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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Archives safety system； Archives conservation； Disaster management； Risk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ecurity

1 引言

2010年以?恚?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的提出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档案安全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说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已成为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档案安全体系建设“顶层设计”已经形成。反思我国档案安全体系建设快速推进的深层次原因，离不开学界多年来对档案安全问题的不断研究。从最初对档案安全保管、档案安全保护的研究到如今从档案安全体系的层面展开对各类档案安全问题的系统研究，档案界人士充分汲取相关学科的思想源流，并将其融入档案安全问题的研究当中，取得了重大进展。时至今日，我国档案安全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研究当中缺乏对档案安全体系理论的系统归纳和科学提炼。因此，厘清档案安全体系研究的理论源泉，对于促进档案安全体系的深入研究，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安全理论体系的形成意义重大。

2 档案安全体系研究的主要理论阐释

2.1 档案保护与档案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档案保护技术学是研究档案制成材料损坏规律及科学保护档案技术方法的一门学科，它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的寿命。档案安全的理论最初就体现在档案保护之中。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档案保护研究逐渐从各个层面展开，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学界不仅对档案保护技术学科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知识基础和理论框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梳理，还将目光转移到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的研究当中。我国档案保护技术学所形成的核心思想和理论方法，是以纸质档案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例如档案修复技术方法、档案馆建筑与设备、档案害虫与微生物的防治等，它们在我国传统档案保护工作以及“国家重点档案抢救与保护”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理论角色。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档案保护的范围逐渐拓展到电子文件（档案）的安全保护、备份与长期保存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同样也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下，档案安全保护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1]。总之，在档案安全体系理论建构当中，档案保护领域的理论方法不可或缺。

档案管理理论是围绕档案收集、整理等工作流程形成的一整套理论、原则和方法。科学的档案管理对于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意义重大。从这个角度看，档案安全体系理论的构建离不开档案管理理论的指导。首先，要确保电子文件的安全，除了探讨电子文件信息的安全保密技术与方法外，电子文件的归档、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同样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中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一方面，电子邮件、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等新型“文件”的出现，如何确定归档范围，如何鉴定其价值、划定保管期限，如何完整捕获文件内容及其结构和元数据信息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和维护，尤其是新型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策略方法也是需要涉足的重要问题。其次，从文件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文件（电子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的整个周期都存在安全问题，因此，对文件整个生命周期进行安全管理，既要防止重要文件由于没有归档或归档信息不完整造成的丢失，也要防止保管当中的篡改、泄密，以及注意防火、防盗等，当然，还有利用过程的原件保护、信息保密、隐私保护甚至销毁阶段的安全等。

2.2 风险社会理论。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理论命题。此后，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安东尼?吉登斯、沃特?阿赫特贝格等人对风险的概念、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探讨。风险社会理论对风险、风险社会进行了完整描述，对如何规避和应对风险作了阐释，是开展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思想源泉。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之后，风险的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维度视角也为关注风险社会问题提供了多种理论分析路径。此外，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社会理论已经对政府管理、企业管理、社会治理等领域产生显著影响，基于风险社会视角展开的安全问题研究层出不穷。

对于档案界而言，对档案安全问题的认识通常有两种视角：一是从档案的存在形态、固有特性以及档案保管的场所、方式、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着手，力图从内部发现档案安全风险因素；二是从档案安全所面临的外在环境，包括各种自然灾害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着手，力图从外部分析档案安全风险因素。风险社会理论为理解和思考档案安全体系建设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为档案安全风险的防范、规避与管理提供重要思路。

总之，探索风险社会理论对档案安全问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认识现阶段我国面临的档案安全问题提供理论借鉴。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切入对档案安全体系建设进行透视和反思，剖析产生安全问题的深层原因，这对于档案界树立风险意识、培育风险文化有导向作用。此外，有利于档案机构明确风险社会中档案安全的责任担当，从宏观和微观的双重视角展开，树立“大安全观”，建立安全防范机制、制定安全应对策略与相应的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机制。

2.3 风险管理理论。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与客观存在性，它由潜在的损失、损失的大小、潜在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三种因素构成。为了避免事件发生的不良后果，减少事件造成的各种损失，即降低风险成本，人们引用管理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规避风险，于是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便应运而生。

风险管理是一种有目的的管理活动，常被视为一种保险，一个缓解不确定性的缓冲区，最终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安全保障。因此，在进行风险管理的时候，管理主体通常致力于通过风险的识别、评估等一系列流程?矸治瞿谕獠看嬖诘姆缦找蛩兀?并制定一系列方案、措施来应对风险，以达到风险管理的目标。目前，风险管理理论已经在企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医疗护理管理等领域得到了极其深入的应用与理论拓展，并逐步运用到政府管理、信息管理、IT项目管理、自然灾害管理等领域中。

2000年，王健等人翻译了戴维?比尔曼的著作《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比尔曼认为，在电子文件管理中应导入风险概念，进行风险管理。之后，电子文件的风险管理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电子政务系统中文件管理风险防范与对策研究”课题组进行了系统研究，探索了电子文件管理风险及其产生原因[2][3]、电子文件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4]、电子文件的风险管理流程与方法等[5][6]，并于2008年出版了专著《电子文件风险管理》。

总的来说，在文件与档案管理当中引入风险管理理论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7]，在数字时代，文件与档案管理活动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这些风险不仅出现在收集阶段，还出现在整理、利用等各个阶段，尤其是档案信息化（数字化）建设阶段[8]以及档案数字化项目外包当中[9]。在文件与档案管理中引入风险管理理论，已成为我国档案安全管理的重要思想。

2.4 灾害管理理论。灾害是由自然原因、人为原因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原因而形成的、发生于自然界的或突发或缓慢发生的能给人类造成各种损害的事件。灾害与防灾、减灾是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永恒主题。因此，灾害管理（disaster management）逐渐成为应对灾害的重要活动，它通过对灾害的研究、预测、减灾措施实施和灾后恢复等活动，以预防灾害的发生或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现代灾害管理理论主要有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和GCSP 管理理论。危机管理理论侧重于灾害的防治，风险管理理论更侧重于灾害预防，GCSP管理理论则是综合危机管理和风险管理理论，侧重于灾害的管理方法。

