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

在与新闻司的协商中，佩尔蒂尼多次强调了法拉奇是一名非常严谨的记者，不会对邓小平造成不好的影响，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决定请示邓小平。

邓小平听说意大利记者要专访自己，就问她想要针对什么话题展开讨论，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根据佩尔蒂尼提供的信息说：“法拉奇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有很多疑问。”

没想到的是，邓小平同意了这次的采访，不过给法拉奇的时间只有10分钟。即便如此，在得知消息后，法拉奇依然非常兴奋。

国际外交场合可以说是没有“硝烟的战场”，直至今天我们也能够看到当代的外交部领导人是如何在外交发言中反击外国记者的犀利提问的。

而当时邓小平并不知道法拉奇这位“世界政坛采访之母”，也不知道国际上的许多政坛人物是如何被法拉奇逼问的没有脾气的。

法拉奇作为20世纪的著名战地记者，先后采访了30多位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她曾经把前南越总统说得痛哭流涕、让伊朗国王巴列维当着她的面表示要摒弃女色、让从不接受单独采访的基辛格破例接受采访，并且在被采访完后称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他一生做过最愚蠢的事情”。

法拉奇在自己独家的采访技巧中挖掘出了许多有用的政界信息，也成为了让世界政坛闻风丧胆一样的存在。

这次的采访将擦出怎样的火花？当时大家都无从知晓。

1980年8月18日，法拉奇坐上了前往中国北京的飞机，原定的采访时间是8月21日，因此，法拉奇还有三天的准备时间。

她在北京的一家民族饭店住下后，开始了她紧张的访前准备工作。

法拉奇之所以能够让政界为之胆怯，正是因为她扎实的访前准备为她赢得了采访中的主动权，她在每次采访前，都要将与采访对象有关所有的资料事无巨细的浏览一遍，并从中找出自己想要提问的问题。

她一直坚信只有将采访对象的生平了解的滚瓜烂熟，才能够在采访过程中随机应变。

而在这三天里，法拉奇除了熟悉资料，她还接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施燕华。

当时施燕华也是临时接到通知，要担任法拉奇和邓小平此次采访的英文翻译，原本法拉奇是意大利人，要请意大利翻译。

但是由于法拉奇和英美许多报社都有合作，用意大利语到时候还要翻译成英语比较麻烦，因此法拉奇决定直接用英语交谈，并且法拉奇还要求为邓小平选择的翻译必须要先过自己这关。

于是8月20日，施燕华来到了法拉奇居住的民族饭店，看到这个穿着深颜色的衣服，牛仔裤，抽着烟。施燕华有点胆怯，法拉奇见到施燕华后亲切地说道：“坐下吧。”于是便像职场面试一样对施燕华进行了连珠炮似的提问。

“你给谁干过翻译？”

“你给邓小平做翻译有多少次？”

面对法拉奇的提问，施燕华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一一回答了她的问题。在事后的回忆中，施燕华说：“她非常的直率果断，对翻译的准确性要求很高。”

此时距离采访只剩下不到一天的时间，所有的人都为此次采访感到紧张。

二、唇枪舌战的正面交锋

1980年8月21日早上10点，在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的带领下，法拉奇进入了人民大会堂118厅。

法拉奇带着自己准备好的问题和录音笔，进入到这个大厅里后，她似乎没有任何紧张的情绪，反而更加的从容不迫。

过了一会儿，邓小平也走进118厅，因为是独家采访，和记者招待会性质大不相同，因此当当时在场的只有邓小平、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法拉奇和翻译施燕华，还有一个记录员，共5个人。

采访开始时，法拉奇熟练地把录音笔放在桌子上，第一个问题就问的在场的人措手不及。法拉奇说：

“邓先生，几年前我到北京来，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像，今天我从饭店到这里，只看到一幅，挂在紫禁城（故宮）入口处。以后你们还会保留毛主席像吗？”

一开场就这么犀利，施燕华听了有些错愕，她顿了顿将法拉奇的话如实翻译给邓小平，而邓小平从容不迫的回答道：

“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毛主席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面对邓小平的回答，法拉奇没有听到自己满意的答案又针对天安门上悬挂斯大林的照片继续追问道：

