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学”与“浙东学派”名称的缘起

　　浙东学派，或称浙学、浙东学术，名虽不同，义亦有异，但数名同出一源，本质涵义一致，指的是起源于古浙大地而分支别流于宋明以迄现代浙江的学术脉络与学术流派。就诸名称所特指的地域而言，最早提出“浙学”概念的朱熹是指南宋时期以永嘉陈傅良、叶适、永康陈亮、金华吕祖谦为代表的小浙东儒学，明代刘麟长编著的《浙学宗传》所谓浙学是指南宋陈亮、叶适至明代阳明学派所代表的大浙东儒学；清代黄宗羲、章学诚所谓“浙东学派”或“浙东学术”则主要指上起王阳明、刘宗周，下至黄宗羲以及万斯同、万斯大为代表的宁波、绍兴地区的小浙东经史之学，清儒全祖望所谓“浙学”则涵盖了包括浙东浙西在内的几乎整个浙江地区的经史学派。

　　就名称的起源而言，“浙学”之名出现最早，“浙东学派”次之，“浙东学术”又次之。

　　“浙学”的概念在距今七百多年的南宋时代已经出现，比“浙东学派”的概念要早出现四百多年。据学者考证，“浙学”概念最早是由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讲学(55岁)时提出的。但朱熹是站在批评角度评论“浙学”的。他说“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江西(指陆九渊)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这就将“浙学”与“功利”混为一谈了。到明末浙江提学副使刘鳞长编撰《浙学宗传》，乃以阳明学派为主兼及朱子、象山门人及陈亮等，虽然所录不全是浙人，但他从正面肯定了“浙学”及其传人。清代大儒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叙录》中更是多次使用“浙学”一词概括宋元时期浙江儒学的源流、特色和风格。如称“浙学之盛”“浙学之中兴”“拳拳浙学之意”等，都是从正面肯定“浙学”的。

　　“浙东学派”的名称，最早是明史馆臣对明代王阳明以后的浙江学术传承的一种泛指。首见于《明史》监修总裁官徐乾学、徐元文兄弟在康熙十八年(1679)撰写的《修史条议》，曰：“阳明生于浙东，而浙东学派最多流弊，王龙溪辈皆信心自得，不加防检。”可见，徐乾学、徐元文笔下的“浙东学派”，是对王阳明以后的浙江学术传承的一种泛指(侧重“浙中王学”)。黄宗羲看到这个《修史条议》后，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批评了所谓“浙东学派最多流弊”之说。他说：“顷有传《修史条约》‘理学’四款。其三言‘浙东学派最多流弊’。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王阳明)而始大明。逮及先师蕺山(刘宗周)，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无乃刻乎！”显然，黄宗羲在这里正面肯定了“浙东学派”的学术功绩及其传承。但黄宗羲所说的“浙东学派”，是指明初以来绍兴、宁波地区的浙东学脉(实际上是指学术统绪)，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派。他是将姚江之学(阳明学)和蕺山之学一起归入于浙东学派的。

　　但黄宗羲之后，堪称“梨洲私淑”的全祖望则不讲“浙东学派”而屡屡称誉“浙学”，使用“拳拳浙学之心”“浙学之强盛”“浙学之中兴”等概念，而崇奉黄宗羲并著有《浙东学术》名篇的章学诚则梳理了清代浙东学派的传承系统，从而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浙东学者对上述诸名称的不同理解和思想阐释。到了清末梁启超开始重拾“浙东学派”概念，并明确强调该学派是由黄宗羲开创、其弟子万斯大、万斯同为骨干的“浙东史学派”，继而何炳松著书《浙东学派溯源》，将北宋以来永嘉、永康、金华等浙东地区之学视为“浙东史学”以至近现代学者如陈训慈、杜维运等学者论浙江学术思想史时，大多采用“浙东史学”或“浙东学术”的概念而鲜用“浙学”概念。

　　二、浙东学派的演变脉络

　　(一)北宋浙学

　　严格地说，北宋时期还没有形成完整意义的、有公认领袖、有统一宗旨、有学术传人的“浙东学派”。但已经形成了有地域特色的学术群体，因此可以说是“有浙学而无浙东学派”。例如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安定先生胡瑗虽是江苏人，但长期在湖州讲学，《宋史·儒林传》记曰：胡瑗因范仲淹荐，“白衣對崇政殿”，又“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严师弟子之礼……从之游者常数百人。庆历中，兴太学，下湖州取其法著为令。……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全祖望所撰《宋元学案·士刘诸儒学案叙录》称“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在《周许诸儒学案叙录》中称“浙学之盛，实始于此(指永嘉九先生)”，可见胡瑗在湖州讲学影响颇大，俨然已形成了湖州学派。其他明州杨、杜五子又称“庆历五先生”、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也出于北宋，故浙学在北宋虽未蔚为大观，然已大体成型了。他们对南宋浙东学派的形成起了先导性作用。

