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04年5月1日、2007年1月1日和2013年7月1日欧盟三次扩大，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等11个中东欧国家实现了“回归欧洲”的战略目标。为实现欧洲的稳定、安全和繁荣，欧盟做出向中东欧地区的原社会主义国家扩大的决定。中东欧国家则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认同的角度，做出了融入西欧国家开启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选择。这一双向互动的结果是欧盟成员国的数量逐渐增加到28个，面积增加了27.8%，人口增加了26.8%，经济总量增加11.3%[1]。欧盟东扩不仅突破了原资本主义西欧的范畴，而且跨越了传统上严格的欧洲地理界线，欧盟疆界大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欧洲帝国曾拥有的版图[2]。在极大改变欧洲政治版图的同时，欧盟成为世界多极化格局中重要的一极。鉴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环境、历史经验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中东欧新成员国与西欧老成员国有着不一样的利益诉求。而且，随着中东欧国家入盟后逐渐缩小了与老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政治上愈益成熟与自信，它们努力提高在欧盟的影响力。为了捍卫民族国家利益，消除“二等成员国”的感觉，中东欧国家在一些涉及其利益的问题上与欧盟老成员国进行了利益博弈，从而对欧盟的内部团结、决策进程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带来挑战。

一  中东欧国家在欧盟的利益诉求

在2004年5月1日欧盟第一次东扩的日子里，欧洲大陆弥漫着喜悦和荣耀的气氛。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罗马诺·普罗迪称，“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启动了50年后，冷战造成的欧洲分裂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欧洲人再也不会因虚假的意识形态障碍而分开。我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当我们一起行动时，我们会更强大”[3]。欧盟老成员国的政治精英也纷纷表示这是“欧洲的美好时刻”、 “伟大的日子”、“目标明确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战胜历史遗产的结果”[4]。随着欧洲统一市场和共享欧洲价值观空间的扩大，以及欧盟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和经济地位明显增强, 它需要迎来一系列结构改革和机制变化，新老成员国也需要在相互尊重和团结的原则基础上共建安全和繁荣的欧洲。在兴奋和期待的同时，老成员国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充满了担忧：它们不仅将在财政上大量贴补经济水平明显落后的中东欧新成员国[5]，而且中东欧国家可能将更明显地把民族国家的利益置于欧洲福祉之上，对愈益紧密合作的联盟思想持反对态度。后来的事实表明，新老成员国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观点分歧，比如《欧盟宪法条约》、欧盟财政改革、劳动力自由流动、税收政策、对美国和北约的态度、对俄罗斯

政策、采用欧元和难民危机等。中东欧新成员国在欧盟有着特定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无论是1989年政局剧变后重新获得国家主权的，还是新独立的中东欧新成员国，它们在欧盟层面的政治-宪法和媒体讨论中高度关注国家主权问题。在被苏联控制40多年后，自由和独立的思想成为1989年政局剧变的动力。因此，中东欧国家对主权问题非常敏感，认为不可侵犯，这也就极易被民族主义力量动员起来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欧盟框架内，中东欧新成员国愈益倡导政府间合作，而不是超国家主义，希望保留对税收、政府开支、社会政策、教育和其他事务的控制权[6] 。

在多数中东欧新成员国尤其是波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的外交政策中，安全和战略考量占据了重要地位。上述五国对国家的安全和稳定问题特别敏感和关注，这与它们不良的历史记忆和所处的地理位置或者说是地缘政治环境密不可分。这些国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评估面临的风险，并且积极寻求安全保障。它们外交政策的两个突出特点是：努力加强跨大西洋联系和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俄罗斯持悲观态度并视其为潜在的安全威胁，也就是国家不稳定的来源[7]。2008~2009年发生的俄格冲突事件，以及2009年美国“重启”与俄罗斯关系并改变在捷克和波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加剧了一些中东欧国家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和对俄罗斯的戒备。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上述五国呼吁大力加强北约的威慑和防务能力，以及美国和北约在中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8]。然而，另外一些中东欧新成员国，如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经验和执政党的政策主张等方面的原因，没有强烈感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不太支持欧盟采取可能损害与俄罗斯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举措[9]。即便如此,中东欧新成员国在安全上依靠北约和美国的政策基本保持不变。

中东欧新成员国对欧盟加强军事能力以及执行安全和防务政策的行动力持怀疑态度，但它们并不反对欧盟的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还希望参与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和欧盟战斗部队的组建。当然，它们支持欧盟防务一体化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不能破坏跨大西洋联系，强调北约应该在欧盟的安全政策问题上发挥首要的作用。第二，共同防务和安全政策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应该向欧盟所有成员国开放，不能有歧视性行为。总之，它们在依靠欧盟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提供安全软支撑的同时，强烈依靠美国和北约提供安全硬担保[10]。

