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谨记着傅雷的教导去到了波兰，将百分百的精力投入到了钢琴练习中，期待着能在世界大赛中为父争光、为国争光。皇天不负有心人，半年后傅聪就在五年一度的“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这个第三名可不简单，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这种级别的世界钢琴大赛中获奖！不仅如此，傅聪还获得了“玛祖卡大奖”。

今日之下，你已经过了这一道骄傲自满的关，但我始终是中国儒家的门徒，遇到极盛的事，必定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格外郑重、危惧、戒备的感觉……perfection[完美]像水中月、镜中花，始终可望而不可及。但能在某一个阶段求得总体的“完整”或是比较的“完整”，已经很不差了。

傅聪继续留在波兰学习，钢琴技艺更加高超。他和傅雷之间的通信从未中断，频繁时一个月几封，忙碌或身体不好时一两个月一封。在这些信中，傅雷有时与傅聪讨论艺术问题，有时与傅聪讨论人生问题，并时常提醒傅聪不要忘记祖国的培养，要始终保持为国争光的信念。对此，傅聪深表赞同，他在家书中对父母说：

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波兰化的中国人，中国籍的波兰人，但我究竟还是属于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想念祖国，想它美丽的山河，想千千万万从事于正义事业的人们，我感觉到他们就在我身旁，就在我心里。看你们的信，看祖国的书报，处处感到伟大中国的灵魂……

四年的时光重重流淌，傅聪毕业了，按计划应当回国。但是，国内局势突变，许多文艺家都受到了批评，傅雷亦未能幸免。当时，不少朋友劝傅雷主动承认“错误”，像他这样的老艺术家，只要自我批评一下，肯定就能过关。

可傅雷知道自己根本没有错，只是有些话被误解了，因此拒绝自我检讨。他说，检讨不花钱，但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此时的傅雷，犹如一叶飘在水面上的孤舟，一片漂在风雨中的叶子，但却展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伟岸的人格，宁折不弯、坚持本心。

傅聪在波兰留学期间，因为名气比较大，通过演出能有可观的收入，因此生活水平比其他同学要高一些。傅雷还没出事的时候，就有不少同学在生活会上批评傅聪“小资生活”。傅雷出事之后，傅聪埋头苦思了很多天。最终他决定，不和同学一起回国，独自前往英国。

傅聪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如果自己此时回国，那么父子两人很可能要陷入“儿子揭发老子，老子揭发儿子”的悲惨境地；二是如果自己回国，那么很可能被派去深入生活参加劳动，用来弹钢琴的手指头就要废了。刚好，当时在波兰又有位英国教授帮助傅聪去英国，而因为经常要四处演出，傅聪的护照是欧洲通用的。于是他决定，离开自己亲爱的家，离开父母。

在当时的中国，私自出走他国，况且还是敌对阵营（波兰是同一阵营），傅聪还是第一例。当时的傅聪或许没想到，他这个“第一”将给父亲傅雷带来如何沉重的打击。他更加预想不到，他的这个“第一”，将会使父母在未来承受什么样的灾难。

傅聪的这次重大决定，并未与傅雷商量，傅雷是在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一天，老友周煦良受上海作协的委托前来拜访傅雷，经过再三犹豫之后，最终还是对傅雷说出了那个使他难以承受的消息：傅聪，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

那几个字就像一道一道雷轰在了傅雷身上，他呆住了，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许久都说不出一句话。周煦良再三安慰，并告知傅雷“领导已交代，傅聪的事并不会影响到你”，可是这些安慰又如何能缓解傅雷心中巨大的悲伤？此后，傅雷一连好几天没吃饭，也没工作，只是默默咀嚼着自己的悲痛。要知道，傅雷向来极为吝惜时间，从未这样“放纵”过自己。

此后，傅雷有一年多没给傅聪写过信，傅聪也未给傅雷写信，从《傅雷家书》中即可看出这一点。直到1959年11月，傅聪才再次和傅雷联系上。傅聪在信中告诉傅雷，自己虽然出走英国，但始终没有忘记祖国。傅雷欣慰地在信中这样写道：

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你在外做人方面也间接影响到国家民族的荣誉，自爱即所以报答父母，报答国家。

傅聪的母亲朱梅馥则在信中这样写道：你不忘祖国对你的培养，首长们的爱护，坚持你的独立斗争，为了民族自尊心，在外要出人头地、为国争光。

当时傅雷在国内的处境非常不好，出版社不出他的作品，没有稿酬就没有收入。当然，如果傅雷愿意换个名字，出版社还是会出他的书。只是傅雷不愿意，因为如果换名字，就等于承认自己有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傅雷仍一丝不苟地坚持翻译工作，一天也没停下来。更可贵的是，傅雷在给傅聪的家书中从未抱怨过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他一再对傅聪叮嘱的是，祖国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不要做有损国族荣誉的事情，要时刻记着国家……

傅雷渐渐老去了，身上的病痛也越来越多，有时候连给傅聪写信的精力都没有。他曾在信中对傅聪这样说道：人老了当然要百病丛生，衰老只有早晚之别，决无不来之理，你千万别为我担忧。