　　(二)南宋浙东学派

　　南宋浙东学派，是浙学的成熟并走向繁荣昌盛时期。应该指出的是：浙东学派并非单一的学派，而是一个时期内分布于浙江地域的多个学派的总称。笔者曾发表多篇文章，论述浙学的狭义、中义、广义之说及其内涵。所谓“狭义浙东学派”或仅指南宋浙东学派(含永嘉、永康之学、金华婺学和四明陆学)，或仅指清代黄宗羲开创的浙东经史学派(梨洲学派)。所谓“广义浙东学派”，则将北宋永嘉学和明州五子、南宋浙学、明代阳明学(姚江学)、蕺山学、清代梨洲学等都纳入浙东学派之列。笔者倾向于“广义浙东学派”说。

　　“南宋浙东学派”是南宋时期分布于浙东地区的各派儒学。如果说，浙学在汉唐时期尚处在个体成长而无群体学派的话，那么到两宋时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就出现学术蜂起、学派林立的繁荣局面了。南宋王朝虽然偏处江南，但在政治上相对比较开明，这为浙学的多元创新发展铺平了道路，从而出现了南宋浙东学派兴盛发展的局面。

　　南宋浙东学派主要有四派：一是由北宋永嘉九先生传承下来的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功利之学，该学派的特色是建立了独树一帜的“经制之学”，批评了空谈道义不讲功利的弊端，坚持了“崇义以养利”(叶适语)的义利统一方向。二是由陈亮代表的永康事功之学。一般都以陈亮为“永康学派”，但陈亮之学属于浙学，因他既无师承，也无著名弟子，构不成学派，应称“永康之学”为宜。其学崇尚事功、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朱熹惜其才而斥其学，曰“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三是以吕祖谦、祖俭兄弟为代表的金华婺学。婺学的最大特色是折衷朱陆、包容多元。但吕祖谦也很讲求“实学”，写下“愿将实学酬天造”的诗句，提出了“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东莱集·大学策问》)的政策建言。四是浙东明州(今宁波)以“四明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为代表的心学派，其学传承陆九渊的心本体论，奉孔子“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言为宗旨，传承象山心学，形成了浙东学派经世致用、力行践履的独特品格。

　　(三)明清浙东学派的传承与特色

　　明代浙东学派的最大特色，是形成了以王阳明为首的姚江学派(即阳明心学派)和蕺山学派。至清代，则形成了以黄宗羲为首而绵延至清末的浙东经史学派。

　　明代儒学的时代价值在于从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化以及阳明学在中国广泛传播。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他生于余姚，卒于江西南安，归葬于浙江山阴洪溪乡(今绍兴市柯城区兰亭乡仙霞山)。生前获封新建伯，死后三十八年(1567)，被追赠为新建侯，谥“文成”。曾自号阳明山人，学者称阳明先生。

　　王阳明一生历经磨难，经历了龙场悟道、南赣剿匪、南昌平叛、天泉证道、广西定乱等人生阶段，成就了“立德立言立功”的“真三不朽”业绩，创立了以“良知即天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明德亲民”为主要命题的良知心学，并通过在各地讲学，形成了遍布南北的王门八派。八派之中，有王阳明在浙江讲学形成的“浙中王门”学派。其著名弟子有徐爱、蔡宗兖、朱节、钱德洪、王畿、季本、黄绾、董沄、陆澄、顾应祥、黄宗明、张元冲、程文德、徐用检、万表、王宗沐、张元忭、胡翰以及周汝登、陶望龄、刘塙、唐枢、蔡汝楠、许孚远等。尤以徐爱、钱德洪、王畿、黄绾最为著名。徐爱是王阳明《传习录》上卷的记录者，钱德洪是《王文成全书》的主要整理者，王畿是阳明心学的“利根”传人，黄绾是力促为王阳明平反昭雪的朝廷重臣。

　　刘宗周的“慎独”之学，是浙江阳明后学一大亮点。刘宗周(1578—1645)，字念台，学者称蕺山先生，浙江山阴(今属绍兴市)人。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明亡，绝食殉国。他为官清正敢言，屡被罢斥。所教弟子上千人，著名者有黄宗羲、陈确、董旸、张履祥、毛奇龄、邵廷采、祝渊等，形成了以刘宗周为旗帜的蕺山学派。刘宗周一方面对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给予高度评价，称“(阳明)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但另一方面他对王阳明的良知“四句教”提出了批评与修正，进而提出了他独具特色的以慎独、诚意为宗旨的蕺山之学。广义而言，蕺山学派也属阳明后学之一派。