在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另一个利益关切点是欧盟外部边界的稳定。除了支持西巴尔干国家入盟以外，中东欧新成员国重视“欧洲睦邻政策”中面向东部邻国的部分。中东欧新成员国积极推动“东部伙伴关系”计划[11]，希望通过加强与欧亚6国的合作为自身安全和经济发展提供便利，同时在欧盟制定对俄政策时发挥影响力。中东欧国家希望欧盟加强与俄罗斯的对话，主张应由欧盟机构而不是由欧盟的一些大国如法国和德国主导与俄罗斯的对话，以免形成法国—德国—俄罗斯三角。

在如何处理欧洲难民危机问题上，中东欧一些新成员国采取了与老成员国截然不同的态度，主要出于对国家安全、国家主权、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合等方面的担忧。在2015年9月22日举行的欧盟内务部长会议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投票反对欧盟按照配额强制分摊难民。2015年11月波兰新政府上台后，也加入了这一阵营。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视难民为其民族生存的威胁，只愿意在自愿原则基础上帮助难民。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表示，“民族迁移会带来恐怖威胁、犯罪并将使欧洲的文化和传统受到威胁；西欧国家强行规定新成员国应该和谁一起生活，不仅将促使社会压力加大，还将威胁申根制度的存在；欧盟应改革避难制度，不仅要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文化和经济利益，而且要给予民众更多的影响欧盟决策的权利。”[12]来自布鲁塞尔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的分析家安德烈·赫米索娃指出，“欧盟采用特定多数而不是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难民强制性配额安置方案，对中东欧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关乎它们的主权”[13]

（二）强调经济发展和财政收益

在加入欧盟前的经济转型进程中，来自欧盟老成员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成为中东欧国家进行经济转型的主要推动力。这些外国直接投资帮助中东欧国家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加快了经济结构的重组。在欧盟东扩前，欧盟还通过法尔计划、农业改革支持工具、环境和交通改善支持工具等财政援助计划，促使中东欧入盟候选国的经济发展取得进步，缩小了与欧盟的差距。另外，来自欧盟凝聚基金的援助促进了中东欧候选国较为贫困地区的发展。一旦在入盟谈判过程中出现矛盾，中东欧候选国内拥护欧盟扩大的人士就常常宣扬入盟的经济和财政收益。为了获得民众对加入欧盟的支持，中东欧候选国的政治精英也不断描绘关于入盟后经济和财政状况的美好设想。这一切导致中东欧新成员国热切期待入盟带给它们经济繁荣，加快本国经济追赶西欧发达国家的步伐。

欧盟单一市场和服务、资本、商品、人员四大自由流通对中东欧国家的吸引力很大。为了平衡自身在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弱势地位，获得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优势，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中东欧新成员国致力于推动建设充满活力和运作良好的欧洲单一市场、消除壁垒、世界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主张与欧盟外的其他伙伴国签署贸易协议、降低从第三国进口原料和半成品的关税、采取措施提高欧盟的竞争力等[16]。不少中东欧新成员国倾向于英国和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不认同西欧国家倡导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英国做出脱欧决定前主张欧盟侧重加强经济合作并加大市场自由度，它是中东欧新成员国在欧盟的合作伙伴和一定程度上的利益维护者。如今，中东欧新成员国担心英国脱欧后西欧国家会走回贸易保护的老路。另外，由于中东欧国家的税率水平较低，遭到欧盟一些老成员国的指责，认为中东欧新成员国使用不公平手段吸引西欧公司进入，从而使西欧国家的经济形势恶化，已成熟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因此遭到破坏。在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公司税是19%，而在德国是30%，在法国是38%[17]。对于德国和法国敦促欧盟成员国之间协调税收政策，一些中东欧新成员国持保留态度。

中东欧新成员国还致力于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和结构基金政策中获得丰厚的财政补贴，以保障自己财政转移净收入者的地位。受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欧盟的一些老成员国呼吁减少欧盟预算。在讨论和制定欧盟2014~2020年中期财政预算方案过程中，中东欧国家反对减少预算规模，强调要维持现有的农业补贴和凝聚集金，以确保本国产业调整获得持续和稳定的经济援助。经过艰苦的博弈，多数中东欧国家收获的基金援助数额超过2007~2013年财政周期获得的。2018年5月29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2021~2027年欧盟财政预算案细则,计划减少对中东欧国家的补贴。中东欧国家希望讨论和制定的过程公正、透明，不应该仅成为欧盟老成员国试图惩罚一些新成员国反对欧盟决策和违反民主准则的工具[18]。

    尽管中东欧新成员国自签署入盟条约之日起就已经承担了采用欧元的义务，而且也曾表示要尽快加入欧元区，以彻底融入西方结构，但迄今为止只有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加入了欧元区。至2014年底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已经满足了采用欧元的大部分趋同标准，只是没有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它们不急于采用欧元的主要原因是：欧元区的经济形势不稳定、结构改革充满了不确定性、希腊金融危机的前景不明朗、经济危机时期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民众对采用欧元持消极态度[19]。随着近年来欧元区经济形势逐渐改善、制衡法德两国地位的英国退出欧盟、非欧元区国家在经济危机期间贬值本国货币对欧元区国家经济造成冲击，法德计划推进欧元区改革并促使欧元区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核心，6个尚未采用欧元的国家对加入欧元区的态度出现了分化。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谋求尽快加入，以免被排斥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流之外。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则采取犹疑观望或拒绝的态度，它们重视民族国家主权问题和与欧元区的实际趋同效果。当然，根据2018年5月欧洲央行发布的最新一次趋同报告，除了保加利亚以外，其他5个中东欧非欧元区国家的名义趋同达标情况均不太理想。

