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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笔如刀，一笔笔论出了时局的荡漾，一刀刀刻画了历史的锋芒。一个是深刻坚韧且反抗绝望，一个是儒雅平和并富有情趣，这便是鲁迅和梁实秋。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二者甫一相接，便碰撞出了近代一场最有名的大"论战"。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起于对卢梭思想的不同认识。按理说，这种文学意识形态上的争鸣，本该像之前鲁迅与他人的论争一般，仅仅局限在这一层次。然而这次，却发生了意外，"论战"在发展中变为了"论骂"，谁对谁错成为了后世争论不休的话题。

论战伊始：卢梭之争

1927年，一篇发表在《复旦旬刊》上的文章引起了鲁迅的注意，这篇文章正是刚刚结束哈佛大学留学生涯的梁实秋所写，名为《卢梭论女子教育》。之所以鲁迅会对梁实秋的这篇文章持反对意见，还要从梁实秋和鲁迅的思想理念说起。

梁实秋其人，1903年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读书。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使得他的思想理念受其哈佛大学老师白璧德影响颇深。

在老师白璧德的影响下，梁实秋从浪漫主义立场，转到了人文主义立场中，也正因为此，他反对卢梭的浪漫主义，向恒久的人性靠近。在回国后，梁实秋所撰《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更是宣扬人性，批判卢梭在教育观上的不平等。

这种对卢梭的批判，与鲁迅的观点相左。因此鲁迅便同样发表了一篇文章来驳斥梁实秋的观点，这即是发表在《语丝》上的《卢梭与胃口》，在这篇文章中，他反驳了梁实秋讽刺卢梭的观点——"无一是处，惟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

事情发展到这里，关于卢梭的论争还没有结束，鲁迅的《卢梭与胃口》只是驳斥了梁实秋对于卢梭平等教育观的批评。针对梁实秋对于"文学描写人性才有永久性"的观点，鲁迅又接连发表了《文学与出汗》《拟豫言》两篇文章来反对。

面对鲁迅文章中的讽刺意味，梁实秋又再次进行了反击，即是发表在《新月》月刊上的《一篇"自序"》和《"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这两篇文章一经发表，切切实实的激起了双方的火气，从此开启了长达数年的大论战。

在这一来一往中，表面上是卢梭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实际上暗含的是双方对人性的不同认识，但最后却由对彼此观点的讽刺，变为了带有意气之争的人身攻击，之后的"论战"变为"论骂"，在这里也能看出些许端倪。

论战发展："硬译"之辩

时间来到了1929年，距离上次激烈的"卢梭之争"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这时的鲁迅刚刚翻译完成并出版了苏联作家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评论集——《文艺与批评》，晦涩难懂的翻译大作成为了鲁迅与梁实秋关于"硬译"之辩的桥梁。

两篇文章开启了鲁迅和梁实秋第二次大论战的序幕。一篇是发表在前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篇是针对《文艺与批评》一书的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依旧是出自梁实秋之手，依旧是发表在固有阵地——《新月》月刊上。

针对梁实秋的这两篇文章，鲁迅也有所应对，一篇发表在《萌芽月刊》上的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便是鲁迅观点的总结。

首先，两年前的卢梭之争，是对"文学描写人性才有永久性"的争辩，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却是在之前的争论基础上，来谈论文学的"阶级界限"。在这一问题上，梁实秋和鲁迅又产生了分歧。而这，又要从两者的生活背景和立场谈起了。

如上文所说，梁实秋自小生活环境相对安逸，对于社会的黑暗，普罗大众的真实生活了解较少；而鲁迅却不同，鲁迅年幼时家境没落，早早体会了事态炎凉，在时局混乱之际，更是感受颇深，弃医从文，为底层发声。

这样截然不同的生活背景，影响了两人对人性、阶级性的理解，也造就了彼此不同的立场。因此鲁迅承认人性，也承认阶级性的存在，而梁实秋却断言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这就是二者观点不相容之所在了。

而谈起翻译，我们都知道，梁实秋一生之中的一大成就便是翻译莎士比亚著作，堪称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当得起翻译家之称号。但是，这些荣誉是梁实秋先生终其一生所获得的。而1929年的梁实秋，才27岁。

27岁的梁实秋也并非对翻译一无所知，在一年前，也就是1928年，他就曾写过《论翻译》一文。因此，在读过鲁迅的翻译作品《文艺与批评》后，对其在这部著作中的翻译水平不敢苟同，称其翻译晦涩难懂，实为"硬译""死译"。

对于梁实秋称其为"硬译"，鲁迅也是有话可说的。鲁迅在《文艺与批评》这本书的后记中就曾提到，由于担心曲解文意，方才进行硬译，虽然阅读体验或许并不愉快，但也希望能够有读者能够硬着头皮读下去而有所收获。