我国自然灾害频繁，档案面临着各种潜在的威胁。国家档案局对自然灾害的防治非常重视，每年都要专门发文强调汛期档案安全，此外还出台了《档案馆防治灾害工作指南》，其目的就在于进一步强化档案工作者的灾难风险意识和防范意识，为各级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在制定灾害管理政策和战略过程中提供必要指导，以便进一步增强档案馆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确保档案的安全保管和妥善处置，把各种灾害对档案馆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10]。针对档案以及档案馆所面临的灾害威胁，灾害管理领域的理论方法（诸如灾害恢复、灾害风险评估、灾害损失预测与评估、灾害分类与等级划分、防灾减灾对策、灾害应急管理、灾害风险管理、灾害危机管理等）对档案安全管理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因此，近些年来，有学者对档案灾害预警机制[11]、档案部门灾害事件应急准备能力[12]、档案灾害管理体系[13]、档案防灾减灾体系建设[14]、数字档案灾害[15]等问题进行了探索，还有学者对“档案灾害学”进行了深入研究[16][17]。

2.5 信息安全理论。信息安全是信息时代永恒的需求。可以说信息安全是信息的影子，哪里有信息哪里就存在信息安全问题。当前，信息科学技术空前繁荣，可危害信息安全的事件也不断发生，敌对势力的破坏、恶意软件的入侵、黑客攻击、利用计算机犯罪等，对信息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信息安全的形势是严峻的。信息安全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一般而言，信息安全主要包括设备安全、数据安全、内容安全和行为安全4个层面的内容，而信息安全学科就是研究信息获取、信息存储、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领域中如何保障这四个层面安全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在信息安全理论当中，技术被认为是信息安全保障最重要的手段，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数字水印技术、网络防火墙技术、入侵检测技术、访问控制技术、信息加密技术、可信计算技术、RFID技术等安全保护技术。

进入21世纪以来，档案信息安全受到了高度重视。学者们纷纷针对档案信息安全的因素以及档案信息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从技术、管理以及保障体系等层面阐述应对策略。研究中不难发现，档案信息安全研究不能脱离信息安全领域的理论与技术方法的指导，信息安全领域的诸如网络安全机制、隐私保护、设备安全、信息系统安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安全技术、PKI安全认证体系、可信计算技术等理念、技术和方法对档案信息安全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2.6 安全文化与管理理论。安全问题是伴随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防御灾害、事件和保障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之一。安全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与“天灾”和“人祸”相关的安全问题。“天灾”包括地震、台风、洪水、旱灾等。“人祸”就包括战争、环境破坏、恐怖活动、网络黑客事件、大面积停电、交通事故、公共安全等。安全科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安全现象中的安全规律，安全科学原理就是安全规律的核心内容。这些原理当中：安全文化原理、安全伦理原理、安全教育原理、安全法律法规原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原理对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以及档案安全观的形成研究颇有参考价值。此外，从安全管理的层面来看，安全生产管理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体制机制以及管理理念、管理策略方法等同样可以作为档案安全管理的参考。

关键词：食品安全；网络舆论；大众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9-0026-02

食品安全警报的连连拉响，让公众谈“食”色变。在食品安全信息和知识的传播层面，大众媒介当之无愧成为主角。然而，与普通新闻事件有别，由于食品安全事件关乎每一位公众的健康与生存，公众对于该事件的介入度也是史无前例。而这种高介入度的参与，则有赖于网络互动传播。

几乎每一个时间节点，网络传播都会迎来或大或小的技术变革。从论坛到SNS社区，从博客到微博，网络载体的革新，所承载的已不仅仅是技术本身，而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变迁。人们借助大众媒介的报道素材，展开抽丝剥茧的追查，经过“公审”式的网络群议，让公众体会到了网络空间群体声音的力量。食品安全时代，一种与“媒介舆论场”相对应的“民间舆论场”正在网络空间大行其道。

一、食品安全事件之网络舆论场

回顾近一年来大大小小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现都遵循同一路径：媒体曝光――网络热议――相关部门介入、查处。这一传播路径中，网络热议这一扩散性的传播和舆论形成过程，成为事态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推手。而这一推手的内涵，恰恰是网络传播所构建的民间舆论场。

民间舆论场的形成，恰恰是由于媒介舆论引导的不成熟。媒介舆论场构建于民间舆论场之上，并对民间舆论场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是，当媒介所映射的“舆论场”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与表达欲望，他们便会通过其他渠道，如口头、网络等方式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形成媒介舆论场控制之外的“民间舆论场”。

在2011年4月初发生的“染色馒头”事件中，网络民间舆论场的作用不可小视。4月11日，财经频道《消费主张》栏目独家播出了《超市馒头如此出炉》一片，节目报道了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在生产馒头过程中，随意更改生产日期、违规添加色素、防腐剂并将回收馒头重新当作原料再生产等行为。在节目播出过程中，“染色馒头”话题同步引爆网络，截至4月12日下午16点，仅仅一天不到的时间，在新浪微博上，关于“染色馒头”的相关评论和转发就达到了185万。在搜索引擎中搜索“染色馒头”，相关报道和评论网页则达到了91万余条。鉴于民间舆论的影响，全国各地相关部门陆续展开对染色馒头食用安全问题的调查。一些行业协会更是向企业发出“诚信经营”的倡议，呼吁企业自觉遵守法规，落实诚信经营行为，并为此建立有效地监督机制。

继“染色馒头”后发生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如“牛肉膏”事件、“瘦肉精”事件、“塑化剂”事件，几乎也都遵循同一路径。

二、食品安全“网络舆论场”之弊病

可以显见，媒介引导之下所构建的网络民间舆论场，对于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现与尽快解决起到了无可比拟的加速作用。然而，并非所有食品安全事件都遵循这一路径，网络舆论场在传播食品安全问题的过程中也显露出一系列弊病。

第一，信息源多而杂，不利于管理和引导。可以显见，在诸多食品安全事件中，网络信息几乎都呈现出海量的表现形态。

截至2011年6月26日15:00，笔者对几大食品安全事件作了一项统计，通过百度搜索引擎键入“染色馒头”事件，找到相关结果约2080000个；键入“牛肉膏”事件，找到相关结果约2470000个；键入“瘦肉精”事件，找到相关结果约17100000个；而键入“塑化剂”事件，搜索结果更是高达41900000个。

