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苏琦 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 收录于话题#在基层20#新青年83#非虚构写作86#大学生75#乡村建设1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年《基层传播理论与方法》课程作业，获得“在基层·2020年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奖。

作者 | 苏琦

指导老师 | 张慧瑜

摘要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背景下，河南省信阳郝堂村自2009年开始了一场逆城市化的美丽新乡村基层建设实验。这场乡建实验涉及基层建设、基层治理、基层传播三个方面，并在基层经济模式、基层空间架构、基层组织治理、基层文化传播、基层公共卫生、基层生产活动六个层次探索出了自己的发展路径。既适应了乡村振兴战略，又做到了利民惠民。

关键词：郝堂村；乡村建设；基层传播；基层治理；基层建设

一、郝堂村乡建背景

河南信阳郝堂村，位于河南信阳平桥区五里店镇东南部，面积约16平方千米，地处大别山余脉，依山傍水，自然环境优越。但却因为地理位置偏僻导致经济发展落后，一产二产不够发达兴旺，2009年前村落呈现破败衰弱景象。农田撂荒严重、年轻人口大量外流、卫生环境脏乱、公共基础设施老旧匮乏等，逐渐呈现空心化状态。

转折契机发生在2009年，当时信阳市平桥区政府主办“公民社会与现代思想论坛”，中国乡村规划设计建设院院长李昌平关注到郝堂村，于是便联合北京绿十字公益组织，开启了郝堂可持续发展实验村的建设。

现在的郝堂村

郝堂村的乡建实验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9年至2011年，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以“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内置金融为核心、以“四权统一”( 产权、财权、事权、治权 ) 和“三位一体”( 经济发展、社区建设、社区治理 ) 为主要特征的村社共同体重建实验 。另一阶段是2011年至2013年，著名画家、乡建实践者孙君以“郝堂茶人家”建设为契机、以探索适应逆城市化趋势建设的“三生共赢”模式，即生产生活生态共赢的、农村农业服务业化的新农村建设实验。

二、郝堂村基层乡建实验探索

基层概念有着浓厚的中国特色，在城市指的是街道、社区、各种国有企事业单位，在乡村则是乡镇和村庄，基层更有组织性，也更加强调因时因地制宜。信阳郝堂村的乡村建设是一场以乡为本、以民为本的逆城市化美丽新乡村实验，也是一次因地制宜的基层建设、基层治理、基层传播的成功探索。

1.基层经济模式：探索内置金融合作社

村社内置金融是由李昌平提出的概念，指借既有村社组织的壳,在其内部以金融互助合作为手段重新组织起已经涣散的村民，把现有的空壳村社组织改造成不仅有骨架、而且能造血输血的有力量的农民组织。郝堂村内置金融模式的特点是以农村土地金融为基础、依托乡土熟人社会关系，将村民内部多余的资产收集起来实现更加有效的投资造血和可持续利用。其中，由政府以及村民共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郝堂村夕阳红养老资金合作社是真正应用于基层经济的互助金融机构，在乡建过程中发挥了其重要作用。合作社可以对本村村民和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服务，只需在合作社入股的老人社员担保，一位老人社员担保的资金为5000元，如果金额过大，则需两位老人社员担保。且需土地承包经营权、房屋所有权等农村“五权”进行资产抵押，以此来满足村民信贷需求和降低金融风险。

温铁军主张，政府不应该过多干涉农村经济市场，让市场自由化；政府的职能就是政策与资金支持，从宏观上把握住大方向；建议可以租赁土地以形成规模化经营，农地的私有化不利于大规模农业的发展，并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促成市场化流转；提出农民不仅仅是无知的人，而是振兴农业，拯救农村，乡村建设的主体。郝堂村夕阳红资金合作社在进行基层集体土地流转、集体经济运营方面、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合作社把土地流转出去后，增值收益归集体所有，一方面壮大了集体经济、完善了双层经营体制，而且还会以分红的形式把资金利息给老人，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在土地金融方面，贺雪峰认为“失血”的农村金融的去路是发展郝堂的内置金融模式，解决农村资金大量外流、资金不足的问题。