然而梁实秋却始终认为翻译的第一要义应当就是读者能够读懂。事实上，这是两者在翻译标准、翻译方法上的不同认识，造就了这场"硬译"之辩。与此同时，鲁迅还在文中嘲讽了梁实秋一番，并捎带上了始终与梁实秋站在一起的新月社。

梁实秋说他自己的的确确是按照鲁迅后记所言，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并没有什么收获。鲁迅便反讽他，问他确实是"赢了没有？"并说这种"以硬自居，实际反之"是新月社惯有的特色。这其中的促狭之意，便是脱离了原本学术讨论的范畴了。

论战变论骂：乃超加入

在这样一次次你来我往的对抗中，在一篇篇犀利的文笔下，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迅速扩大，吸纳了更多的人加入其中，分别站在双方的立场上发表言论，而这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鲁迅方面冯乃超的加入。

冯乃超于1901年生于日本，1927年就毅然回国参加革命工作，1930年和鲁迅等人一起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实为鲁迅坚实的革命战友。眼见着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呈现相持状态，冯乃超也按捺不住自己想要回击梁实秋的心了。

于是，1930年，冯乃超《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发表在《拓荒者》上，从这篇文章开始，梁实秋与鲁迅的这场论战就彻底地脱离了学术范围，沦为了一场彻头彻尾的"论骂"。

在冯乃超的文章中，他称"让工人放弃阶级意识而辛苦工作去获得资产，是应该送给他'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冯乃超这样的谩骂自然遭遇了梁实秋的热烈回击，很快他就发表了《"资本家的走狗"》一文。

在梁实秋《"资本家的走狗"》一文中，正如鲁迅当时讽刺他的同时还要带上新月社一样，这次他反击冯乃超的同时也要带上《拓荒者》。他在文中说："……《拓荒者》说我的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

但对于梁实秋而言，仅仅这样的反击似乎还不够，于是暗含政治意味的段话，出现在了他的文章中，他讽刺地称，去XX党领卢布，这样的本领，他怎么可能知道呢？反过来可不就是，这样的本领，是鲁迅那帮人才知道的。

至此，这场论战的性质又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学术讨论，发展到了人身攻击，又发展到了政治攻击之上。熟悉历史的应该都清楚，在那个年代里，这样的政治攻击，未免不会害死人。

在这样的境况下，鲁迅也不可能坐以待毙，于是，冯乃超下场，擅于此处的鲁迅再次上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面世了。鲁迅用他精湛的语言，强悍的逻辑予以回击，给"资本家的走狗"添上了更确切的描述。

鲁迅骂梁实秋是"乏走狗"，梁实秋便也不甘示弱，发表《鲁迅与牛》一文，把鲁迅比作疲牛，骂鲁迅是吃过了几家草的"乏牛"。这样的对骂显然已经失去了论战本来的色彩，互相中伤之下，没人能独善其身。

论战结束：鲁迅之死

自上次两败俱伤的"论骂"之后，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就不再那么激烈了，毕竟一旦论战上升到政治层面，是谁也讨不了好的。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当时的时局也愈发紧张了起来，于是明面上的针锋相对逐渐减少了。

然而逐渐减少却并不意味着彻底结束，鲁迅在自己的杂文中偶尔捎带讽刺一下梁秋实也是确有其事，而梁秋实总是针对鲁迅的文章进行评论和批评的文章也是举目可见。

就在这样的小打小闹中，1936年到来了，这一年，鲁迅逝世。至此，梁实秋和鲁迅之间似有若无的论战也彻底结束了。后来，梁实秋写了一篇文章，叫《关于鲁迅》，或许这也算是他和鲁迅论战这么多年的一个总结吧。

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有对鲁迅的肯定，但也依旧有对鲁迅的否定，但是这次否定，再也得不到鲁迅先生的回应了。

思想的花朵往往盛开在混乱时局中，几千年前的春秋争霸造就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基调；在几千年后的近代，同样是纷乱的时代，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深刻影响。

多年的论战，孰是孰非，是谁先挑的头？是谁先挑起了骂战？又是谁将论战上升到了政治层面？是谁更刻薄？谁更紧追不放？谁更不得已？论骂是否可以避免？这场论战又是否有必要？这些问题都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它已然发生了。鲁迅与梁实秋，两个不同立场的人，不同思想理念的人，针对教育、文学、翻译、人性、阶级性等诸多论题展开的论战，给后人带来了新的文化理解。

据统计，在这场论战中，产生了共计100多篇文章，多达40多万字，这些才是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文化在这场大论中得到了升华和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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