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李汉秋

　　■演讲人简介：

　　李汉秋，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宣传部原部长。他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国《儒林外史》学会会长，出版研究《儒林外史》等专著20余部。

　　■阅读提示：

　　□《儒林外史》是写知识分子的，特别是写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传统的承载者和传播者，他们的精神状态中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蕴含，可以说知识分子的性格折射着所承载的文化的性格。

　　□事实上，现代大文学家鲁迅、张天翼、何其芳等人，都对《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形象的成功，评价很高。何其芳认为，古典小说创造的人物形象中，够得上“典型”水平的，没多少个，马二先生算得上一个。

　　□马二形象向人们提出尖锐的问题：传统文化和道德，受功利飓风吹袭时，顶得住吗？我的看法是：精神文明建设是系统工程，单靠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当然不够，需要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但它是个基础性资源，而且它本身就可以起到积极良好的作用。

　　书中人物形象的再思考

　　近20年来，尤其近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讲跟传统彻底决裂，现在讲继承优秀文化传统……这样的变化逐渐影响各个方面，有的是自觉有意的，有的是在潜意识中发生作用。一个人观察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过程，都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渗透到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人的思维不是凭空的，是在现有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而现有的文化环境是由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的，我们的思维不能不发生很大变化，对《儒林外史》也是如此。

　　《儒林外史》是写知识分子的，特别是写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传统的承载者和传播者，他们的精神状态中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蕴含，可以说知识分子的性格折射着所承载的文化的性格。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是中国文化的性格，个人人格是形态，文化是内涵。泰纳的名著《艺术哲学》中说：“文学是文化的最早而最优秀的成果。”《儒林外史》中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林林总总地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层层面面，可以说《儒林外史》是一部文化小说，它表现知识分子的心态，透过这种心态折射中国传统文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和发现，必然渗透到《儒林外史》的研究中。现在对于传统，我们更多的是不说“批判继承”，而说“有扬弃地继承”，对优秀传统文化评价很高，我们对《儒林外史》的看法、视角等许多都发生了变化。

　　跟《儒林外史》关系密切的许多文化问题都在再认识。首先是儒家。《儒林外史》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崇尚礼乐仁政。20世纪初的“先锋意识”觉得中国要现代化就一定要打倒“孔家店”，但后来的事实不是这样的，你看亚洲四小龙，他们没有打倒孔家店，没有批判儒家思想，照样实现了社会的现代化。这些就使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考虑了，所以现在对孔子、对儒家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承认了儒家思想有精华，在历史上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对于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作了很高评价。这种对儒家的评价直接关系到对《儒林外史》的评价。

　　《儒林外史》并不是光写范进、周进这种人，也写了很多真儒形象，庄绍光、迟衡山等是真正的儒家，对真儒的形象怎么评价？过去是不敢讲这些人，儒家都被否定了，这些体现儒家思想的真儒不是也该否定么。现在我们回头看，这些真儒形象反映了传统社会中正直知识分子的精神探求。我觉得《儒林外史》中隐括全书的王冕形象、庄绍光形象，都是按照孟子思想来塑造的。

　　四书五经，也曾经被我们视为封建落后文化的代表，属于“扫荡”之列。尊孔读经是过去时代一再批判的，现在则出现了“国学热”，有称四书五经为“永恒的经典”，提倡读经诵经。我们要承认四书五经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并不是应该扫荡的糟粕，其中有许多精华，应当好好继承和弘扬。《儒林外史》中科举制度都是以四书五经为教材，以朱熹的解读为答案标准的。现在科学地对待这些儒家经典，也必然影响到对《儒林外史》的认识。对《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形象的评价就是一例。

　　事实上，现代大文学家鲁迅、张天翼、何其芳等人，都对《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形象的成功，评价很高。何其芳认为，古典小说创造的人物形象中，够得上“典型”水平的，没多少个，马二先生算得上一个。张天翼是现代小说家，在1942年发表过一篇3万字的论文专门分析马二，他的创作如《华威先生》、《包氏父子》都深受《儒林外史》的影响。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被称为“现代《儒林外史》”。

