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排名会受评估侧重考察因素的影响。例如，虽然丹麦在DESI中排名第一，但并非在所有指标（连通性、人力资本、互联网使用、数字技术融入企业和公共服务数字化）中均排名第一。在互联网使用方面，丹麦排名第一，但在人力资本方面，丹麦排名并不靠前。因此，报告仅考虑严格定义为数字技能的指标，即互联网使用和人力资本。

（二）青少年数字技能的影响因素

青少年的数字技能水平主要受是否较早熟悉电子设备、书面阅读能力、教师和学校三方面的影响。

1.较早熟悉电子设备

研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学校和家庭都拥有高水平的电子设备，使用设备情况各不相同。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对电子设备的使用情况比接触电子设备更能影响青少年的数字技能水平。在学校，一方面，学生是否使用电子设备会影响数字技能。PISA显示，虽然荷兰和芬兰均是每 2.8名学生共用一台计算机，但 94%的荷兰学生在校使用计算机，而芬兰仅有 63.5%的学生在校使用计算机，这影响了两者的排名。另一方面，电子设备的具体用途会影响数字技能。 ePIRLS研究显示，在花费相同时间使用电子设备的情况下，用计算机准备报告或完成家庭作业的学生比仅用计算机获取在线信息的学生具有更高的数字技能水平。在家中，一方面，接触电子设备的时间会影响学生的数字技能水平。 ICILS研究表明，越早使用电子设备对数字技能的影响越大。另一方面，在家使用计算机的活动类型和数量也会影响学生的数字技能水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SE）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儿童参与线上活动的数量与数字技能水平有强相关性，且互联网安全技能并不会减少线上活动的数量。

可见，接触计算机并不足以提高儿童的数字技能，通过其他条件来促进有意义地使用计算机才能够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通过电子阅读与书面阅读的关联，可以发现加强学生的书面语言技能（阅读、理解、文字表达等）对于发展数字技能是必要的。PISA的一项研究“学生、计算机和学习：建立联系”指出，在线阅读得分高的国家的学生均在纸质阅读中有优秀的表现。同时，学生对电子环境的熟悉程度以及使用互联网的体验（ Web navigation）也很重要。上海学生在纸质阅读中取得小组最佳成绩（ 570分），电子阅读却仅有 540分；韩国和新加坡的学生具有优秀的互联网运用能力，故其在电子阅读中成绩明显高于在纸质阅读中具有相仿表现的国家的学生。

3.教师和学校环境

教师和学校环境在发展数字技能中发挥着关键作用。ICILS表明，教师对 ICT的使用与学生的数字技能水平呈正相关。为发展教师的数字技能，学校需要提供相应的资源（设备和资金）：一方面，组织相应的教师 ICT培训，确保教师具备将 ICT融入教学的必要技能；另一方面，创设相应的环境和规划教学方案，为 ICT融入课程提供支持。 2013年，欧盟委员会发起的开放教育（ Opening up Education）倡议旨在消除学校向学生提供数字技能的障碍，包括培养技能和提供基础设施或资源。

（三）成人数字技能的影响因素

成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数字技能的连锁反应会影响其数字技能水平。

1.受教育程度

对成人而言，数字技能与社会经济因素密切关联，尤其是受教育程度。PIAAC研究显示， 25～ 65岁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与同龄阶段中的中学以下学历成人的计算机水平之间平均相差 61%。这也反映出数字技能水平高的国家可能教育更为公平。虽然数字技能与收入并不相关，但技能使用的强度会影响工作收入。在保持教育水平和工作类型一致的情况下，在工作中更频繁地运用数据处理技能的工人收入更高，但我们很难确定高数字技能是高收入的原因还是结果。

2.数字技能的连锁反应

PIAAC的报告揭示了成人的算术和识字水平与他们在技术密集型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之间的强相关性。这反映了数字技能固有的连锁效应：识字或算术能力差的成人更难掌握基础的计算机技能（ computing skill）；具有计算机技能但识字或算术能力差的成人也难以完成许多与数字技能相关的数据处理任务。由此可以推断，文盲率高的国家将拥有较低的数字技能。

三、提升数字技能的公共政策

报告通过分析数字技能水平领先的国家的公共政策以了解其领先的原因。由于难以衡量从政策出台到产生效果这一时间段内对数字技能产生的有效影响，我们将分析那些从长远来看已经对数字技能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实践，并分以下两类政策进行阐述：非政府部门政策和政府部门政策（包括教育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

（一）非政府部门政策

通过对数字技能水平最高的12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分析，报告指出，基础设施、企业数字化、在线内容的质量是高数字技能的重要“激活”因素。

1.基础设施

技术基础设施（电信网络和有形基础设施）是发展数字技能的关键驱动力。互联网接入的成本以及连接的质量和速度可以促进或阻碍数字技能的提升，数字技能得分高的国家在国际电信联盟（ITU）提供的 ICT基础设施和介入的国际排名中均排名前 70%。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访问差异（ disparities in access）对数字技能水平的影响最显著。据 ITU 2016年研究显示，发达国家中 100%的居民是活跃的高速移动用户，而发展中国家仅有 40%。此外，使用 ICT所需的基础设施成本也是阻碍互联网使用和数字技能发展的原因之一。访问和成本方面存在的差距，反映了严重影响数字技能发展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这一不平等现象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体现在城乡之间。 ITU 2015年的研究显示，所有国家中， 89%的城市人口被 3G网络覆盖，而农村人口仅占 29%。