2.基层空间架构：双重交往空间的塑造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交往空间就是一种社会介质空间，它是时刻联结公众社会中不同角色的媒介。基层传播的媒介特征表现在媒介化、去媒介化、再媒介化三个层面。乡村交往空间实质上在联结村落中村民个人、群体等组成部分的过程中发挥了媒介化作用。通过提供公共设施、活动广场、公共活动等客体来满足交往主体的交往需求。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指出，交往在关联人与人的同时，信息与情感也产生碰撞交流，社会交往可分为物质层和精神层。所以，据此交往空间可以划分为物质交往空间和精神交往空间，郝堂村在这双重交往空间的塑造上也较为成功。

首先是物质交往空间的塑造。对于乡村而言，物质交往空间必须满足村民日常的农作、生活和环境需求。孙君老师在乡建过程中宣扬要让鸟回村，让年轻人回村，让民俗回村，所以其在进行规划和设计乡建图纸中，尽量保留和还原乡村自然肌理，采用“宅邻田＋市”模式。“宅邻田＋市”是指村民的住宅还是保留原来的建房特色，靠近田地建设，以满足其农作生产需要，而在住宅聚集区还会搭建乡村集市，以满足村民日常生活购物的需要。社会学文化视角出发划分交往空间类别，以人类群体与所处空间发生交互行为的关联感知程度作为划分标准，具体为五类:满足日常生活、具有存在意义、符合社会环境、主动撤退、消极利用。

郝堂村通过保留自然界面的空间创造，既满足了村民日常生活，又使得物质交往空间与自然环境合二为一、相辅相融。其次是精神交往空间的建构。“亭邻街”模式以及其他如莲湖艺术中心、岸芷轩、宗祠等建筑来满足人们的精神交往需求。“亭邻街”模式通过在街道、集市附近建造亭子来提供一种公共场所，让人们在空闲之余可以进行文化交流或聊天等，而宗祠更是容易勾起人们乡愁记忆及共同体意识。郝堂村通过物质交往空间和精神交往空间的双重塑造，真正实现了留住乡愁、促进乡村发展的理念。

3.基层组织治理：多形态村社组织共治

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的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乡村治理的内涵涉及治理主体、治理权力配置、治理目的、治理过程四方面。在治理主体方面，郝堂村探索了一种多元村社组织实现基层共治的模式。郝堂村地方政府作为管理和组织机构，为有效开展郝堂村的建设事项，在2011年成立“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办公室”和“可持续实验区建设领导小组”。作为领导和协调郝堂村三农工作的直属机构，实验办的设置确保了原先分散于体制内的涉农资源被充分地调动起来，领导小组负责监督相关资源与项目在郝堂村落地实施，从而实现乡村治理中行政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此外，村支两委在配合外来资源以及调动内部资源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成立夕阳红养老合作社后，村支两委还主导成立了绿园公司这一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以增加集体经济能力。最终郝堂村在中国乡建院等外部力量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三级村社组织体系，以村支两委为主的核心组织，以互助社、绿园公司以及其他合作社构成的正式组织，和以文艺团队、农家乐协会、协作者中心等构成的村社内部的非正式组织。譬如青年创业合作社负责搭建农业生产销售平台、带领农民集体致富；文艺团队、农家乐协会等在文化、娱乐、儿童教育等供给成本相对较低的领域发挥其作用，调动村民在公共物品上的自主供给。

在治理权力方面，郝堂村除了让政府和外来力量根据自己的负责职能行使权力外，还尽量地让村民参与到民主权力的使用当中来，村民组成的村社组织就是村民自治和用权的重要途径。在治理目的方面，郝堂村秉持建设社会主义美丽新乡村的公共发展理念，不论是合作社还是其他组织开办的活动，都是为了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村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而非为了个人、企业的私利或某个组织的利益诉求。在治理过程方面，政府、村民、组织三方主体自觉参与到郝堂村的建设当中，才使得村子在2013年被住建部列入全国第一批12个“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名单，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美丽乡村”首批创建试点乡村。

4.基层文化传播：策划多样化文艺活动

乡村文化振兴是我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宜昌市考察时提出，“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乡村基层文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也是改善民生的系统性工程，基层文化建设是一个综合性过程，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层面。硬件方面主要包括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和乡村文化队伍，软件方面则包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等。郝堂村在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的共同支持下不断完善和发展基层文化传播的软硬件内容。