而在不同的网络舆论载体中，更是呈现出海量的信息，其中包括大量的观点性信息。通过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网民们进行集聚式的热议，对不同类型信息的传播和放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仅以新浪微博为例，截至6月27日20:00涉及“染色馒头”的微博达到135208条，涉及“牛肉膏”的微博达46340条，涉及“瘦肉精”的微博达507688条，而涉及“塑化剂”的微博则达到348141条。

无论是对百度搜索引擎的统计结果，还是对新浪微博的统计结果，都表明：网民对于食品安全事件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甚高。然而，在传播食品安全信息和观点的网络空间内，海量信息也存在杂乱的特点，尤其表现为：无用信息、浅表性信息占据大多数，而深入性观点信息则相对匮乏；网络信息中不乏虚假内容，尤其是对谣言的传播呈放大态势。

第二，网民成分复杂，舆论主体层次参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1年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较2009年底增加7330万人。另外，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3.03亿，依然是拉动中国总体网民规模攀升的主要动力。

这意味着，我国网民结构已经突破了原有的高知、高薪局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也直接导致了在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中，网民表现出了千差万别的网络言论。当中既有专家学者的理性思考，媒体网民的信息扩散，更有普通网民的情绪化发泄。身份、年龄、职业、学识等诸多因素，让广大网民在网络这一公共平台中作出迥然不同的表现。

而当公众聚焦于某一食品安全事件时，网民们的意见也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各种意见在不断碰撞之后产生化学反应，在各个舆论圈之间，广大网络公众互为作用，并时刻保持流动，甚至改变原有的立场，最终形成高速运转“网络舆论场”。

三、食品安全之网络舆论引导

在诸多食品安全事件中，网络信息源的混乱与网络舆论场的无序，直接导致了食品安全舆论方向的偏离。因此，作为舆论监督者的大众媒介，理应在食品安全事件中担负起引导网络舆论的领衔角色。此外，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建立一个完善的网络舆论引导体系，对于食品安全事件的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通过媒介议程设置，加强公众理性认识。食品安全事件中，“网络舆论场”陷入无序境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权威声音的引导。而在网络传播时代，大众媒介的作用依然是不容小视。在某一社会事件中，大众媒介往往充当议程设置者的角色，对于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话题，大众媒介可以设置出有利于引导舆论方向的议程。通过大众媒介对某一信息的集中性报道，可以让某一角度的事实在公众心中得以强化。

因此，在引导网络舆论的过程中，大众媒介应当利用好、发挥好自身的这一功能，及时抓住食品安全事件的核心问题，展开议程设置，从而影响公众探讨事态的方向，间接起到引导网络舆论的作用。

第二，加强观点性信息传播，树立网络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是在信息传递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活动力，既非选举产生又无名号的人。意见领袖是一支活跃的力量，传播者要想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影响广大受众，必须先设法影响大众传播中具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网络空间中同样存在意见领袖，他们是网络互动中的活跃者、话语引领者。无论是大众传播时代还是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都是引领舆论走向的重要力量。在诸多食品安全事件中，无序的大众言论亟需意见领袖对其加以引导。

因此，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大众媒介应加强网络报道，尤其是在网络社区、论坛、博客、微博等自媒体空间发表理性、辩证的言论，以引导混沌不请的大众舆论，使其朝着有序、积极的方向发展。

第三，规避沉默的螺旋，鼓励多元化观点传播。在舆论传播中，个人往往会通过观察了解哪些观点占优势、受欢迎，哪些处于劣势、不受欢迎，然后采取相应对策。这样，一方讲话另一方沉默的倾向便开始了一个螺旋过程，这个过程不断把一种舆论确立为主要的意见。在“沉默的螺旋”作用下，表面上强势的舆论显得更加强劲，表面上弱势的舆论则更加软弱。由于网络舆论场是一个相对混乱、无序的舆论环境，尽管舆论表现形式呈现多元化，但经过不断的内部整合、稀释，网络舆论场最终会形成某几大特定的主导舆论，最终将不再呈现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一旦网络舆论朝着消极方向发展，其舆论负面效应将不容忽视。

因此，应鼓励网络言论多元化传播，避免不同的观点在“沉默的螺旋”中走向弱化甚至消失。只有保持多元化信息和言论的畅通，才能有助于公众全面、辩证地了认识食品安全事件，以形成正确、理性的网络舆论，从而推动事态的积极发展。

第四，严格控制和防止虚假信息的传播，实现舆论平衡。从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来看，大多数信息都来源于大众媒介的报道，而网络这一信息和观点空间只是对大众媒介传播的进一步讨论、升华和分层。而从大众媒介的报道质量来看，在诸多食品安全实践中，目前，大众媒介往往将报道重心放在披露、揭黑上。当然，曝光隐藏于身处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大众媒介的职责所在，然而，也必须看到，一味地披露、揭黑只能带来公众的不满情绪，一旦激化，反而会影响问题的正常解决。

因此，大众媒介在报道和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多地实现平衡报道，对于一些事态的正面信息也应加以关注，如相关部门对事件的解决进度、该食品安全事件解决后的现状等等。同时，由于食品安全事件的特殊性，还需对公众进行常识层面的普及，让公众清楚透彻地了解该食品安全事件的问题所在，以便对事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 (英)麦奎尔著.刘燕南等译.受众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 展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 Shoemaker（休梅克）.大众传媒把关[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5] 吕蒙.网络舆论监督热背后的冷思考[J].记者摇篮,2011(6).

[6] 常法武.舆论监督:提高引导能力的着力点[J].新闻战线,2011(3).