（三）关心政治制度设计

在加入欧盟前，多数中东欧国家对正在进行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兴趣不大，更没有对一体化中的政治联合进行过实质性讨论。只有捷克人经常就这一议题进行讨论，这主要得益于有欧洲怀疑主义倾向的瓦茨拉夫·克劳斯和他所创建的公民民主党。克劳斯长期担任捷克总统、总理和议长之职，公民民主党在1992~1997年是执政联盟主体，在1998~2004年是最大反对党，两者在捷克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波兰，人们谈论欧洲一体化的未来时主要围绕欧盟宪法条约，他们首先关注的是欧盟内部的表决程序。正是《欧盟宪法条约草案》和与此相关的政府间会议，促使中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形成了自己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并努力在欧盟层面捍卫本国的利益。

在欧盟的制度结构问题上，中东欧新成员国希望遵循两个原则：第一，平等原则。根据欧盟基本法，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经济强大抑或弱小的国家，一律平等。中东欧新成员国中小国居多，它们希望欧盟的制度设计能够保障自己不受大国压制。因此，它们总体上倾向于一个强有力的欧盟委员会，在人员构成问题上强调各国都应该拥有委员会中的表决权，即一个国家一个委员；在欧洲议会和民族国家议会的地位问题上，它们希望加强民族国家议会在形成欧盟政策过程中的作用。由于多数中东欧新成员国对德国和法国在欧盟内的强势地位感到不满，它们主张通过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沟通和能够代表它们利益的欧盟机构，首先是欧盟委员会，来制衡欧盟内重量级大国。第二，避免“多速欧洲”。事实上，欧盟已经长期存在一些“多速欧洲”的形式：欧元区国家与非欧元区国家，申根国家与非申根国家。迄今为止，中东欧新成员国中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尚未加入申根区，它们力求尽快加入申根区，以实现人员自由流动。尽管中东欧一些新成员国自主决定暂时不加入欧元区，但它们反对欧盟采取歧视性的或者不是向所有成员国开放的合作形式。英国决定脱离欧盟后，欧盟委员会、欧盟大国及其创始成员国积极倡导把“多速欧洲”作为未来深化欧洲一体化的方式，引起多数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反对。它们的担忧如下：欧盟因此分裂并削弱单一市场的影响力；力量较弱、发展较慢的中东欧国家在欧盟被边缘化，沦为二等或三等成员国，从而失去对欧盟决策进程的影响力；经济较为强大的国家先行推进一体化后可能迫使其他经济较为弱小的国家接受加入条件[20]。在关于“多速欧洲”的实质性讨论中，中东欧国家将力求达到以下目的：第一，建立对任何自愿联盟进行监督的机制和发展一个永久协商机制，以促进欧盟改革的包容性和非歧视性；第二，在欧洲议会的各个专门委员会就深入一体化的领域进行讨论；第三，暂时不加入深化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应该参加先行深化一体化的国家集团的一些会议[21]。

中东欧新成员国要求在欧盟中央机构和欧盟驻外使团中占据相应的席位。在中东欧国家的大力支持下，2014年8月波兰前总理图斯克当选欧洲理事会新一任主席，这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中东欧国家在欧盟的地位和影响力。

二  中东欧新成员国在欧盟影响力的差异

在入盟谈判过程中，尽管中东欧国家对欧盟老成员国的“斤斤计较”和保守态度深感失望，对入盟条约中对老成员国的保护性条款感到不满[22]，但它们最终接受了这种不对称的安排。在入盟后初期，不少中东欧新成员国难以改变消极接受来自欧盟的政策或指令的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东欧新成员国在欧盟层面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能力有所提高。

与老成员国相比，中东欧新成员国依然在一些方面存在不足，如在欧盟中央机构工作的人员数量有限，而且缺乏处理欧洲事务的经验。欧盟许多政策是在成员国常驻代表委员会或者欧盟委员会的工作组制定的，而在中东欧新成员国具备欧盟事务经验和外交技能的专业人才有限。在11个中东欧新成员国中，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7个国家的独立时间不长。除了捷克以外，其他国家几乎都需要从头开始建构自己的行政管理和官僚体系。因此，中东欧新成员国需要较长的时间按照欧盟的标准重组部委、提高外交能力和培养技术官僚。

由于国家实力和政治抱负不同，中东欧新成员国在欧盟的影响力存在差异，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国家积极对欧盟事务发挥影响力，第二类国家虽然有影响欧盟事务的政治抱负却没有相应的实力，第三类国家满足于欧盟内部达成的共识。