令傅雷夫妇略感欣慰的是，傅聪在英国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并且有了自己的爱人，她是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之女弥拉。媳妇儿弥拉怀孕之后，傅雷夫妇曾去城隍庙为母子祈福，恰巧看到凌霄花开得极为茂盛，于是给还未出世的孙子取名为“凌霄”。他们多希望，儿子媳妇就在自己身边，多希望能亲手抱抱自己的孙儿啊！

这个消息对于傅雷又是沉重一击，他尽管能明白傅聪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但他的民族自尊心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极大伤害。他一连几个月没有写信给傅聪，尽管傅聪和妻子弥拉、岳父梅纽因都曾给他写信，并且告诉了他凌霄出生的消息。可是，孙儿出生的喜讯，竟然和儿子叛逃的消息叠在一起。最后吗，傅雷还是给傅聪回信了，他说：

亲爱的孩子，几次三番动笔写你的信都没有写成，而几个月的保持沉默也使我魂不守舍，坐立不安。我们从八月到今天的心境简直无法形容。你的处境，你的为难，你的迫不得已的苦衷，我们都深深的体会到，怎么能责怪你呢？可是再彻底的谅解也减除不了我们沉重的心情。民族自尊心受了伤害，非短时期内所能平复……我们比什么时候都更想念你，可是我和妈妈都不敢谈到你；大家都害怕碰到双方的伤口，从而加剧自己的伤口。

1966年8月30日晚，上海音乐学院的一群学生冲入了傅雷家中，开始了大抄家。他们主要是冲着“傅雷家书”而来的，因为傅聪是个“叛逃者”，傅雷长时间与傅聪保持联系，肯定能找出不少罪证。傅聪给傅雷的信大多被抄走了，这便是《傅雷家书》中大多是傅雷写给傅聪的信，而少有傅聪写给傅雷的信的缘故。

9月2日上午10点左右，傅雷夫妇被拉到了大门口，戴上了一顶沉重而屈辱的帽子，被拉到长板凳上……“活动”结束后，傅雷夫妇没有太剧烈的反应，心地善良的他们反倒安慰起了保姆：菊娣，真对不起你，害你受惊！保姆周菊娣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平静。

9月2日晚上吃过晚饭后，朱梅馥为傅雷在书桌上铺开纸笔，随后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丈夫在书桌前写字。这是她最后一次看他奋笔疾书，这也是傅雷最后一次“创作”。傅雷已决定离开这个世界，朱梅馥亦决定随他而去。生不相离，死亦相随。只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啊！

但令许多人感到困惑的是，傅雷在遗书的开头却大骂傅聪为“叛徒”：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其实，傅雷在这两句话中采用的是“反语”。傅雷在新社会仍孜孜不倦地翻译作品，对社会是有价值的，傅雷自己不会不明白这一点，因此所谓“早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句话根本不成立。傅雷这样说，是想用反语的形式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怒以及对时代的控诉！同样，称傅聪为“叛徒”也是如此，傅聪的出走完全是出于无奈，为形势所逼，这在之前的家书中，傅雷就说明过这一点。

远在英国的傅聪得知父母自尽的消息后，既悲痛又自责。他想回去为父母送行，可是他回不去。他默默地躲在房间里，像几年前的傅雷一样独自咀嚼悲痛。外国记者蜂拥而至，他们是别有用心的，希望傅聪能在这个时候说出一些对中国不利的话。但傅聪并没有因为悲痛而失去理智，他始终谨记着傅雷对自己的教导：

对祖国要怀有赤子之心，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历史上受莫名其妙的指责的人不知有多少，连伽利略、伏尔泰、巴尔扎克辈都不免，何况区区我辈！主要还是以君子之心度人，作为借鉴之助，对自己只有好处。老话说得好：是非自有公论，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

阔别中国20年的傅聪，终于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如今的祖国黑白分明，眼光洒满大地，傅聪长久地站在墓碑前，一遍又一遍仔细地看着上面刻着的字。墓碑正面镌刻着《傅雷家书》中的名句：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背面刻着对傅雷和朱梅馥的评价：傅雷，赤子之心，刚正不阿；朱梅馥，宽厚仁义，贤良淑德，与傅雷生则相伴，死亦相随。

之后，傅聪打破了“三不原则”中的“不去台”。他说，他是中国人，海峡对岸也是中国人。他应该去为对岸的同胞演奏，为祖国统一做些贡献。三年后，傅聪受聘为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此后，傅聪多次在国内举办音乐会，每次都叮嘱主办方将他名字前的“英籍”去掉。他希望祖国人民仍将他当做中国人，他希望归队。

傅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被誉为“肖邦作品真正的诠释者”、“钢琴诗人”、“最受欢迎和最有洞察力的莫扎特作品的演奏家”。但他总是想起父母的一生，想起父母对自己的教导，想起父亲给远在异国的自己写的那一封一封信。最后，傅聪用了一句话做总结：父亲是我最好的老师。

事实上，傅雷不仅是傅聪最好的老师，也是广大孩子们最好的老师，也是广大父母们最好的老师，也是广大教师们最好的老师。最后，真心推荐大家阅读《傅雷家书》。只要点下方链接即可得到，价格非常实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