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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这一年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元年。仅仅三年以后，一场真正由中国人主持的考古工作也在信阳西北方的游河镇展开，这批出土文物后来也构成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早期的馆藏藏品。

保护

1923年，信阳县游河镇（今浉河区游河镇）居民在修筑寨墙的过程中，在当地一个叫古城岗的地方意外挖出了大量印有花纹的古砖。这些残存的花纹古砖以及接连不断被人挖掘出的陶器，足以使人们相信这是一处有着一定历史年代的古墓。

由于当地居民对文物保护缺乏足够的认识，导致了墓中遗物“致多损毁，或转售籍博微利”。当吴法鼎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当即联合“本镇绅董禁阻私发古墓”，并同时向教育部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报告情形，恳请他们派遣专业人员“前往采集，以资保古。”①

作为近代中国留法艺术家第一人，吴法鼎是第一位顺利从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毕业的中国学生，1919年回国后他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3年，吴法鼎还在北京发起创办了“古美术保存会”，致力于宣传和研究中国古代美术的艺术价值。

在吴法鼎等绅民的强烈呼吁下，教育部终于在1924年春天派人赴游河镇做古墓的初步调查工作，后却因“该地匪警频闻，行旅戒涂，未获竣事”，为了保证考古人员的人身安全，不久之后教育部通过训令要求河南省教育厅暨信阳县公署对调查古物的工作人员“沿途照料，故得从容，将事往返无虞”。②这些工作有效确保了后续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开展。

发掘

当时，负责游河镇古墓发掘工作的是教育部社会司科员裘善元，顾问董光忠以及美国古物收藏家毕士博（C.W.Bishop）。毕士博因1914年盗取昭陵二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而被人们所熟知，不过后来却日益活跃在中国的考古活动当中。

考古人员先从游河镇一处叫王坟洼的地方开始发掘，相传这里曾是汉淮南王刘安的埋葬之处，尽管没有文字佐证，但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这里不时会因村民耕地而挖出一些古物。地方志中一项针对此地的金石调查中就记载到，民国初年，一些村民就曾先后发掘出“淮南王刘安”、“刘燕之印”和“汉潜长之印”等印文的印章。③

可能是此前被人盗取严重的缘故，在对王坟洼的发掘过程中，“除墓底得大泉五十一枚及铜鼎足一枚外，了无所得。”不过，考古工作者在接下来的搜寻过程中又意外发现了南向一处墓地，并在其中一处疑似祭台的地方“得陶器八件”。④后来经考证，这些文物“悉为若干万年前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遗物，内多各考古家未经见之品。”⑤

大量的古物实质上是在随后一处被称为擂鼓台的地方出土，此地相传是战国时期楚庄王鸣鼓作战的场所，考古人员从其东北面向下发掘，“得石刀、石斧及古陶器数件”，后来又从其西北面向下深一丈八尺处发掘“得大石斧一、残骸数件”。擂鼓台西面的情况稍好些，在整个发掘中探寻出两处古墓，其中编号为甲的墓葬“得磁、鋗、瓦、瓿、铜器等件及五铢钱数十枚”，另一处编号为乙的墓葬“得铁钉、陶器略如甲墓”。⑥

据傅斯年后来的统计，1924年，考古人员在包括王坟洼及擂鼓台在内的区域，一共发掘汉代墓葬三座，所得瓷洗、瓷壶、瓦瓿、瓦罂、人骨、柩钉、五铢钱、四乳鉴、铁镰、铁斧、金环，陶鼎、陶瓿、陶钟、陶瓶、永元十一年墓砖等，连同发掘图片，共计223件。⑦

因为主持此次考古发掘的工作的裘善元曾是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的同事，所以鲁迅后来也得到了裘善元赠送的擂鼓台出土的部分文物拓片。有关于这件事的具体情况，鲁迅后来在其日记中写道，“6月24日，裘子元赠永元十一年断砖拓片一枚，花砖拓片十枚，河南信阳州出，历史博物馆藏。”⑧

▲三国吴•青瓷堆塑人物楼阙魂瓶（南京市江宁区上坊吴墓出土）

在擂鼓台出土的诸多文物当中，最为重要的当属中国首次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青瓷，后来的研究也发现，这些青瓷大都与产于南方地区的青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例如，擂鼓台出土的青瓷，其“敞沿洗口沿下方押印网纹带，整体造型特征与江苏张家山西晋元康七年墓或南京西岗等西晋墓同类作品大体相近。其次，擂鼓台墓出土的青瓷盘口四系罐更与南京赵士冈吴凤凰二年( 273)墓、南京郎家山西晋元康三年墓所出作品一致。”不过，关于擂鼓台墓葬的确切年代，今天的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通过“结合青瓷洗所饰印花网纹带是吴至西晋时期南方青瓷流行的装饰题材，可以肯定擂鼓台所谓汉墓出土青瓷的相对年代应在三国吴末至西晋时期。”⑨

展览

使重要历史文物发展与传承的一种方法就是对他们进行典藏和陈列，入馆保护是最好的方式，尽管现代意义的博物馆早在17世纪后期就已出现，但直到20世纪20、30年代，各类国立、省立博物馆才开始在中国各地大量涌现。

▲游河出土的部分文物插图（[日]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磁史稿》，1943年）

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始于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设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游河镇发掘的200多件文物不久之后就被运抵到这里，并相继陈列在该馆的十余架新制玻璃柜中。1924年8月1日，国立历史博物馆将故宫午门城楼开放，陆续公开预展部分文物，其中信阳游河镇汉墓出土文物、巨鹿故城出土文物及明清档案等被放置在午门东厢，西厢则陈列散氏盘、天龙山石刻及汉魏石经等拓片。⑩

展览吸引了大批民众前往参观，就像当时一位参观者描述的那样，这场展览“既不须入场券，又不限何种人，诚完全公开之展览会也。”因此到场的来宾达8000人以上。除普通参观者之外，还有金石家王国维、傅增湘、邵章、孙壮、金拱北，北京大学古物研究所的沈兼士、马衡、顾颉刚、陈垣以及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翁文灏等十余人到此参观。⑪

从2008年开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按照省文物局要求，对信阳出山店水库水库淹没区展开了前期考古调查、勘探以及发掘等各项文物保护工作。2015年，考古工作人员对信阳游河镇所在的喻湾、卢庄等遗址的考古勘探等发现了大批文物，其中游河片区还发现的南朝时期青瓷片，是信阳地区年代较早且少见的考古发现。巧合的是，游河镇所在的喻湾组恰好位于1923年最初发现汉代古砖的古城岗境内。

参考资料：

①《北京快讯》，《来复》,1924年 ，第302期 ，第9页

②训令第二八八号（五月二十二日）：《令信阳县知事：奉教育部令历史博物馆馆员顾问赴豫调查仰妥为照料由》，《河南教育公报》，1924年，第3卷，第8期

③方廷汉、谢随安修，陈善同纂：《重修信阳县志》卷四《舆地志三·金石》，民国二十五年（1936），汉口：洪兴印书馆铅印本

④⑥《信阳汉冢发掘记》，《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1926年，第1卷，第2期，第1-2页

⑤《信阳古物运京》，《顺天时报》，1924年6月19日（七）

⑦《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⑧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全集2》（创作编 1919-1924），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 2011年，第380页

⑨谢明良：《六朝陶瓷论集》，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9年，第271页

⑩李万万主编：《博物馆的历史：从欧洲原型到本土化发展的中国博物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 2019年，第229页

⑪天豪：《京历史博物馆展览会纪》，《史地学报》，第三卷，第六期，第122页

程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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