波兰属于第一类国家。无论是人口、面积还是经济总量，波兰都是中东欧新成员国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国。波兰的面积和人口在欧盟分别占第五和第六位，也算是欧盟大国。在2015年11月1日欧洲理事会的有效多数表决机制取代加权投票制之前，波兰拥有与西班牙相同的表决权，仅次于德法英意四大国。如今，它虽然失去了《尼斯条约》曾经分配给它的超额投票权,但它仍然是欧盟六个主要国家之一[23]。波兰不仅有着成为中东欧新成员国领导者的政治抱负，而且希望在欧盟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参与塑造欧盟政策。在欧洲理事会决策进程中，大国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它们可以较为容易地贯彻自己的意见和立场，其原因有三：第一，拥有较多的表决票数；第二，行政工作人员较多，可以更好地准备文件和形成自己的立场；第三，一旦反对某项提案，可以较为容易地结成联盟加以抵制。波兰既积极倡导、宣传欧盟的政策主张，又反对、阻挠欧盟提议的一些政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欧盟商讨的议题以及波兰政府的政治主张有关。在2006~2007年强调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卡钦斯基政府执政期间，波兰获得“捣乱的”和“复杂的”国家的声誉，它阻挠欧盟在与俄罗斯关系问题上达成共识，反对欧盟宪法条约草案，要求给予波兰更大的表决权。自2007年11月图斯克政府上台执政后，波兰与欧盟的关系明显改善，主要表现为：改变了前政府对欧盟采取的怀疑态度，与德国及其他欧盟老成员国一起努力加强欧盟与乌克兰的关系，迫使法国在欧盟气候一揽子计划问题上妥协，竭力推动建立欧洲能源联盟。通过政治上不断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波兰在欧盟的影响力不断提高。波兰前总理布泽克2009年7月当选欧洲议会主席，波兰前总理图斯克2014年12月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经济上，波兰入盟后继续实施改革，成为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期间依然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唯一欧盟成员国。然而，2015年10月的议会大选改变了波兰在欧盟拥有的声誉——“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岛屿”，民族-民粹和保守主义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在野8年后重新执政。新政府采取了一些有争议的措施以巩固政权，如撤换宪法法院法官、修订公共媒体法，引起欧盟机构强烈反应。2016年1月，欧盟委员会决定对波兰实行监督机制，审查其遵守民主规则的情况。这是欧盟历史上第一次对成员国采取如此监督机制[24]。经过漫长的调查，欧盟对波兰提出警告。由于法律与公正党领导人雅罗斯拉夫·卡钦斯基与图斯克之间存有政治积怨，波兰政府反对图斯克连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在2017年3月9月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图斯克以27票赞同、1票反对的绝对优势获得连任。波兰政府在欧盟愈益被孤立，欧盟老成员国认为它“不断损害公正和对欧盟机构的警告置之不理”。

在中东欧新成员国中，匈牙利也积极对欧盟事务发挥影响力，它选择的方式是大声批评欧盟和采取与欧盟主流不一致的立场。在入盟后最初的几年中，匈牙利集中精力应对国内的经济和政治挑战，对欧盟决策进程不太感兴趣。在2010年、2014年和2018年议会大选中，欧尔班领导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连续胜出并主导了议会，匈牙利政府的执政理念以及推行的政策逐渐受到欧盟的指责。欧盟认为匈牙利政府有悖民主自由的原则，主要表现为：控制媒体、破坏言论和集会自由、压制反对派和公民社会组织、破坏少数民族权利、限制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等。面对欧盟和欧盟大国的批评，匈牙利国家领导人予以回击，谴责它们干预匈牙利内部事务。欧尔班表示，在欧洲面临一系列危机的背景下必须加强匈牙利国家建设[25]。匈牙利议长拉斯洛·克韦尔甚至称，如果欧盟指示匈牙利该人员和管理自己的国家，匈牙利有可能退出欧盟[26]。在对外政策方面，欧尔班政府寻求外交的多元化，实行“向东开放”的政策，积极加强与俄罗斯和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合作。在欧盟与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关系紧张的时候，匈牙利与俄罗斯签署了核电站合作的协议。匈牙利也不支持欧盟因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在2016年7月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仲裁案做出最终裁决后，匈牙利和希腊支持中国的立场最终阻止了欧盟发表关于认同裁决结果的共同声明。在难民危机问题上，匈牙利采取与欧盟对立的立场：反对欧盟的难民政策和按照配额强制分配难民的计划，采取强硬措施阻止难民入境，在国内发起了反对难民配额的公投。欧尔班批评欧盟在难民危机问题上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和陷入瘫痪。由于匈牙利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欧盟财政援助[27]和单一市场，而且把欧盟成员国资格视为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打算脱离欧盟，只是为了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和提升在欧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然而，它持续实施在欧盟引起争议的政策，采取有损欧盟内部团结的立场，给自己在欧盟的存在带来了一些风险。2016年9月，卢森堡外长让·阿塞尔博恩呼吁欧盟将匈牙利开除出去，认为这是保持欧盟团结和维护共同价值观的唯一可能性。他批评匈牙利政府对难民采取不人道的做法、限制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28]。在竞选法国总统期间，马克龙表示，它不希望欧盟有像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成员国[29]。2017年5月17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关于严厉批评匈牙利的决议，指出匈牙利的民主、法治和基本权利状况趋于恶化，呼吁欧洲理事会根据《里斯本条约》第七条款对匈牙利采取制裁措施。鉴于欧盟终止成员国的表决权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通过，而波兰和匈牙利采取相互支持的态度，这种制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波匈两国在欧盟的声望显著下降。