关键词：创新教育；信息安全；电力特色

作者简介：王勇（1973-），男，河南确山人，上海电力学院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信息安全系，教授；周林（1968-），男，浙江宁波人，上海电力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安全系，副教授。（上海 200090）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电力学院重点教改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21307）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09-0024-02

信息安全专业的创新能力培养是国内相关高校新开专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根据各个学校的自身特点，创新特色各有不同，上海电力学院的信息安全专业要在具有电力特色的基础上培养具有普适专业知识的应用型人才。[1]公安系统高校在培养信息安全人才的时候要强调该专业知识在取证和侦破领域的特色应用。[2，3]创新的基础要培养实践能力，特别是工程技术人才，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对技术有深刻的认识，学习知识，发现问题，提出新问题，解决问题，初步具有创新能力。[4-6]

然而当前信息安全专业学生普遍具有行业背景特殊不明显，自学能力、创新能力、论文撰写能力比较薄弱的状态。根据上海电力学院信息安全专业特点，我们在实践中总结了创新能力培养的模式。

一、存在的问题

1.电力特色不明显

我们的专业定位是培养具有电力特色的信息安全应用型人才。虽然本专业建设了电力网络安全实验室，配置了电力专用网络安全设备，但是在教学大概上对电力特色的信息安全课程涉及不多。需在认知实践、科创、毕业设计环节中增加电力信息安全的相关内容。

2.自学能力薄弱

由于信息安全专业知识更新速度非常快，就需要老师和学生不断更新知识。而获取知识最快捷的途径就是自学。但是大学生从高中阶段转变过来后，还不适应大学教育。很多上课认真听课，课下不预习和自学的学生，发现很多知识都听不懂。这是因为信息安全领域知识面很宽，知识量较大，没有课前预习仅依靠上课的短暂时间是不够的。

但是当前学生学习主动性比较差，自学能力较低。这种现象在信息安全专业里面尤其突出。也不排除有些对信息安全有浓厚兴趣的学生，他们会主动学习新的知识，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这样的学生在一个班级里面，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平均每个班级大概占10%左右。剩余的学生在自学能力方面均需要提高。

3.缺乏创新意识

在缺乏自学能力的情况下，掌握多学科交叉的信息安全专业知识就比较困难。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寻求解决新问题的创新思路就更显得薄弱。自学是要求学生能够主动学习课堂要求的预习任务，而创新意识是要求学生能发现新问题，网络搜索解决方案，并在实践中验证这些技术。

自学能力是创新意识的基础，而提高学习兴趣是解决这两个方面缺失的关键措施。

4.论文撰写能力差

在撰写实验报告过程中，发现工科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普遍较低，很多有口语化的表述，而且存在条例不清晰，逻辑不紧密，摘要内容与论文无关，实验结果分析不足等诸多问题。这是由于在高中阶段没有要求学生撰写过科技论文，也没有进行过相关培训。在大学期间，由于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薄弱，导致实验无法独立完成，这样更加没有信心撰写实验报告，对于科技论文就更没有兴趣。

总之，信心安全专业所面临的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的难题，主要表现在自学能力薄弱、缺乏创新意识、论文撰写不规范等。这三个问题是具有相互连贯性的。自学能力薄弱导致掌握新知识能力差，就缺乏发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自然无法完成论文的撰写工作，更没有心思关心论文格式方面的要求。

二、问题存在的原因

在查找根源的时候，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学生身上，要从专业特点、学校的专业定位、培养方案、就业形势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1.电力特色的专业定位

上海电力学院的信息安全专业依托电力行业为背景，培养具有信息安全一般技能的专业技术人才。电力行业虽然对信息安全有很高要求，但是该行业内，对信息安全的岗位需求缺很少，电力系统的安全保障技术，基本上做运营维护，技术开发的工作集中在电力科学研究院。因为电力行业需求不高，所以还需要全面教授信息安全技术。

在这样的专业定位的基础上，培养方案中就需要涉及很多专业科目，并且针对不同的就业需要引导学生自学掌握更多特殊技能。

2.多学科融合的专业

信息安全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数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学科，该专业属于多学科融合，因此要求学生不能偏科，需要学生有很强的数学基础、编程能力，甚至会涉及到通信技术。这样的学科对学生综合能力有很高要求。

该专业还具有很强的实效性。工程技术类比理论技术更新更快。有的新技术出现后，不到半年就被淘汰。这导致教程严重滞后当前最新技术，需要教师不断更新专业知识，而且也需要学生具有自学能力和创新意识。

该专业的多学科交叉和知识的快速更新，给教和学都带来了很大压力，对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就有更高的要求。

3.突出技术的理学培养方案

因为上海电力学院的专业规划的需要，信息安全专业定位成理学专业，这样需要更加突出理论知识的学学分。理论课的增加自然相对减少了课程实验内容。现有的信息安全培养方案中，课时数相对比较很多，留给学生自学的时间较少。虽然集中实践课程达到32学分，640学时，但是专业课的上课与上机实践比例基本上是2∶1，学生实践机会还是低于听课时间。这样在上机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学生动手能力比较差。

4.不同地域生源

信息安全专业不属于上海电力学院电力特色的专业，因此在招生的时候，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如其他特色专业。招生面向全国招生，外地生源考分在当地一般都超过一本分数线，上海属于二本。外地生源学生入校后，难免会有心理落差，但是学习还是比较用功的。上海生源计算机基础一般较好，但在最近计算机普及率增大的情况下，上海生源的计算机优势就不太明显了。

生源的特点决定了信息安全专业学生在班级里面两极分化严重。想学的学生主要是对信息安全有浓厚兴趣，或者打算考验或者考证。一般考研的学生在研究生考试的压力下，专业技术能力又不会特别突出。

5.就业形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信息安全专业2013年是第一年毕业，正赶上我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这在宏观上促进了就业。信息安全的运营维护需求在知名企事业单位中有重要需求，但是由于这样的岗位流动性不强，岗位数量并不多，在客观上说明市场并不大。

信息安全技术开发类工作集中在国内很少的几家信息安全企业，或者是大型企业的研发部门，对信息安全的编程技术和理论水平均有较高要求。在当前就业形势下，上海电力学院培养的信息安全专业人才的就业将会面临考验。有机遇也有挑战，而且就业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信息安全招生工作。

三、信息安全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当前信息安全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还面临许多难题，这些难题存在有其客观的外部因素，也有学生自身原因，在当前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形式下，我们探索了一套信息安全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1.优化实践教学体系

