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的朋友是谁呢？为首的当然是何应钦。《何应钦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是一部全面介绍何应钦生平的传记，作者熊宗仁在《审判冈村宁次内幕》章节里，有过一段这样的描述：

抗日战争爆发后，冈村宁次历任第二师团长，第十一军司令官、军事参议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六方面军司令官，1944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他的全部军事生涯几乎都与中国有关，并与蒋介石、何应钦、陈诚、汤恩伯、阎锡山等既是战争中的敌人，又是反共事业上的朋友，而与何应钦更堪称志趣相投的故交。

“故交”缘自1935年11月，此时，冈村宁次由关东军参谋次长升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路过南京时，冈村宁次不敢与中国政府接触，就找到了当时的日本领事馆，打算在那里食宿。但是，他刚进领事馆何应钦便获取了消息，电话就打了过来，热情地邀请他来家里吃饭，还说无关政治，只谈友谊。何、冈二人的友谊从何而来？这还要从塘沽停战协定说起。

塘沽停战协定为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北平军分会参议、中日停战谈判首席代表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于1933年5月31日在塘沽签订的停战协定。又称《塘沽协定》。它的产生有着这样的历史背景：

1932年10月1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抛出纵容日本侵略的“李顿报告书”，国民党政府竟表示大体同意。12月6日，国联讨论报告书。出于利益关系，许多国家采取了对日绥靖政策。1933年1月15日，美国新任总统F.D.罗斯福向各国发出美国不承认满洲国的通告，表达出对日本的强硬态度。此后，国联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并于2月14日通过了19国委员会要求日本军队撤退到满铁附属地和确认中国对满洲的统治权的报告书。日本陷入外交困境。2月17日，日本公开反对国联的报告书，并于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4月，日军进攻华北。5月，占领了通州。国民党政府对侵入华北的日军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由何应钦出面派熊斌与冈村宁次谈判并签订该协定。（《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7年）

主要内容有：

《塘沽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该协定使日本帝国主义巩固了在华攫取的利益，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但是，何应钦并不这么看，当时，冈村宁次留给他的印象是“通情达理”，两人由此成为“中日联合反共的知己与同志”，而在其后的接触中甚至“情感更加融合”，双方都有“相见恨晚”之感。（熊宗仁《何应钦传》）

冈村宁次如约而来，何应钦夫妇在家热情地接待了他，饭菜的自然是体面而且丰盛的，因为中国人何应钦早年有过日本留学的经历，而日本人冈村宁次又到中国来了，所以，双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产生了很多的共同话题，人文地理、民俗风情、吃喝玩乐大约都要谈一谈，再加上几瓶中国或是日本的美酒，何、冈二人笑语连连，竟然让何“忘”了自己的祖国正在承受了日本人的侵略，也竟然让冈“忘”了自己到中国是来侵略中国的。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随着欢声笑语以及美酒佳肴，被二人忘了个一干二净，剩下的也便是所谓的友谊了。

“友谊”长存，何应钦就有着这样的化敌为友的强大本领。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此前的两个小时，冈村宁次接到了东京发来的关于“天皇陛下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陆军第68号密电。他心中顿时明白了，战败投降已成定局，除谨遵诏命外恐别无他策了。11时过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两千余名日军官兵，按平时遥拜天皇的队形，在南京市鼓楼广场东面集合，聆听天皇亲自播讲的投降诏书。

就在裕仁广播投降诏书的前一小时，即1945年8月15日11时，蒋介石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除了慷慨激昂的胜利，蒋介石希望“这一次战争是世界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末一次的战争”。还说，自己想到了“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让他“产生无限的感想”。“感想”的原文如下：

这就是中国人常讲的“以德报怨”了，蒋介石在日本投降的问题上，定下了这样的基调。同日，何应钦被军委会特派，代表蒋介石全权接受日本投降。在“以德报怨”的宣言里，何应钦也便有了救老朋友冈村宁次的打算。熊宗仁《何应钦传》：自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诏书以来，冈村宁次的总司令部里，一直都沉浸在恸哭和悲哀之中，有人闹着要剖腹自尽，有人则主张拼死一战。当得知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宣言及何应钦相关指令的大概后，浮动的人心才稍稍安定下来。

这是今天的人们在一些报道和影视作品里看到的受降场面，这背后有着冈村宁次和何应钦的两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冈村宁次回忆录》这样记述了冈村宁次当时的心情：“如今向这位亲密的友人何应钦投降是一段微妙的奇缘”，但在这种场合见面，是冈村宁次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所以，一进入会场，他就尽量让自己安定下来，尽量不要去碰到何应钦的目光，但他还是看到何应钦的“庄重安详”。这让他想到是在向“中国友人投降”，心中也便很快产生了“安然之感”，进而感慨万千——看到这位老朋友温厚的品格，“我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美德！”这让人不禁发问——冈村宁次“三光”政策下的东方美德又是何种模样？！关于何应钦在那一刻的历史细节在熊宗仁《何应钦传》有着这样的体现——

几面之缘，一顿餐、几杯酒，会产生如此深厚的“友谊”？这时候，太多的人分明已经受不了何应钦所谓的“德”了，而这“德”的背后，同样有着他为了蒋介石和冈村宁次的交易。接下来的历史众所周知，何应钦为了让国民党政府得到受降日军的“垄断权”，开始整饬军队，到处发号施令，而冈村宁次也因为他的一往情深表示了绝对地服从。他命令日军应把武器、弹药、军需品等按照“统帅命令”完全彻底地交给中国，“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又说“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则应断然予以讨伐”。

同样，何应钦给了冈村宁次足够的信任，据《何应钦九五纪事长编》一书记述，何应钦认为日本在中国战区内一百多万军队及数十万侨民，生命保障及善后问题关系重大，而这中间的责任全在冈村宁次一人身上。同时，他还将我领导的人民抗日队伍称为“非法武装组织”，要求日军不得向我人民抗日队伍投降，甚至要求日军“收复”我人民抗日队伍占领的地区。

对此，冈村宁次表示，他既然接受天皇命令投降中国，就应该对国民党政府效劳，他手上的一百多万部队装备都是齐全的，“趁现在尚未遣散，如用来打共产党，一定能发挥力量。”为此，他曾被聘为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参与策划对解放区的进犯，甚至还写成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等文章，成了一个“有用”人。这种明面上的求生结果以及背后的交易，使何应钦一味庇护他，让他以“联络部长官”继续发号施令，而他手下的124万日军以及数十万日侨，也因为何应钦等人的“宽容”，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7月，全部被遣返回日本。资料显示，仅此一项就占去了当时中国船舶运力的80%，而那124万日军还被何应钦恩准每人可以携带30公斤的行李。

这就是历史，它不会和人们渐行渐远，它的结局也终将站向人民的一方。像何应钦随国民党迁到台湾后，寓居台北牯岭街，自称闭门思过，不闻政事，最终于1987年10月21日因病在台北死去一样，冈村宁次虽被无罪释放，1950年被聘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但好景不长。1962年4月，他唯一的儿子忠正暴死，对他打击很大，其后，他开始动手写回忆录，在写完回忆录后1966年9月，心脏突然发病，因抢救不及时而猝死。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但不管是朋友还是利益，或者利益造就的朋友，都随着他们的离去，会被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晰，更加接近于事情的本质。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感谢原作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