罗马尼亚属于第二类国家。罗马尼亚是中东欧新成员国中第二大国家，它曾经试图说服欧盟更多地关注黑海事务和摩尔多瓦，但它无论在欧盟成员国中间还是在欧盟委员会那里都没能获得有力支持。2007年欧盟吸纳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两个国家尚未完成一些领域的改革以完全满足欧盟成员国资格条件。故它们在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某些方面还存在局限性。入盟后，它们依然在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从而对其在欧盟的形象产生了消极影响。在2006年，欧盟委员会设立了“合作和监督机制”，以帮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完成在司法、腐败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等领域的改革。然而，欧盟委员会长期认为这两国许多重要措施的实行都是外部压力的结果，变化的持久性和不可逆转性依然值得怀疑。直到2016年4月，欧盟委员会才表示，罗保两国满足了加入申根区的所有条件。由于一些申根区成员国，如德国、荷兰、芬兰和法国等坚持认为，罗保两国缺乏良好的司法和管理环境，它们至今难以加入申根区。

另一个属于第二类的国家是捷克。在2009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以及在此之前的准备阶段，捷克表现出积极影响欧盟事务的姿态。它试图影响欧盟的能源政策、支持古巴的民主化进程，并从地缘政治和能源安全的角度推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最终却因国内政治争斗损害了它在欧盟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其他多数中东欧新成员国都属于第三类国家。值得指出的是，一些欧盟新成员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不太一样。比如斯洛伐克，它在加入欧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努力与欧盟大国的立场保持一致，在中东欧国家中第二个加入欧元区。但在难民危机问题上一度与欧盟大国意见相左，而且态度强硬。2015年12月，斯洛伐克向欧洲法院递交诉讼状反对欧盟强制分摊移民。在“多速欧洲”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后，斯洛伐克领导人又表示要加入欧盟核心国家行列，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对欧盟强制分配难民的抵触态度。

三  中东欧国家在欧盟进行利益博弈的特点

中东欧新成员国努力在欧盟实现其政治、安全、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希望享受与老成员国一样的权利和待遇,唯恐沦为二等成员国。为此，他们不懈地为其利益进行博弈。它们进行利益博弈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另外，在涉及本国利益的议题上，中东欧新成员国表现得比较积极，而在那些没有特别利益诉求的议题上，它们就会消极对待。

第二，根据讨论和谈判的议题形成临时性联盟。中东欧国家入盟后逐渐认识到，如果若干成员国结成联盟，就可以在欧盟决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一方面对欧盟内形成各种“先锋派”集团持警觉和戒备态度，唯恐自己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它们在民族国家利益、传统、文化、历史深处的忧虑等基础上，根据欧盟内讨论的各个议题组成各种临时性联盟。中东欧国家难以在欧盟内形成一个密切合作的整体，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欧盟政策的形成和制定不仅仅与地理因素有关，还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光谱上的左翼和右翼之分）、经济发展模式（自由主义或社会市场经济）以及成员国规模的大小等因素有关。第二，中东欧国家在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难以在欧盟事务上采取统一立场。第三，要在欧盟成功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中东欧新成员国还需要与老成员国以及欧盟的一些机构特别是欧盟委员会进行合作[32]。

第三，重视次区域合作集团的作用。中东欧国家在欧盟框架内形成了两个次区域合作集团：维谢格拉德集团和波罗的海三国合作集团。维谢格拉德集团由中欧地区的4个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组成，成立于1991年，其战略目标是通过各种多边合作项目促使成员国尽快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在2004年5月1日4个成员国成功会合于欧盟后，维谢格拉德集团重新确定了在欧盟框架内寻求共同利益这一新的合作目标。波罗的海三国合作集团由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组成，是基于共同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以及加入欧盟和北约这一共同目标建立起来的。加入欧盟后，波罗的海三国除了积极谋求在总统、议会发言人、政府首脑、部长和专家之间的政治对话，还致力于通过合作在欧盟决策机制中拥有相对有利的位置。