　　马二先生是儒家思想的虔诚信徒，过去，包括我自己，不去正面阐发儒家思想在塑造人格方面的积极作用，总把马二的熟悉《春秋》《中庸》，崇尚孝道，开口《孝经》，闭口“曾子”，当作封建说教，当作腐臭道理。没看到，正由于他真把儒家思想，包括立身做人的一些积极因素，溶入血液，所以为人诚朴、宅心仁厚。乡村青年匡二（匡超人）流落杭州，他萍水相逢，资助匡二返乡，极其慷慨。匡二说只要借一两银子作盘缠，他却拿出十倍，连路上御寒衣物、回乡后营生之资都奉送。还携着手，一直送到江船上，看着上了船，才辞别。匡二“接了衣裳、银子，两泪交流道：‘蒙先生这般相爱，我匡迥何以为报！’”

　　他自己一直清贫自守，甚至食不果腹，而见到蘧公孙有难，虽是初交，却仗义相助，不惜一下子掏出辛苦得来的所有收入九十几两银子，罄囊为之销赃免祸，这样的“血心为朋友”，确乎颇有“古君子”之风；对洪憨仙，他明知受骗，却本着忠恕之道，仍捐资为之装殓、送殡。真不愧是“有意气、有肝胆”的“正人君子”。他即使几十年科场不利，也既不走歪门邪道，也不搞投机取巧，一丝不苟地秉承正宗衣钵，恪守制艺的真精神。他操选政“批文章”（选中式的八股文加以批点评说）极其认真严肃，一丝不苟，“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既不肯误人子弟，又“不肯自己坏了名”，高度认真负责。所以“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肯为牟利的书商赶时间粗制滥造，不肯为商业利益而放松学术操守，表现了淳儒的诚笃秉性。而由他引入举业的匡超人，没有足够的儒学学养，根性未稳，被商品市场的风气所熏染，成为牟利书商的合伙人，为“趋利”而不讲学术责任心，初学“批文章”，他拿起来就“一日搭半夜，总批得七、八十篇”。批文老手马二需要两个多月的工作量，这个匡二“屈指六日之内，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又摭拾席间议论选政的一些话，“敷衍起来，做了个序文”，变成自己的见解，用以指导士子。如此剽窃加滥造的作品，居然投合市场口味。匡二成了畅销书的名家。文品是人品的有机部分，匡二反衬出马二不随浊风俯仰的敦厚拙朴品性。巧人乖人会讥其迂拙，贤人君子会悯其朴厚。

　　选择什么样的视角读《儒林外史》？

　　每个时代总是从自己时代的兴奋点去感受古典文学，解读角度同样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的新潮流中，胡适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评《儒林外史》，就从反封建、反对科举制度的角度，认为《儒林外史》全书的宗旨就是批评八股科举制度。我们在破坏一个旧制度的时候，能够从制度层面进行批判就是高级的批判，所以这个说法影响了以后几十年的研究。

　　现在让我们用中庸的态度，用平常的心态来看科举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科举，就是通过一定科目的考试举拔人才、充任官吏。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在隋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九品官人法，选拔任用官吏专重门第、身份，也就是血统，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

　　隋唐时出现了科举制度，不按门第，而按科目考试的成绩来举拔人才，这是历史的大进步：其一，至少在逻辑上肯定了知识、学问的价值高于贵族的世袭身份，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知识学问的地位。其二，科举考试对全社会所有等级开放，像马二那样的穷读书人也可以参加，各等级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等级地位，挤入上层社会，甚至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挤入统治集团。“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在逻辑上打破了世族地主对封建政权的绝对垄断，在理论上承认在考试面前、在学问面前人人平等。其三，汉代实行过察举制度，由州郡根据“乡曲”的舆论来推荐。有点像“文革”中实行的推荐工农兵大学生，这种举荐从理论上可以避免一考定终身，但是举荐需要有很好的外部条件：公正的社会环境、健全的地方行政制度、正直的执行官吏等等。这些条件不具备，如果被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所左右，结果更不公平。相比较之下，考试还是相对最合理、最公平的办法，只要做得好。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欧洲传教士发现后大加赞赏，19世纪前后英国人学会了考试，后来传到其他国家。当然，世界上任何制度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没有绝对的好，科举制度有许多弊端，特别是到了明清被套上僵硬的八股制艺的躯壳，成了八股科举，问题就更大了。它是为封建帝制服务的，随着封建帝制而终结，但考试这种办法本身并没有终结而继续下来。只要有考试，就必然有优胜劣汰，有侥幸有失落，有周进、范进式的心态。我们需要采取其他办法措施来减轻其负面影响，而不是否定考试本身。