文化硬件方面，郝堂村通过合作社集体资金不断完善基层文化空间。例如，原来的郝堂小学地处洼地处，村社从办文化教育事业入手重新选址建立了郝堂小学。此外，还新建了郝堂文化中心、郝堂兴趣社、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茶室等文化公共空间供以村民交往和学习。有了文化传播的场所，村里还会邀请一些返乡的大学生或者多才多艺者讲授一些基本的文化和兴趣技能课程。文化软件方面，郝堂村主要通过弘扬茶文化和策划各种文艺活动来给予村民文化艺术的精神食量。茶文化是郝堂村的传统文化特色，所以在基层文化建设方面，郝堂村牢牢地抓住这一点，并致力于建设以茶文化为核心的现代文化。

郝堂村干部通过带领村民在自家前庭后院种植梅兰竹菊来营造典雅静谧的茶文化环境。还修建禅茶院、唐茶驿站、陆翁茶馆等，来给游客提供品味茶文化的休闲消费场所，茶社里有专业的村民进行郝堂茶文化讲解，以及提供采茶、炒茶、品茶的一站式茶文化体验。除此，从2013年以来，郝堂村连续每年都举办“郝堂村晚”（疫情期间除外），表演节目类型多样，从唱歌、小品、相声到舞龙舞狮等应有尽有，并且节目均是由当地村民自导自演。通过“村晚”的基层文化形式，不仅提供了长期居住在村里的村民和外出打工者加强联系的机会，还通过共同策划、参与、观看的方式来唤起了郝堂村村民的乡村集体记忆和认同，这对于建设村社共同体而言无疑是能够起到帮助作用的。

5.基层公共卫生：环保构造助生态修复

由于在2009年开始美丽新乡村建设之前，郝堂村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村落公共卫生状态较差。所以，在基层公共卫生治理上，郝堂村主要分了三个步骤：生态环境修复、环保构造建造、公共卫生意识引导。第一，生态环境修复，2010年以来，村委会引导开展“取缔炭窑专项行动”，由村民组群众相互监督，填埋炭窑，到现在郝堂村没有出过一斤炭。此外，还通过禁止乱砍滥伐、修整茶园来实现生态还林，被破坏或者被撂荒搁置的水道、河流、田地也重新被整治和利用。现在的郝堂村村民在秋收结束后，还会在耕地上洒下紫云英种子，不仅为土地解毒，也优化了村落环境。通过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当今的郝堂村已经是一个山清水秀、茶香四溢、自然和谐的古典村落。

第二，环保构造建造。台湾著名建筑师谢英俊在郝堂村设计建造了3座轻钢结构建筑——廊桥、尿粪分离式厕所和茶室。廊桥位于村庄中部，便于村民上山劳作通行和水利疏通。尿粪分离式厕所则将尿液流入集尿装置，而粪便进入集粪装置中，以此来减少排泄物与空气的接触，除了降低病菌滋生外，可以待粪便分解后用于施肥农田。茶室则位于处理污水的水解酸化池之上，既依山傍水，又充分利用了空间，较为自然地融入于山光水色之中。第三，公共卫生意识引导。如果村民的环保意识不提高上来，那么生态恢复得再好、环保设施搭建得再好，也只是短暂性的，无法实现真正长期的绿色美丽发展。所以，郝堂村在村民的卫生环保意识增强上开创了许多措施。譬如，每家每户都安装沼气池和生态厕所，每位村民家中都设有专门的垃圾桶，引导村民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开展定期的卫生评比等。在长期努力和潜移默化的宣传教育中，郝堂村村民逐渐养成了爱护环境卫生的习惯。

6.基层生产活动：开创多元复合型产业

在乡建过程中，郝堂村逐渐摸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基层生产发展之道。一改过去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的家庭精耕细作模式，发展到如今的以农业、旅游业为主的多元复合型产业。首先是发展特色农业，2011年以前，郝堂村主要依托水稻、茶叶、板栗等进行农业生产，后来土地被村社征集，绿园公司流转近 200亩耕地来种植荷花，并按照400斤水稻/亩·年的价格支付农民流转费用。荷塘的开发不仅丰富了村庄的景观，还发展经济作物增加集体收入，实现了农业种植的基础保障功能向经营性功能的转变。在荷塘农业的经济效益显现后，郝堂村还着力打造茶叶、板栗、鱼塘等农业类型的发展。

郝堂村打造特色农业的目的并不止于实现第一产业的营收，而是将其与自然、文化旅游业结合，吸引外来游客进行观光。在旅游业方面，郝堂村利用荷塘、板栗林、茶林等特色农业发展采摘业，让游客自行游览采摘，体验田园快乐，这亦是一种体验经济的塑造。