在欧盟框架内，维谢格拉德集团在能源安全、凝聚政策、与西巴尔干国家的关系、与“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参与国的合作等方面取得明显的合作成效，它在欧盟内的地位也有所提升。由于该集团成员国对难民危机采取了共同立场，引起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极大关注。四国主张在团结的原则基础上解决难民危机：第一，对难民来源国和过境国提供财政援助。其次，保卫欧盟边界，特别强调要保留申根区。第二，实施欧盟与土耳其达成的关于严控难民入境的联合行动计划，以及实行有效的经济移民遣返制度。第三，积极帮助受难民危机冲击最大的西巴尔干地区国家。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不仅因此被视为一个紧密合作的整体，而且成为欧盟实用主义中心的一个重要角色[33] 。

第四，积极利用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机会。《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规定了欧洲理事会在欧盟的中心地位，而理事会主席由各成员国轮流担任。这样，轮值主席制度是欧盟决策制度之一，同时也是欧盟制度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它不仅是表示成员国地位平等的工

具，而且是影响欧盟事务的重要工具，对欧盟的运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34]。 2009年12月1日正式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削弱了欧盟轮值主席国的作用[35]，并且为了简化欧盟决策进程，缩小了“一票否决制”的范围，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功能转变为促使欧盟的政治辩论更为温和、协调立法工作。然而，中东欧国家依然积极利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展示形象、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并重视在依然保留“一票否决制”的领域，如税收、社会保障、外交和防务等发挥一定的影响。从2004年起，中东欧新成员国中已有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担任了欧盟轮值主席国，其表现各有亮点：2008年上半年，斯洛文尼亚作为中东欧新成员国中的第一个国家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优先方向是能源和气候问题，它以其出色的沟通和协调能力获得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好评；2009年上半年，捷克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俄乌天然气之争和本国政府倒台等一系列危机背景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依然正式启动了“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推动了欧盟的金融改革、为能源供应多样化做出了贡献；2011年上半年，匈牙利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积极推动欧洲经济政策协调、西巴尔干地区国家入盟以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申根区；2011年下半年，波兰在担任欧盟轮值国期间，积极应对欧洲债务危机、支持西巴尔干国家和东部伙伴关系国尽快向欧盟靠拢、推动欧洲建立共同安全与防务机制，努力塑造负责任、有领导力的国家形象，以提升在欧盟的话语权；2013年下半年，立陶宛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它积极寻求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推动能源安全、支持欧盟发展与东部伙伴关系国以及西巴尔干国家的关系；2015年上半年，拉脱维亚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它积极促进欧盟的经济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推进东部伙伴关系计划，重视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努力加强数字化建设；2016年下半年，斯洛伐克在欧盟面临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恐怖袭击和民粹主义势力抬头等一系列问题的背景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它在促使欧盟成员国寻求共识和达成务实协议方面展示了非常好的协调能力，还推动欧盟批准了《巴黎协定》、解决了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围绕自由贸易协定而出现的危机，推进了欧盟资本市场联盟计划。2018年上半年，保加利亚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它积极推动西巴尔干国家与欧盟的关系发展和关于欧盟避难制度改革的讨论。

第五，缺乏沟通和妥协的文化。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欧盟成员国的数量急剧增加，在欧盟成员国之间达成共识也就愈益困难，而要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沟通和妥协的文化很重要。一些中东欧新成员国对欧盟的游戏规则掌握得不太好，把欧盟决策机制理解为多边机制，就像是零和游戏，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而游戏的总和永远为零。这其中的根源是中东欧新成员国试图在欧盟框架内捍卫民族国家的利益，不愿意受到来自欧盟老成员国的歧视性待遇。只是它们进行利益博弈的方式不太灵活巧妙，一味地表明自己强硬的态度，却不知道适时妥协。中东欧新成员国常驻欧盟机构的代表通常会从本国政府那里接到非常严格的指令，他们在谈判过程中进行妥协的可能性因此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谈判受阻，欧盟决策过程拉长[36]。

由于缺乏沟通和妥协的文化，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一度因难民危机问题将自己置于艰难的境地。四国坚决反对欧盟委员会和以德国为首的老成员国提出根据配额分配难民的提议，于是，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总理纷纷批评它们对难民采取不友好方式，以及对欧盟处理难民危机问题采取不团结、不合作态度。卢森堡外长称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为“叛逆者联盟”。奥地利内务部长甚至表示，应该从欧盟基金中削减对欧盟东部那些缺乏团结互助精神的国家的财政补贴[37]。与西欧老成员国关系恶化的事实，一度遮挡了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为欧盟和中欧地区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积极成果。

小  结

自2004年起的三次东扩与欧盟历史上的数次扩大有所不同，此前的扩大都是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和议会民主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的，而这三次扩大是面向1989年政局剧变后才开始政治、经济和社会多重转型进程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新成员国有着与老成员国不同的历史经验、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因而它们的利益诉求也有别于老成员国。由于欧盟东扩之时恰逢不少老成员国正在进行痛苦的结构改造，陷入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人口居高不下的困境，它们不愿意面对欧盟东扩后出现的新问题：廉价劳动力和商品涌入、非法移民增加、大量财政补贴流向新成员国，担心失去既得利益，视新成员国为其前进道路上的包袱。而新成员国虽然在入盟后经济上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从欧盟基金、出口增长和外资流入中得到实惠，但仍然与它们对入盟寄予的极高期望值相距甚远，而且欧盟的一些规定使它们产生了欧洲“二等公民”的屈辱感[38]。