　　熟悉文化的同志都知道，文化从表层面到深层面，由表及里依次为器物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精神文化层面。八股科举制度就属于制度文化层面。相对而言，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政治文化变化比较快，而精神文化更深入也更持久，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深入到人心人性的细微微妙之处。伟大的作品不仅仅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深刻方面，而且其中蕴含着人类及其社会的某些恒久起作用的因素，包括对人性的深度解剖和表现，对生命意趣的探索和追求，因此虽然时过境迁，政治制度变化之后，或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中，仍然能触动人的心灵，仍然有生命力。《儒林外史》如果仅仅是反科举，那么，在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年后的今天，可品味的价值就低多了。

　　有些作家的思维感受生活的能力，不是仅仅停留在政治和需要上，而是有更深入的追求，感受更深的人生内容，那么他写的作品就不会停留在表层。如果不从科举制度的角度来考察《儒林外史》，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考察呢？我想从这个角度：利益驱动的正负效应。

　　唯物史观有条重要的原则：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因此，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个阶段，在物质极大丰富、人们可以各取所需之前，利益驱动都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杠杆。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要经过很长阶段的有剥削有阶级有等级的社会，要等到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以后，才能过渡到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不需要利益驱动的社会。那么，是不是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都无所作为，只能任凭贫富悬殊呢？不是的。现阶段还是能有所作为的。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说不怕东西少，就怕不平均。现在说“不患不均，而患不公”，说不怕不均等，比如有人一个月拿一万，有人只拿三千，承认这是客观事实；但是怕不公正，要按照公正的程序来平等竞争，大家依法而行公平竞争。

　　利益驱动不能废止，它是一把双刃剑，一边有好处，一边受伤，有明显的正面效应，也有很多明显的负面效应。历史上出现的许多事情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没有绝对好的制度。比如推荐和考试，考试就绝对好么？不是的，也有很多弊病。推荐就绝对坏么？也不见得，如果外部条件很好的话，推荐也有相对的合理性。

　　利益驱动从正面来说，对人起激励作用，提高效率，发挥个人积极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又产生负面效应，人们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如果没有掌握好自己，追名逐利时就容易失去心理平衡，会造成人格分裂或歪曲，造成人性的异化，就会引发种种的人格堕落。

　　利益驱动对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是功名富贵驱动，功名富贵是个集合概念，它的核心就是做官，有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就又贵又富。在《儒林外史》的时代，攫取功名富贵的起步阶梯是科举考试，因此人性的种种弱点也围绕着如何对待科举考试而充分曝光，反过来说，不是只有科举考试才产生相应的弱点，在不以科举取仕的时代，人性的相应弱点也会围绕着那时代攫取功名富贵的制度和机制而暴露。利益驱动的具体机制会因时代而异，但暴露出来的人性弱点却是相通甚至相同的，因此，只要对科举下的人性解剖得深刻，仍然可以对其他时代起镜鉴作用。

　　《儒林外史》写得深刻的就是写到精神现象，深入到精神文化的层面。精神现象有肯定性的，有否定性的。对马二这个人物，就是既有肯定性的，又有否定性的。

　　马二一出场就对举业作了贯古通今的宏论：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鲁迅称赞这段议论“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1942年张天翼俏皮地设想，如果马二先生在现代，就会说“……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留洋。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的宣讲，精辟地道出了选拔功令对知识分子所起的指挥棒的作用，他毫无讳饰地讲出了老实话：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样的举业，就做什么样的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科学、是否合理，那他是根本不去想的。他创造性地把宋真宗的“劝学”诗与当时的八股文章结合起来，到处宣传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他说的“文章”就是八股文，他就是专门选每次考试的中式文章，加以批评，作为范文，让考生模仿，功能与现在范文讲评之类相近。在他看来，他的八股选本就是官场的入场券。