　　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中论述明清浙东学派的源流时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王阳明)而始大明。……逮及先师蕺山(刘宗周)，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这简明地揭示了以王阳明、刘宗周为核心的明代浙东学派的学术传承。

　　而蕺山弟子黄宗羲，则是明清浙东学派承上启下的人物，诚如章学诚《浙东学术》所言，梨洲氏“上承王(阳明)、刘(蕺山)，下开二万(斯大、斯同)”，创建了宁波、绍兴地区起于清初、迄于清末的“清代浙东学派”。这个学派有领袖、有骨干、有渊源、有传承、有宗旨、有特色。其学术领袖是黄宗羲，学术骨干是黄宗炎、黄百家、万斯大、万斯同、万言、李邺嗣、郑梁、陈夔献、董允瑫、陈訏、邵廷采等，其渊源远绍南宋“浙学”，近承王阳明、刘蕺山，其传承弟子众多，载于《南雷诗文集》者约有三十多人，而下及梨洲后裔、后学如黄璋、黄炳垕、郑性、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王梓材等学人约计数百人。其学术宗旨即黄宗羲所提倡的“经世应务”和“必以力行为工夫”，简称为“力行实学”。

　　黄宗羲的学友与弟子后学都一致尊奉梨洲先生为学术领袖。正如其好友万泰所言：“今日学术文章，当以姚江黄氏为正宗。”黄宗羲本人也在多篇南雷文中记述了由他主导的“甬上讲经会”读经、论经的盛况。说甬上讲经会“搜故家经学之书，与同志讨论得失。……呜呼盛矣!”这个甬上讲经会的成员，即以黄宗羲为领袖的清代浙东学派的主力。其宗旨、学风，则如全祖望所述，强调“以六经为根柢”、“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强调“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简言之，就是明经通史，经世致用。

　　现代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是由近现代学术大师梁启超首先提出的。梁氏在1902年所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浙东学派……其源出于梨洲、季野而尊史，其巨子曰邵二云、全谢山、章实斋。……吾于诸派中，宁尊浙东。”又在1923年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惟蕺山一派独盛……而梨洲影响于后来者尤大。梨洲为清代浙东学派之开创者。”可见梁启超是十分推崇以黄宗羲为首的清代浙东学派的。

　　但梁氏之论却存在一个偏颇，即把这个学派仅仅看作史学流派。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清代学术说：“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顾)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又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此后，学者论及清代浙东学派者，大多受梁氏影响，而称“清代浙东史学”或“浙东史学派”云云。其实，黄宗羲的学术特色是经史并重的。其著作不仅有《明儒学案》《行朝录》一类史学著作，而且有《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授书随笔》一类经学著作。他曾在多篇文章中主张“根柢经史”“会众合一”的“穷经”方法。而其弟子、后学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是兼治经史的。如万斯同，除了《明史稿》《补历代史表》等史学著作外，还有《庙制图考》《群书疑辨》《讲经口授》等经学著作，而其兄万斯大则是著有《经学五书》的著名经学家。全祖望也兼治经史，其名著《经史问答》10卷，即有7卷讲经、3卷论史。这说明黄宗羲及其学派并非偏重史学而是经史并重的。正如近代学者刘师培所论：“浙东学派承南雷黄氏之传，杂治经史百家，不复执一废百。”因此，我们将以黄宗羲为首的清代浙东学派，定位为涵括经学、史学、文学、科学等多个学术领域而以经史之学为主体的学术流派，称之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而非仅称为“清代浙东史学派”。

　　继黄宗羲、全祖望之后，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论述了“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异同，并分析了各自的学术渊源。他称“浙东之学，虽出婺源(朱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又称黄宗羲“上宗王(阳明)、刘(蕺山)，下开二万(万斯大、万斯同)，较之顾氏(亭林)，源远而流长矣”。我们从章氏所述浙东之学的源流与特色看，浙东学派的主流是从南宋浙学、中经明代阳明学派到明清之际的蕺山-梨洲学派，其学术特色是“宗陆(王)而不悖于朱”。

　　三、浙东学派的思想内涵与基本精神

　　(一)浙东学派的思想内涵

　　关于“浙东学派”的思想内涵，我们在前文论缘起与演变脉络时已有涉及。在此再作理论上的解析。简单地说，所谓浙东学派，就是产生、发展、演变于浙东地区并滋养了浙江人文精神传统的学术文化，或曰有浙江特色的人文学术传统。它代表着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人文传统与理性精神，是历代浙江人民精神传统的源头活水。