中东欧新成员国希望在欧盟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经济增长和财政收益、体现平等和开放原则的政治制度设计。鉴于国家实力和政治抱负不同，中东欧新成员国在欧盟的影响力也各不相同。波兰和匈牙利属于积极对欧盟事务发挥影响力的国家，但由于近年来它们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法治状况引起欧盟的关注和批评，它们在欧盟的声望和影响力下降。罗马尼亚和捷克属于虽然有影响欧盟事务的政治抱负却没有相应实力的国家，多数中东欧新成员国则满足于欧盟内部达成的共识。

为了在欧盟实现政治、经济、安全和主权等方面的利益诉求，中东欧国家进行了利益博弈，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将民族国家利益置于欧盟利益之上、根据讨论和谈判的议题形成临时性联盟、重视次区域合作集团的作用、积极利用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机会、缺乏沟通和妥协的文化。

随着欧盟面临一系列内外危机，如欧元区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以及英国脱欧，中东欧国家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愈益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质疑欧盟联邦制安排的可行性，倾向于在民族国家层面保留主要的决策权限，希望欧盟不要过多干预成员国内部事务。相反地，欧盟中央机构和老成员国对危机的本能反应是推动欧盟进一步联邦化，以实现欧盟的全功能。欧盟新老成员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认知以及利益诉求的差异仍将持续下去，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分歧。中东欧新成员国高度重视民族国家主权和利益，对欧盟大国持怀疑和戒备态度，缺乏大局观念和团结协作精神，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欧盟的凝聚力、延缓欧盟决策进程和阻碍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唯有从欧盟的角度看待本国利益，加强与欧盟老成员国之间的信任、沟通和理解，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中东欧新成员国才能增强在欧盟影响力，并更多地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获利。

[1] 朱晓中：《中东欧国家的欧洲诉求》，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4期。

[2] 伍贻康：《欧洲一体化发展轨迹研究——伍贻康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第268页。

[3] EU welcomes 10 new members/ Prodi: Largest-ever expansion heals Cold War divisions, May 1,2004, 

http://edition.cnn.com/2004/WORLD/europe/04/30/eu.enlargement/

[4] Kai-Olaf Lang, “Rozšiřující se Unie - fragmentovaná Evropa?”, 22.02.2015, http://www.naseevropa.cz/portal/port_data.nsf/0/37e99fe4f3ee04bfc1256fb00045243d?OpenDocument

[5] 在2003年也就是加入欧盟前一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东欧国家中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相对于欧盟老成员国平均水平的状况分别是：捷克为67%，匈牙利为62%，斯洛伐克为49%，波兰为43%。

[6] Václav Havel,“Evropa 2004: nový impetus staré Evropě”, The Economist, ročenka The World in 2004,

http://www.vaclavhavel.cz/showtrans.php?cat=clanky&val=68_clanky.html&typ=HTML

[7] Kai-Olaf Lang, “Rozšiřující se Unie - fragmentovaná Evropa?”, 22.02.2015, http://www.naseevropa.cz/portal/port_data.nsf/0/37e99fe4f3ee04bfc1256fb00045243d?OpenDocument

[8] 2016年5月，设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北约多国部队东南欧指挥所开始部分运行。同月，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的反导系统正式启动，并随时准备与北约在欧洲的反导系统接轨。同月，美国在波兰部署的反导系统正式开工建设。2016年7月召开的北约华沙峰会，确认了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多国部队，以及在罗马尼亚加强军事存在的计划。

[9]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捷克总统泽曼和斯洛伐克总理菲措公开批评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毫无意义。

[10] 朱晓中：《中东欧国家的欧洲诉求》，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4期。

[11] 2008年5月，波兰和瑞典提出“东部伙伴关系”倡议。在2009年5月捷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正式启动了旨在促进欧盟与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6个欧亚国家合作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

[12] SITA，“Orbán: Do Európy nemožno nekontrolovane vpúšťať masy ľudí”，16.11.2015，

http://spravy.pravda.sk/svet/clanok/374063-orban-do-europy-nemozno-nekontrolovane-vpustat-masy-ludi/

[13] ČTK, SITA，“EÚ presadila kvóty. Poľsko sa ku krajinám V4 nakoniec nepridalo”，22.09.2015，

http://spravy.pravda.sk/svet/clanok/368411-ministri-eu-schvalili-kvoty-na-prerozdelenie-120-tisic-utecencov/?sc=art-368428

[14] 成立欧洲能源联盟的战略是2015年2月欧盟委员会通过的，主要目的是降低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增强欧盟在能源合同谈判过程中的地位。