上海电力学院2014年了建立实践教学体系的通知，让我们这两年努力做的实践教学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中包括“打破集中实践教学的固定期末两周的限制，实现集中实践教学贯穿全学期。以本专业主干课程链内容为依托的，结合理论教学和现场实际的6-8周的大型综合课程设计”。

现阶段集中实践是32学分，平时大学生科创工作并没有计算学生的学分。但是信息安全系把科创题目作为毕业设计题目，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参加科创的积极性。

专业比较突出的学生有的开始有创业打算。有的是因为家庭的创业经历，或是被当前创业政策的吸引。为了促进就业，我们在日常科创指导中，鼓励有潜力的学生申请专利，申请创业启动资金，开创公司。但是学生对于创业还有诸多顾虑，还有学分和考勤方面的约束，真正创业的学生却很少。不过这样的思想传输给了学生，对于其将来毕业就业会产生积极影响。

2.电力特色实践培养

在电力特色的专业定位下开展了电力特色实践培养。利用电力信息安全实验室的软硬件环境，让学生对电力系统通信安全设备有了初步认识。在科创和毕业设计环境增加了电力信息安全的相关内容，在大学生暑假实习期间，教师推荐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到电力公司从事电力信息安全设备的安装和配置工作，让学生对电力信息安全有深刻的现场经验。由于电力信息安全还设计到许多工业控制系统安全内容，根据我校特点，在科创和毕业设计环节中也增加了工业控制系统安全的相关内容，让部分学生了解了工业控制系统中基本的西门子PLC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了解了Stuxnet工业控制病毒的工作原理和防御措施。

3.自学能力培养方法

增加一定数量考查课的大作业的比例，要求学生每个学期完成一份综合性报告，根据老师的大作业要求，查阅文献，学习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加平时作业中的需要查阅资料才能解决的内容，让学生不仅学会利用课堂知识解决问题，而且还需要到图书馆和网络上查找资料，相互讨论后才能解决，通过这样的过程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

4.创新能力培养方法

在实验过程中，要求学生实验报告中，必须有实验总结内容。这样可以记录验证类的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的问题过程，为论文中实验结果的分析奠定基础。增加英文论文摘要撰写的基本要求，培养学生写好英语摘要，理解摘要主要内容包括论文的研究意义、采用的方法、解决的问题、结论的分析等内容。

在毕业设计环节中，对学生论文撰写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要求严格按照上海电力学院论文格式规范撰写论文，对论文中的图表编号、参考文献的引用格式、综述的撰写、方案的描述、实验结果的分析等诸多方面进行规范要求。

四、结果与分析

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中的诸多措施，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不仅将理论紧密联系实际，更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8人次参加了ACM程序设计大赛并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学生潘佳亮在中国核心期刊（遴选）《现代计算机》《较高安全性能信息系统的构建》，陈正卿的论文《HTTP拆分攻击及相关组合攻击》已被中文核心期刊《计算机应用研究》录用。李中平的论文《Android手机远程控制关键技术分析》在中文核心期刊《计算机应用与软件》上发表。

虽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没有孵化出一个科技型企业，学生英文论文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五、结语

通过对信息安全专业的创新人才培养教改，提高了信息安全专业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力、论文撰写能力。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发现创新人才培养，不仅是教育方式的改革，传统学习方式的改变，更需要从教学体系上促进以创新教育为目的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李红娇，魏为民，王勇，等.电力特色信息安全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探索[A].第九届中国通信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C].中国通信学会，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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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仕斌.信息安全专业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5）：45-48.

关键词：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3-0034-02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空间成为大国博弈的制高点，网络安全进入国家安全的范畴。网络安全不仅涵盖数据安全、技术安全等常规领域，对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军事安全也有深刻影响。而与信息窃取、系统破坏等网络攻击方式不同，网上意识形态的攻防战斗因为其潜伏性、隐蔽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而愈演愈烈。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并同时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1]。占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网络阵地，掌控网络空间话语权，打好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稳定，对建设强大网络国防、维护网络和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严峻形势

在人们高度接触互联网的今天，意识形态斗争也不断向网络空间延伸，并以网络为媒介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之中，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成为主要的斗争样式。

1.我国国际舆论格局长期处于劣势

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长期是西方国家西化分化的主要对象，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渗透无处不在，“中国”“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西方公众对我国的了解和认知依旧充满模糊和偏见。我国综合国力在不断提升，但受传媒国际影响力和传播理念的束缚，尚未出现能在国际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或媒体集团，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也面临诸多掣肘，从而使我对国际舆论的建构力和影响力不足，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信息地位也不对称。

2.西方网络霸权难以撼动

国际舆论场中的西方霸权在网络空间依然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丰富的网络资源和语言优势形成了压倒性的单向信息输出，网络信息不对称促成了西方话语形态的网络主导权。同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关键技术与标准，高调宣扬“先占者”原则下的网络自由行动，为其信息战、网络战提供法理依据；在国际战略上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涵盖网络空间战略、法律、军事和技术保障的网络防控体系，不断巩固并改善其自身对全球网络空间事实上的绝对控制。目前，美国掌握着全球互联网十三台域名根服务器中的十台，能够通过根服务器域名屏蔽的方式威慑其他国家网络边疆和网络，表现出绝对的制网权。

3.网络意识形态斗争错综复杂

借助于网络的独特作用，意识形态斗争覆盖更加广泛、手段更加多元、形式更加丰富、进程更加隐蔽、效果更加明显，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极大挑战。首先，网络技术革新打破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边界。信息流通瞬息万变，能够快速覆盖广泛的目标对象，而网络的开放性也使信息得到广泛的关注，多元利益介入也更加方便，意识形态斗争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域或简单的利益双方；其次，网络为公众提供了开放的信息窗口，多元社会思潮也随即进入公众视野，一些裹挟着意识形态攻击性质的错误思想借助多元化、民主化、自由化的外衣对公众施加干扰和迷惑，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最后，作为公众接触信息的渠道，网络信息媒介的发展也使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复杂，媒介技术的发展丰富了意识形态呈现的形式，多媒体手段使这些信息更加引人注目，而同时网络空间角色复杂，传统的传受关系被改变，信息传播者的目的意图难以预测，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力量构成也就难以有效区分。