　　如前所述，所谓“浙东学派”，即发轫于北宋、兴盛于南宋、明、清而以经史之学为主体的浙东儒学。它是多个学术派别兼容并存的学术群体，在其内部，既有宗奉程朱的理学派，也有宗奉陆王的心学派，还有独立于理学、心学之外的事功学派。然而，这个学术群体内部的各家各派，在相互关系上并不是绝对排他、唯我独尊的，而是具有兼容并蓄、和齐同光的风格，体现了某种共同的文化精神——浙江人文精神。

　　关于“浙东学派”的思想内涵，应该作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的“浙东学派”概念，或仅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金华地区的以陈傅良、叶适、陈亮、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事功之学；或单指绍兴、宁波地区以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为核心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东学派”概念即“大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孕育于汉唐、繁荣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现当代的浙江学术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这个“大浙学”或曰“大浙东学派”的概念，是狭义“浙东学派”概念的外延，它涵盖了东汉会稽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魏晋余姚虞氏家族的易学、两宋金华之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四明之学、明代阳明心学、蕺山慎独之学和清代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经学与史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甚至涵盖了有浙江特色的自然科学(如农学、医学、地理学、天文历算学等)传统。当然，“大浙学”的主流，仍然是南宋以来的浙东经史之学。

　　涵盖两浙儒学的“大浙东学派”，在经历千百年的学术磨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浙学”各派共同具有的、以“明道计功、正义谋利、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多元包容”为特色的浙江人文精神传统。这种人文精神传统是从王充到陈亮、叶适、王阳明、黄宗羲、章学诚以至近现代的龚自珍、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马一浮等著名浙江思想家都一致认同并且努力阐扬的浙江文化精神。

　　(二)浙东学派的基本精神与时代价值

　　那么，浙东学派的共同文化精神是什么？其时代价值体现在哪里？我们可以从最能代表浙东学派基本精神的王充、叶适、王阳明、黄宗羲、蔡元培五大思想家的思想宗旨来理解和概括：

　　一是王充的“实事疾妄”精神。我们知道，“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于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但师事班固之父班彪的王充，已经在《论衡》的众多篇章中表达了这一思想。他在《论衡·对作篇》中强调自己的写作宗旨是“《论衡》实事疾妄，无诽谤之辞”。所谓“实事疾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批判虚妄迷信，所体现的是一种求实、批判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后来的浙江思想家如陈亮、叶适、黄宗羲、龚自珍、章太炎、鲁迅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王充的“实事疾妄”方法论，也为我们当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这种既讲道义又敢言功利的思想成了浙江人文精神的一大资源，并成为当代浙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二是叶适的“崇义养利”精神。义利关系是历代思想家都讨论的课题。汉儒董仲舒有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名言，未免有轻视功利之弊。叶适批评此言“疏阔”，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叶适义利观的根本思想是主张“利者义之和”“义者利之本”，即“崇义以养利”的价值观。这种既讲道义又敢言功利的思想成了浙江人文精神的一大资源，并成为当代浙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三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精神。王阳明的“良知心学”，以“知行合一”为立言宗旨，认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并强调“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实际上作出了“知行合一重在行”的论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对于当前正在开展的全民道德教育、干部廉政教育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具有借鉴意义，也有助于当前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多次讲话中强调与阐发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强调“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深刻理解，也揭示了阳明良知心学在当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的时代价值。

　　四是黄宗羲的“经世应务”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参与意识，这在浙学中表现得尤其突出。黄宗羲非常重视浙学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提出了“经世应务”的思想主张，认为“经术所以经世”“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这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典型表述，也正体现了浙学“经世致用”“力行实践”的优良传统。

　　五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在浙东学派传统中历来有一种多元包容、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如王阳明的“折衷朱陆，会通佛老”思想，黄宗羲的“会众合一”主张，章学诚“道并行而不悖”的论述，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到现代的蔡元培当了北京大学校长，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治校方针，形成了北京大学的优良校风，同时也成为浙江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精神动力。

　　以上五位浙东思想家所提炼的人文精神，足以代表“浙东学派”的基本精神，而且已经成为浙江人民自强自立、创业创新的精神支柱。集两宋理学之大成的伟大思想家朱熹，虽然对“浙学”有些误解，但正是他，在浙江淳安瀛山书院山麓的方塘观书论道，创作了千古不朽的《观书有感：咏方塘》名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流淌在我们浙江人血液里的浙学精神，正是广大浙江人民创业创新的精神支柱，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浙江的源头活水！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吴光  (原载《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