[15] 姜琍：《乌克兰危机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能源合作的影响》，《欧亚经济》2015年第6期第35页。

[16] Vladimír Bartovič, vícerychlostní Evropa, June 16.2016,

http://www.europeum.org/data/articles/bartovic-vicerychlostni-evropa.pdf

[17] Zahraniční firmy: Kvůli brexitu investice v Evropě neomezíme. Naopak，8.2.2017，

https://www.zlato.cz/svetova-ekonomika/zahranicni-firmy-kvuli-brexitu-investice-evrope-neomezime-naopak/

[18] Andrej Matišák，Rozdelí alebo spojí rozpočet Európsku úniu?，7.5.2018，https://europa.pravda.sk/aktuality/clanok/468776-rozdeli-alebo-spoji-rozpocet-europsku-uniu/

[19] Dariusz Kałan & Patryk Toporowski, “Eurozone Enlargement Frozen:The Deepening Crevasse between Central Europe and the EU”，September 2015，

  https://www.pism.pl/files/?id_plik=20769

[20] 姜琍：《英国脱欧对欧盟和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影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5期，第122~124页。

[21] Patryk Toporowski, Jolanta Szymańska，EU at a Crossroads: European Commission Lays out 5 Scenarios for the     

Union’s Future, 6.March 2017, http://www.pism.pl/publications/bulletin/no-23-963

[22] 朱晓中：《中东欧国家入盟两年：成果和影响》，载《2006年：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发展报告》，第114页。

[23] 其他五个主要国家是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24] Luboš Palata,“Polská demokracie je ohrožená, tvrdí EU. Spustila záchranný mechanismus”，13.ledna 2016, http://zpravy.idnes.cz/ek-bude-sledovat-stav-pravniho-statu-v-polsku-foa-/zahranicni.aspx?c=A160113_154402_zahranicni_bur

[25] Gregor Martin Papucsek, Marína Dvořáková: Orbán v reakci na kritiku EU: Je třeba posílit maďarský stát, 12.

 ledna 2012, https://www.irozhlas.cz/zpravy-svet/orban-v-reakci-na-kritiku-eu-je-treba-posilit-madarsky-stat_201201120225_mdvorakova

[26] Mad´arsko pohrožilo opuštěním Evropské unie, 30.10.2014, http://svobodnenoviny.eu/madarsko-pohrozilo-opustenim-evropske-unie/

[27] 比如，2015年匈牙利向欧盟预算贡献9.46亿欧元，占其国民收入的0.89%；从欧盟预算获得56.29亿欧元，占其国民收入的5.32%。

[28] Michal Bělka: Vyhoďme Maďarsko z EU, žádá lucemburský ministr kvůli plotu na hranicích, 13.9.2016, http://zpravy.idnes.cz/jean-asselborn-vylouceni-madarska-z-eu-dyf-/zahranicni.aspx?c=A160913_092131_zahranicni_mlb

[29] Macron: Nechci v EU takové země jako jsou Polsko a Maďarsko!，2.května 2017，http://prvnizpravy.parlamentnilisty.cz/zpravy/politika/macron-nechci-v-eu-takove-zeme-jako-jsou-polsko-a-madarsko/,

[30] Matúš Mišík,“Dobrí partneri robia dobré vzťahy:Vnímanie nových členských štátov EÚ”，Mezinárodní Vztahy 4/2014, https://mv.iir.cz/article/download/1295/1343

[31]Postoje V4 krajín k energetickej unii, 29.4.2015, http://europskydialog.eu/temy/politiky-europskej-unie/postoje-v4-krajin-k-energetickej-unii-eu/

[32] David T. Armitag, “Velký návrat do Evropy: Dopady posledních dvou rozšíření EU pohledem Američana”, 3.11.2010, http://www.revuepolitika.cz/clanky/1261/velky-navrat-do-evropy

[33] Tereza Moučková，“Reakce zemí Visegrádské čtyřky na současnou migrační krizi v Evropě”,

http://is.muni.cz/th/414911/fss_b/Reakce_zemi_Visegradske_ctyrky_na_soucasnou_migracni_krizi_v_Evrope_FINAL.pdf

[34] Markéta Pitrová & Petr Kaniok, “Evropské unie – principy, problémy a reforma”，Mezinárodní Vztahy 3/2005，

   ss.5~6.

[35] 新设立的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接管了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绝大部分权力。

[36] Matúš Mišík,“Dobrí partneri robia dobré vzťahy:Vnímanie nových členských štátov EÚ”，Mezinárodní Vztahy 4/2014, https://mv.iir.cz/article/download/1295/1343

[37] Jiří Pehe, Východ Evropské unie tančí na hraně,2.9.2015,

  www.pehe.cz/Members/.../vychod-evropske-unie-tanci-na-hrane

[38] 比如，中东欧国家的农民从欧盟基金中得到的财政补贴只达到老成员国农民的1/4，至少两年之内它们不能加入《申根协定》，至少6年之内其公民不能在绝大多数老成员国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