽然如此，形式主义的探索不会因市场而停顿。于是，我们就得反思。我想到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1.诗性化的小说能否再次“复活”，它是否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

2.什么是虚构，什么是非虚构，什么是变形的虚构？这是理论家必须在小说文本阅读中梳理、提炼出来的形式范式。

3.如何营造小说的情境，其亦真亦幻的描写元素可否再次成为一种形式，进入小说的叙事情境结构?

4.人物塑造的心理幻化可否成为形式主义与现实世界沟通的新形式？比如像《通古斯记忆》中的女主人公马丽丽就是这样的“复调”人物。“复调小说”不仅是在故事情节叙述中，还是人物进入情境中的创新形式，请给它发放通行证吧！可否让它成为一种“双重悖论式的叙述结构方式”的审美范式？

5.小说实验或小说革命会出现在王啸峰这一代有着历史审美经验和生活阅历的“70后”作家群中吗？

注释：

（1）王啸峰：《通古斯记忆》，北京，作家出版社，2023。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