二、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特点

“网络国防是为充实完善国防体系，捍卫国家网络和网络空间安全，守卫网络疆域，打击网络恐怖，制止网络意识形态颠覆而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研、教育等方面活动的统称。[2]”总体看，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隐蔽性

网络环境的虚拟化和匿名化使公众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难以辨别，公众的网络信息行为也就难以预知，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敌我界限模糊，被攻击方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同时，网络信息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为意识形态斗争披上了隐蔽的外衣，借助网络受众不断强烈的信息诉求，敌对意识形态以迎合受众的形式灌输西方的价值标准，引导受众将意识形态灌输内化为受众自身的价值判断，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影响和渗透，从而混淆乃至改变受众的认知，起到破坏瓦解的作用。

2.开放性

网络空间信息的传播不但突破了时空的界限，而且将网络受众以信息节点的方式相互连接。借助于网络的开放性，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开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元思想的传播更加方便，不同来源、不同渠道、不同目的的思想内容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缺少足够的鉴别和过滤；二是开放便捷的网络不仅使信息在网络空间之中，引起受众高速围观，还以微博、微信等方式与受众的信息场相关联，使受众处于信息包围和轰炸之中，不断影响其价值判断。

3.煽动性

由于具有意识形态的指向性和攻击性，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体现出较强的煽动性。通过大肆鼓吹和隐藏逻辑漏洞的价值推理，意识形态信息一方面渲染自身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混杂的特点以及受众浅阅读、浅思考、盲从和情绪宣泄的信息行为表现，刺激公众情绪，从而使受众忽视其逻辑漏洞并达成心理认同，接受其价值观念。

4.交互性

随着网络媒介的社交化发展，信息传受条件发生改变，网络受众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也通过自身的网络信息行为产生交互，以转发分享或发表观点评论的方式与信息产生互动，从而使信息二次或多次传播；其次，交互性还表现为虚拟与现实的交互。一方面受众线上与线下行为的交互能影响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判断，网络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对受众的社会认知和行为带来影响；另一方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还常与社会现实相结合，通过社会矛盾的细化、具体化来吸引受众的关注，从而起到煽动说服的目的。

三、强化网络国防建设，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

2011年5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外公布了旨在提高部队网络安全防护水平而设立的“网络蓝军”，2014年6月我军网络空间战略情报研究中心成立，10月8日，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信息安全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扎实抓好信息安全防护力量建设”。在西方话语霸权下，如何应对无孔不入而又具有致命性的网络意识形态攻击，成为网络国防建设需要重点强化的问题。

1.提高意识形态论争认知能力

为引起公众的注意，敌对意识形态往往将其逻辑起点隐藏于社会热点或敏感问题之中，以缜密的说理或粗浅的漏洞引起公众的兴趣，通过激烈的网上论争达到意识形态灌输的效果。在这样的兴趣点引导下，对于意识形态论点过度的关注和纠缠反而会起到将其“炒热”的目的。因此，对于意识形态的论争，既不能扩大化也不能缩小化，而是应该综合考虑社会各利益主体的需要和公众认知水平，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和舆情走向，区分论争性质，或抓住其核心观点和逻辑一击制敌，或借助网络和社会舆情自主消化，进而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论争的主动权。

2.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能力

首先，要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和党的创新理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要唱响主旋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引领、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通过丰富的网络平台和生动的网络话语体系，提高理论传播的趣味性和影响力；其次要积极传播主流价值观。面对网络空间复杂多元的价值观，大力加强和改进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方法，创新手段，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增强网络开展政治工作的活力；最后要积极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作品是公众感受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之一，要积极借鉴新的传播方式大力推广优秀文化作品，传播传统文化，弘扬中国精神，广泛普及党史、国史、军史，塑造一批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文化作品，借助“中国热”“华剧热”热潮推出国门，提高对外传播能力。

3.提高网上舆论研判引导能力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贵在研判。一要坚持科学理论为指导，服务大局、服务决策，用辩证分析网络舆情信息的核心观点和倾向，从党和军队大局出发紧紧配合重大决策部署、各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为决策提供舆情信息服务；二要坚持围绕中心，关注大事，把握大势，密切关注公众对重大事件的思想反映，关注互联网发展以及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新动向、新问题，为正确引导和有效处置舆情提供参考；三是要在舆情预警、汇集、分析、处置各个主要环节提高警惕，不错过盲点，及时发现重点，合理对待热点，谨慎分析焦点，灵活应对“炒点”，抢先澄清疑点，通过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和分析水平，准确把握舆论实质，校准目标方向，更好地开展网络舆论的引导工作。

4.提高作战力量体系建设能力

网络意识形态攻防作战，必须具备与国防建设要求和作战目标相适应的作战力量。一方面，要大力培养专业化作战力量，以“网络蓝军”为基础，提高对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严肃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扩大人员层次、类别、规模，提高作战水平，尤其是加强理论素养和专业技能的训练，以专业的网络技术水平应对；另一方面，也要发挥民间力量如BAT（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腾讯Tencent）等网络公司的作用，发挥其在大数据收集、分析和运用上的能力及在网络空间的运作力和影响力，为战略决策和运行提供支撑；积极加强网络安全教育，提高全民网络安全意识，使公众在各种诋毁社会主义的思潮面前明辨是非，自觉维护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5.提高技术革新运用能力

建强网络国防，要有自己的技术，要有过硬的技术。当前，我国网络核心技术能力与西方国家差距较大，随着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对网络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一旦这种依赖被切断或被利用，国家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建强网络国防，要不断提高核心技术开发运用水平，并将其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层次中来。要重点强化政府、军队和民间力量的融合，通过国家投资和市场引导，以全面的信息网络战略布局，支持和指导形成联合一体的信息安全网络，并利用政策和市场合力为其发展完善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此外，还要提高网络环境治理的技术运用水平，在促进话语权利公平的前提下，完善网络后台程序，促进网络空间健康的信息环境和自由有序的讨论氛围，助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6-0037-05