2.企业数字化

新技术在企业中的运用带来了对数字技能的需求以及数字技能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企业意识到需要发展员工的技能。对员工开展培训以发展数字技能，并招聘拥有更专业的数字技能的新员工。其二，教育系统通过发展学生的数字技能，使教学接近劳动力市场的要求。高等教育系统在ICT领域开设新的专业，提供大规模的数字技能培训。其三，企业数字化改变了工作方法。要求员工发展与 ICT紧密关联的技能，包括沟通能力、变通力和适应力。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编制的《 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指数》（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2017-2018）以数字技能在企业中的渗透率对各经济体进行排名，证实了企业数字化与数字技能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些发现对根据企业数字化产生的需求量身定制的初始培训和持续培训部门政策施加了压力。

3.在线内容的质量

发展数字技能的另一引擎是在线内容的质量，当在线内容具有以下三点特征时能够促进数字技能的发展：一是运用当地语言；二是包含与当地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这会增加用户所感知的互联网的实用性；三是内容的丰富性，它既是数字技能提高的引擎，也是数字技能提高的结果。前两点的运用均能促使人们使用互联网，进而提高数字技能。

（二）教育政策

研究中涉及的12个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数字化教育的总体计划，它们包含了学校的技术基础设施、教师的 ICT培训、在课堂中运用数字技术等要素；且体现了政治意愿，调动了大量资源；既能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又能提高学生数字技能。以韩国和新加坡为例，韩国自 2009年起发起的智慧教育倡议（ SMART Education initiative），将技术发展纳入教育系统，使用电子教材，提供丰富的资源，开展互动性的教学。新加坡从 1997年开始制定每五年更新一次的教育信息化规划，为学校配备必要的基础设施，培训教师运用通信技术，在各级教育中学习数字技能，鼓励学校通过新兴技术尝试新的教学方法，以提高数字技术的使用多样性和水平。

此外，各国还制定了其他教育政策以发展数字技能，主要有四种方式。

第一，提升数字技能不应局限于掌握数字工具，开设算法、编程、机器人等专业课程也是一种重要方式。捷克将开发算法和逻辑思维作为2020年数字教育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 2014年 9月，在英国教育部的资助下，编程课程被纳入义务教育第一年的学校课程，共分为三个阶段，辅以教师编程培训。

第二，在学生评价中使用ICT。 2007年起，丹麦学生可以在某些考试中（包括高中毕业考试中的部分考试）访问互联网，注重对内容的加工和批判性评价的考察。这种形式的评估使学校能够应对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新挑战，如剽窃问题及其后果。

第三，评估与监测数字技能。挪威教育信息化中心通过ICT监测纵向研究，系统评估了七、九、十一年级学生的数字技能；此外，还对义务教育八年级的所有学生开展全国数字技能评估考试，以正确认识学生的优劣势，并根据实际需要改进公共政策。

第四，为缺乏数字技能的教师开展培训是发展数字技能相关政策的核心内容。中国香港为教师制定了ICT培训框架，改善 ICT方面的教学整合，推动建立教师实践社区，分享传递新的技能和教学方法。培训框架分为 ICT技能、教学整合、数字技术的管理和监督、社会文化意识四个方面，该框架涵盖了初始培训和继续培训，以适应学前、小学和中学教育的具体要求。

（三）劳动力市场政策

劳动力市场日益受到数字技术使用的影响，但53%的企业认为还没有足够的具备数字转型需要的数字技能的员工。成人的数字技能的短缺尤为严重，并影响到大多数国家，这对失业构成了重大挑战。经济数字化所需技能存在供需不匹配问题：发展数字技能需要时间，但经济需求变化很快，因此需要采取一定措施来应对。

1.终身学习政策注重数字技能

为确保劳动力的技能符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解决技能短缺的问题，提高经济竞争力，数字技能水平高的国家都制定了保持就业能力的公共政策。过去20年来，员工的数字技能培训一直是丹麦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基石。 2016年，新西兰成立数字技能论坛，加速推动熟练劳动力流入新西兰迅速增长的 ICT部门，以弥合企业所需技能和劳动力现有技能之间的差距，解决数字技能短缺问题。在瑞典，电子技能理事会（ e-Skills Council）扮演着类似的角色，研究和传播关于当前和未来数字技能需求的信息，并提出公共政策建议。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 IMDA）建立国家信息通信能力框架，试图将技能需求框架，企业、教育部门、培训机构、政府间的密切合作，技能发展政策整合到成人数字技能发展中，提高新加坡成人数字技能水平。

2.打击数字排斥，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经济和公共服务的数字化，缺乏数字技能的人将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因此，必须制定针对不同的弱势群体（老年人、残障人士和偏远地区的人等）和排斥形式（forms of exclusion）（获取、使用、技能等）的政策，以确保全体人民有足够的技能而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被数字技术排斥。 21世纪初，卢森堡在公共空间提供了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称为“ Internetstuffen”，在其中以优惠的价格为受到数字技术排斥的人群提供一对一和集体式的培训课程。 2004年以来，韩国公布年度数字鸿沟指数，比较弱势群体与普通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和数字素养的差距，以评估大家数字排斥的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2007年，新加坡 IMDA发起“银发族资讯通信计划”（ The Silver Infocomm Initiative， SII），为 5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培训，现已培训了 11万名老年人。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杂志2020年第8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