此外，还利用颇好的自然环境打造农家乐、民宿等，吸引游客在此处留宿体验自然农村生活，真正形成了产居融合的旅游服务空间。板栗、茶叶、莲藕等农业产品被再加工后又可以售卖给游客，实现了特色农业与生态旅游相融合的全产业链条。郝堂村在基层生产活动中坚持以农民生活建设为主，农业、特色产业、服务业共同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者回乡就业，从而进一步解决了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基层概念有着浓厚的中国特色，在城市指的是街道、社区、各种国有企事业单位，在乡村则是乡镇和村庄，基层更有组织性，也更加强调因时因地制宜。信阳郝堂村的乡村建设是一场以乡为本、以民为本的逆城市化美丽新乡村实验，也是一次因地制宜的基层建设、基层治理、基层传播的成功探索。

三、小结

党的十九大报告用“五句话、二十字”概括了乡村振兴的总要求, 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前，我国城市进程越来越快，农村人口也大量流入城市，“空心化”、“老龄化”、“数字鸿沟”……乡村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阵痛。郝堂村逆城市化的美丽新乡村基层建设实验既迎合了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要求，又给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一条可借鉴之路。郝堂村在基层经济模式上，探索农村内置金融合作社；在基层空间架构上，塑造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交往空间；在基层组织治理上，实现乡建院、绿园集团、合作社等多形态组织共治；在基层文化传播上，通过新建文化空间和策划多样的文艺活动来丰富村民的精神世界；在基层公共卫生上，构建环保构造和培养村民的爱护环境卫生习惯；在基层生产活动上，开创特色农业和生态旅游业融合发展之路。

虽然在美丽新乡村建设中，郝堂村还存在一些发展问题。譬如：夕阳红养老资金合作社作为一种内置金融的模式，只在村集体、村内进行运行，资金主要来源于村民的富余资金，从运转上看，可能不利于其长期可持续的发展；郝堂村资金互助社的管理权力主要集中于乡建院，但乡建院作为一个社会企业，权衡公共利益与企业利益的界限时可能会遇到模糊状态；虽然郝堂在不断地引入人才，但专业管理人员严重不足，当村合作社管理人员面对庞大资金时，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管理能力。

但是，郝堂村乡建过程中，在基层建设、基层治理、基层传播方面的进步经验仍然值得学习与借鉴。

参考文献：

[1]王磊,孙君,李昌平.逆城市化背景下的系统乡建——河南信阳郝堂村建设实践[J].建筑学报,2013(12):16-21.

[2]张慧瑜.触摸二十世纪的基层传播文化经验线索[N].社会科学报,2020-02-13（006）.

[3]李昌平.李昌平:创建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新体系[J].经济导刊,2015(08):46-47.

[4]温铁军.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J].开放时代,2003(2).

[5]VARNA G,TIESDELL S.Assessing the publicness of public space:the star model of publicness[J].Journal of Urban Design,2010,15(4):575-594.

[6]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DINES N,CATTELL V.Public spaces,social relations and well-being in East London[M].Bristol:The Policy Press,2006.

[8]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5,(1).

[9]申明锐.乡村项目与规划驱动下的乡村治理——基于南京江宁的实证[J].城市规划,2015,39(10):83－90.

[10]杨梦丽. 基于村社自主性的乡村转型与空间重构研究[D].苏州科技大学,2017.

[11]人民网.习近平要求乡村实现“五个振兴”[EB/OL].[2018-07-16].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716/c1001-30149097.html.

[12]杨春蕾,欧阳国辉.社会介质语境下皖南传统村落交往空间营造的现代启示[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9(06):129-135.

[13]李慧敏,郭晓阳.基于建筑现象学理论下新农村建设中的交往空间设计——以河南信阳郝堂村为例[J].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01):6-8.

[14]李昌平.以养老资金互助社为支点重建村社共同体——河南信阳郝堂村的村庄建设实验[J].中国乡村发现,2013(01):16-18.

[15]郝栋.郝堂村: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河南信阳郝堂村的可持续发展乡村实验[J].学术评论,2015(01):34-39.

原标题：《在基层 | 逆城市化的美丽新乡村——信阳郝堂村的基层乡建实验》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