新媒体（New media）概念是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的。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和户外广告等传统媒体而言的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统称，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各种信息的新渠道。不管人们如何定义新媒体，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相对传统媒体而言它的功能、种类和作用方式在不断变化和延伸，并以互联网为核心从边缘走向主流。在新媒体日益成为各种思想文化交汇和意识形态较量重要平台的当下，如何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 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及其安全的关联

所谓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以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志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能否长期保持稳定，自身能否阻挡外来冲击、避免内部思想混乱的状态和能力。如果与现行社会制度相匹配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严峻挑战，仍能泰然处之，就属于意识形态安全；而当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在挑战中不能从容应对并存在解体的危险，就属于意识形态不安全。通常，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来自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在内部，意识形态安全关键在于有没有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体系与保持先进的传播体系；在外部，意识形态安全关键在于社会指导思想能不能在与其他思潮的较量中处于优势地位。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民族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防线，其实质是确保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作用，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地位。就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而言，根本标志在于无论错误思潮的冲击有多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仍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高度认同和自觉践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及其安全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首先，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存在技术性关联。新媒体建立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等现代新信息技术基础上，它主要是以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为基础，综合了网络技术、无线通讯技术、遥感技术、电子技术、宽带技术、卫星定位技术和智能技术等，是当代社会各种新科技成果的综合运用和充分体现。新媒体作为现代科技的结晶，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互动功能以及快速便捷特性、大众参与机制等，把新科技日益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影响着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定地位。

马克思早就注意到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他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论述了自然科学通过技术与人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内在联系，认为“技术会揭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2]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范畴，但是科学技术发展对意识形态变化具有重大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其次，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存在信息性关联。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与意识形态最直接的联系是通过信息。在现代通信技术的基础上，各种思想文化信息、民主政治信息、社会生活信息以及那些捕风捉影或故意制造的虚假信息等，通过新媒体以声音、文字、图形、影像等复合形式呈现出来，并不受边界限制，实现全球覆盖。新媒体不利于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性关联如同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一是新媒体双向互动性使信息内容的片面性增强，易导致价值观念多元化；二是新媒体传播格局使大众参与性增强，易导致意识形态把关弱化；三是新媒体传播过程的‘裂变式’特征，易导致网络谣言生成和蔓延，从而严重影响现实社会的和谐稳定。”[3]

具体来说，新媒体与意识形态作用机制是：“新媒体—各种价值观信息—社会意识形态”。由于新媒体对信息传播和渗透具有无以伦比的强大功能，各种价值观信息在新媒体时代如同一波接一波的浪潮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从而引发社会意识形态直接或潜移默化的变化。其中，正确、进步的观念能推动意识形态的完善和发展；错误、腐朽的观念可能导致原有价值观体系的崩溃。可见，新媒体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因其信息性关联，对社会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再次，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存在工具性关联。新媒体由于其特有的技术、信息性能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是促进人们解放思想、创新观念的利器。同时，新媒体也可能成为一些人改造他人价值观念的有效工具。以往，一些西方国家以传统媒体为手段，大肆宣传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借助媒体这种“软实力”和“巧实力”， 试图按照其标准改造人类的精神世界。但由于传统媒体的局限性，使西化、分化手段的作用有限，用资产阶级理论体系统一世界的效果不甚明显。新媒体出现以后，许多人意识到利用新媒体各种性能和优势，可以大大提高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效率，获取更多的自身利益。

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玛莎·费丽莫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中和康多利萨·赖斯在《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中，认为保护意识形态安全就是保护国家利益。托尼·史密斯更是毫不掩饰地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外交政策最宏伟的目标就是将在海外推广民主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认为“美国的利益不可能轻易与其价值观割裂开来”。现任国务卿希拉里于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次发表“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明显地表达了美国政府把互联网等新媒体作为推进西方民主、政治渗透与和平演变的技术工具。二战后的美国历届政府也都把对外输出价值观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对新媒体寄予厚望，认为“因特网、无线网络、移动智能手机、卫星等技术，为促进民主人权提供了全新的机会，利用这类技术，能有效地把我们的信息传达给世界”。[4]当然，这种通过输出价值观来实现自身利益、不管他国利益包括意识形态安全的做法是有悖法理和道德的。

二、 新媒体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一）新媒体发展增加了对大众思想的引导难度

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主要是通过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众传媒和社会各方面，这些场所和环境是相互衔接、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在这样的传播模式下，国家采取动员集体学习、集体收听收看、面对面地辅导讲授甚至直接对个人进行单独的思想教育等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教育，能够牢牢掌控舆论导向。这种传播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单向式的，执政党是信息的控制者、传播者，民众是信息的接受者，与这种传播模式相适应，逐渐形成了具有强制性的、集中统一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从而能较好地把握大众思想的发展动向。

在新媒体时代，民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消费者，还是信息的创造者、者，可以自主地参与信息创造，自由地进行交流讨论，传播有关信息，发表看法，提出建议，信息的传播模式由单向灌输模式转变为一种双向互动模式，环境的虚拟性使得意识形态的构建方式从直接的现场建构转化为虚拟的非现场构建，原来以传统媒体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传播已经变为与多中心的、发散式的传播形态平行发展，出现了对议题跟进的新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对社会信息进行完全的管制，以前那种集中统一的、自上而下的信息管理模式受到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难度增大。

（二）新媒体发展削弱了对社会舆论的控制力度

传统媒体时代，意识形态构建者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不对称，意识形态构建者掌握着甚至垄断着相关的政治信息、理论信息、时政信息，是信息的主导者，普通大众在信息占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只能被动接受信息。 所以在传统媒体时代，社会舆论受媒体技术的限制，很难形成“舆论浪潮”的冲击力，谣言的传播范围也会受到限制，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较小。

在新媒体时代，任何人或组织都可以从网络上获取信息，也可以通过新媒体各种真实或虚假的信息。新媒体的发展使普通群众有了充分的发言权和发表意见的场所，社会舆论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动员力量。但也不能否认，新媒体也有误导社会舆论、提供网络谣言滋生条件的弊端，无论以信息和言论为核心的自媒体微博，还是以“群”为中心的社交网络，都形成了一种虚拟的网络形态，随着虚拟环境的发展，网络谣言更容易滋生和传播，误导社会舆论走向。早在2008年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就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 [5]由于新媒体在信息传播速度、范围和深度等方面大大超越了传统媒体，相关部门对信息流动的控制难度增大，诸如谣言、错误理念、蛊惑性煽动性的宣传以网络信息形式传播，更易为不明事理的群众所接受，从而引发人们的思想混乱，危及意识形态安全。