　　马二直言不讳地把八股科举的目的讲了出来，他这种思想错在哪里呢？首先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的价值。按照朝廷的功令做举业是做官的唯一正途，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偏狭的。人生的道路很宽广，并不是只有做官才有出路。其次，教育的导向不能太短视、太功利化了。现在我们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能变成应试教育、求职教育。在过分功利的导向下，教育就会被扭曲了，失去原来的意义，走上不健康的道路。《儒林外史》显示出的教训：过分的功利、过分的利益驱动，任何文化、任何教育都会被变形扭曲。这个意义超越了它的时代，它的范围也超出了科举制度。

　　中国古典小说在情节上很讲究“奇”，传奇传奇，非奇不传，像《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草船借箭，《水浒传》里的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等，都以一个传奇性的情节作为核心来演义故事。短篇小说也是这样，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到了近现代特别是欧洲短篇小说，倾向于平淡无奇的情节，把故事性、传奇性冲淡了。我们中国的古典小说发展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时候，“传奇”的色彩也冲淡了，能把非常生活化的情节故事写得逼真、很有味道，但在这个平淡中往往又露出“奇”的因素。

　　《儒林外史》的高明之处就是把非常平淡无奇的生活化描写和一些奇特的情节结合得特别好，使你在看小说时不觉出那些“奇”的色彩。范进中举发疯奇不奇？很奇，但是在大量细节化生活化的描写中，你不觉得他发疯有什么奇怪了，好像很正常似的。

　　马二也有奇的地方。鲁迅特别赞赏马二游西湖一段。我们不详细分析这段，只讲其中的一个情节。在花港御书楼，马二蓦然撞见仁宗皇帝的御书，马二生活在成化以后了，跟仁宗皇帝隔了四五个皇帝了。马二看见前朝皇帝的字迹，他怎么表现的呢？作者写道：

　　马二先生吓了一跳，慌忙整一整头巾，理一理宝蓝直裰，在靴桶内拿出一把扇子来当了笏板，恭恭敬敬，朝着楼上扬尘舞蹈，拜了五拜。

　　吴敬梓在这里是明显地调侃马二。评点家天目山樵也在这里调侃地让马二念念有词地说：“历考一等案首，臣马纯上见驾，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里由不和谐构成的可笑是多重的：第一，他面对的只是前朝皇帝写的字，并非皇帝本人，而他就像当面朝圣一般跪拜如仪。第二，他是爬不上金銮殿的穷秀才，但却俨然像朝廷大臣一样，整冠带，秉笏板，仿佛真的在面君参拜，扬尘舞蹈。第三，他的官帽不过是又破又旧的秀才头巾，他的官服不过是褴褛不堪的长布衫，他的笏板不过是靴桶里拔出来的一把纸扇。他仿佛是“过家家”的三岁孩童，一本正经地玩着面君的游戏；可事实上他已年过半百，而且是著名选家，他如此诚惶诚恐地行着叩见大礼，就显得越发不和谐。他的姿势是那样僵硬机械、滑稽可笑，具有很强的喜剧性特征；他的动作是那样习惯成自然地熟练，那都是他在幻想中演习过多少次而没有机会实践的君臣大礼，此时突然遇到行礼的因由，他便如白日做梦一般施行了起来。这个情节把马二一天到晚就想着通过科举考上做官的心理展现了出来。“拜毕起来，定一定神”，终于回到了现实，“照旧在茶桌子上坐下”。在幻觉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中又包含着多少凄怆和悲哀!

　　这是在没做官的时候，如果得意了呢？请看受马二启蒙的匡二：当原本孝悌敦睦的乡村青年一步步堕入名利场时，也同时一步步蜕变为无才缺德的小人：当枪手、造假证、停妻再娶，无所不为。匡二的堕落宣告马二教育道路的破产。这对马二是不小的讽刺。

　　吴敬梓对马二忠厚诚笃的君子风是赞许的，而对其功利心和迂腐气是嘲讽的。前者说明他本来可以是有价值的人，后者表现他实际上已成为无价值的人，撕破无价值的，具有喜剧性，是对八股功利的批判；原有的价值被损伤，又具有悲剧性，也是对八股功利的批判。喜剧性和悲剧性的融合，表现了作者对这个人物典型意义的深刻把握。

　　马二形象的向人们提出尖锐的问题：传统文化和道德，受功利飓风吹袭时，顶得住吗？我的看法是：精神文明建设是系统工程，单靠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当然不够，需要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但它是个基础性资源，而且它本身就可以起到积极良好的作用。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