“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

然而这个问题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捏了一把冷汗，其中最为紧张的要数施燕华，她正在琢磨着要不要把这句话如实翻译过去。

在采访开始前，外交部新闻司曾经提示她如果法拉奇问出了一些很冒犯的话，就委婉的翻译一下，不要那么直接，但是施燕华这个时候左右为难，

以她对于邓公的了解，就算话问出来邓公也不会生气。经过短暂的内心挣扎，施燕华还是决定如实翻译。

果然，邓小平听了法拉奇的这个问题，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随后邓小平针对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情进行了分析，他并没有指责法拉奇，也没有评价赫鲁晓夫做的事，只是客观地陈述了事实并且进行简单的对比，法拉奇被邓小平的从容不迫的魅力所吸引。

做是其他的领导人，或许早就尴尬的不知所措或者愤怒地指责法拉奇，但是邓小平的宽宏大度却让整个交谈过程非常的友好，法拉奇便开始问及改革开放的问题。

其中最为精彩的是法拉奇向邓小平提出的：

“您是否认为资本主义不都是坏的？”

这个问题所关系到的是中国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看法，也影响世界如何看待中国，因此意义非常的重大而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依然从容不迫的列举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的好，并且最终总结了：好的东西是没有阶级性的，是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应当学习的。

邓小平虚心学习的态度和精神让法拉奇对这位领导人刮目相看。

经过犀利的提问后，邓小平在法拉奇心中的印象完全颠覆，于是她便根据邓小平的生平经历问了他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然而邓小平的回答再次展现了作为大国领导人的风范。

法拉奇问道：

“毛主席并不喜欢您。他说，您耳朵不好，开会时却总挑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也不问他的意见，自行其是。”

而邓小平回答道：

“他是说过这些话。不过也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说的。”

这句话既给了毛主席台阶下，也给了自己台阶下。

但是法拉奇依然不依不饶，她说道：

“邓先生，像您这样的人为什么总是处于二把手的地位？为什么您总是当副手？”

邓小平从容不迫的说：

“现在的岗位没有影响我的工作。”

三、“如此智慧的领导人”

这一来二去的唇枪舌战，不知不觉，采访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原定的10分钟，一下子延长到了2个多小时，两个人都意犹未尽的样子.

于是邓小平主动提出：“怎么样，到吃饭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

要知道国家领导人几乎不会对采访自己的记者说“找时间再聊”这种话，但是法拉奇却凭借着自己犀利的提问获得了邓小平的喜爱。

于是在两天后，法拉奇和邓小平再次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交谈，邓小平对于国际形势的许多见解都让法拉奇心生敬畏，也让这位意大利记者感受到了中国的大国风度和担当，这次采访直到今天仍然可以被称之为“最成功的一次采访”。

这次成功的专访不仅被登上了英美的各新闻媒体上，也在中国被传遍各地。

然而在事后问及邓小平为何接受这次专访时，邓小平从容的说：

“如今世界各国对于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心存疑惑，法拉奇的此次采访正好能够成为我们向世界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契机。”

面对邓公如此深谋远虑的回答，大家都为之赞叹。

然而这次采访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除了法拉奇充足的访前准备外，还有邓小平本身的人格魅力。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邓小平面对任何刁钻的问题，时刻秉持的都是实事求是、虚心学习的态度，这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官话连篇的套话完全不一样.

法拉奇在事后回忆道：“和邓先生谈话就像和老朋友交谈，他丝毫没有把你当成记者，而是朋友。”

正是邓小平这样平易近人的态度和虚心学习的精神，不仅让改革开放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诠释，也让法拉奇这位“毒舌记者”为之叹服。

法拉奇曾称这是自己采访生涯中最成功的一次，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她说：

“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公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他超越了个人恩怨谈历史问题，是谈得很深的。”

同年9月，法拉奇给邓小平写了一封感谢信，在信尾她写道：

“采访您是我的宿愿。我曾经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这一愿望的实现，现在看来，这一担心是多余的。”

邓小平以自己的远见和卓识完成了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访谈，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种子普及到世界各地，让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破除了世界对中国存在的偏见，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不得不说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事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