（三）新媒体发展消解了对外来错误思潮的抵御强度

长期以来，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意识形态渗透活动从未停止，渗透与反渗透、歪曲与反歪曲斗争交织在一起。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大肆炒作，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极力向我国推行他们那一套所谓的正确价值观体系。但是，在传统媒体为主导的时代，外来错误思潮信息受媒体自身条件的限制，无论是影响范围还是作用力度都较小。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国际间信息传播渠道越来越拓宽。“无国界”的信息流动在有助于我们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大量的错误思潮也纷纷涌入，冲击着我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志的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信息冗余常常伴随着知识的碎片化、追求的浮躁化、思考的表层化，从而削弱人们对价值观正确与否的判断力和选择性，极端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颓废主义等更容易被有些人所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抵御外来错误思潮冲击的强度受到消解。

此外，以网络为核心的新媒体，其安全运行日益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因而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系统一旦被黑客攻击得逞而陷入瘫痪，实体经济和整个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神经系统”就将被破坏，从而使意识形态中的指挥中枢失去应有功能。毋庸讳言，在现代社会“拿起常规武器造反”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通过信息引爆社会混乱”，达到其某种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强大的网络优势中，却潜藏着最脆弱的网络环节。一旦重要的网络受到攻击，陷入瘫痪，整个国家安全就将面临崩溃的危险，其后果不亚于用原子弹直接轰炸一个国家的重要设施，甚至更为严重。”[6]所以，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也给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新的挑战。

三、 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着力点

在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应将着力点放在以下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在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任何挑战面前，只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地位没有动摇，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就有保障。从实践来看，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我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迫使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价值体系取而代之。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从来不畏挑战，它在与各种思潮的激烈交锋中不断发展壮大，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销蚀、破坏、解构的作用非常大。所以，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要防“明枪”，更需防“暗箭”，借助新媒体进行意识形态整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以科学思维和方法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元文化的引领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和深入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要对多元文化进行引领，处理好多样化的社会与一元化意识形态的关系、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吸收人类精神文明成果与抵御外来错误思潮的关系。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意识形态出现安全问题都源于大众在核心价值观上发生动摇和改变，导致这种动摇和改变的是在多元化思潮的冲击下，人们思想发生混乱，核心价值取向离散。在新媒体使信息传播“去中心化”、信息管理“把关人虚弱”的趋势下，发生思想混乱和核心价值观离散的风险将不断加大。所以，在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应采取“堵”、 “疏”结合的方式。所谓“堵”，就是在划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界限的前提下，吹响反击各种错误思潮的“集结号”；所谓“疏”，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元文化进行自觉引领，扩大先进文化的影响范围，提高大众明辨是非的能力，以此实现思想统一和力量凝聚。

（三）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提高对社会舆论的掌控能力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既需倚重技术，又要讲究艺术。各级党政部门，要提高信息化环境下的执政能力，运用新媒体创新社会管理，使各种新媒体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途径之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进入新媒体时代，言论闸口日渐拓宽，信息来源变多变杂，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言、猜想等裹挟在信息洪流中泥沙俱下，令舆论场的复杂性骤然增加，也给舆论场引导增添了难度。”[7]对于新媒体的舆论，我们既要重视，又不应片面迎合，而应区别对待，加强引导，依法管理。对新媒体发出的偏激言论、虚假信息给予坚决回击和充分揭露。同时，善于利用新媒体的信息优势，扫除社会瘴气，匡扶时代的正气。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具有“多对多”的特点。众声交汇的舆论场里，一些声音会在多点传播中不断向外辐射，如同池塘中的水波，越传越远，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要善于利用新媒体传播信息的“水波效应”，找到“共振频率”。 所以，要探求新媒体传播规律，提高有关负责部门对社会舆论的掌控能力。

（四）积极制定促进新媒体科学发展的政策法规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环境维护，需加强受众的“自律”和“他律”。所谓加强“自律”，就是提高受众的社会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自觉不信谣、不传谣。新媒体不应脱出法律与道德的空间，加强管理和言论自由之间没有非此即彼的对立，一个缺乏自律的行业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在新媒体时代，“受众越是变得‘浮光掠影’，媒体从业者越不能‘捕风捉影’和‘哗众取宠’，越是坚守新闻专业的守则，不轻信、不盲从，清醒、理智、冷静、踏踏实实做新闻。”[8]所谓加强“他律”，就是强化新媒体舆论的信息技术管理和法规建设，实施严格的技术监控，坚决打击利用新媒体散布谣言和各种违法违规的活动。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壮大执法队伍，健全执法体系，落实执法责任。德国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管理，就包括那些通过新媒体煽动极端的言行，如“纳粹主义、恐怖主义、种族主义、暴力以及儿童色情等黄色内容，自2003年以来，已有上千个媒体被检查处列为青少年不宜接触的媒体”。[9]类似的经验，我们应积极借鉴。

（五）努力创新新媒体健康发展的管理体制机制

从管理的角度看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一要在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互动叠加效应基础上，大力发展健康的新媒体，并使其发挥传播信息的主导作用；二要对新媒体进行积极地监控和管理，在管理主体上应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在管理方法上要“多管齐下”，在管理策略上要把 “短、平、快” 治理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在管理分工上要落实好有关部门的分级管理和属地管理责任；三是理顺经营者与管理者的关系，新媒体经营者最核心的诉求是发展环境，希望有关管理部门有比较清晰的政策预期，而管理者最关心的则是健康和安全的发展态势，要求新媒体完善信息制作和流程；四是要把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定位为国家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结合我国当前实际，使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的条件，同时也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全面竞争的重要平台；五是积极培养既懂意识形态工作艺术、又熟悉新媒体技术应用的新型人才队伍，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总之，我们必须认真应对新媒体对意识形态安全提出的挑战，积极认识新媒体技术要领，充分利用新媒体信息传播优势，努力探索新媒体与意识形态良性互动规律，确保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得以充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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