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说唱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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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说唱陶俑

2023-12-14 08:14|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说唱陶俑

中国文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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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8 16: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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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陕西西安西郊枣园村的唐俾失十囊墓中出土了一组说唱陶俑,由五位伴奏俑和一位说唱俑组成。这六件陶俑采用红陶合模制成,通高7.7至8厘米,伴奏俑手执各类乐器,盘腿席地而坐,说唱俑则为屈膝坐,陶俑皆身穿涂粉白窄袖圆领长袍,头戴黑色幞头,其中伴奏俑中的鼓俑与说唱俑高鼻深目,络腮胡,是典型的胡人形象。

陶俑整体造型简练小巧,表情生动传神,虽寥寥几笔,但意趣丛生,尽显唐代陶俑之妙,五位伴奏俑或吹或弹或击,与坐居中位、以掌合拍的说唱俑组成一支唐代说唱乐队,真实还原了唐代说唱艺术的表演规模及形式,为唐代乐器组合的研究、民间音乐的发展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说唱陶俑赏析

这组说唱陶俑呈圆弧形排列,分为前排的一位说唱俑和后排的五位伴奏俑。其中前排说唱俑略微向前突出,右手放于右膝之上,与左手掌心相对,唇部微启,头偏向右手方向,似正在聆听伴奏,配合音乐的节拍进行说唱表演。

后排左起第一位乐手,头略微向上抬起,左手连带小臂已残,右手四指与大拇指成虎口半握,举至唇边做水平出气状,虽然手中的乐器已荡然无存,但由吹奏姿势可知,其吹奏的乐器应为中国传统的多管簧哨类吹奏乐器——笙。据传笙为女娲氏所造,《礼记·明堂位》中记载:“女娲氏之笙簧”,笙在演奏时多吹奏三或四个音组成的和音,因此被广泛用于民间器乐合奏和戏曲、说唱伴奏中。

左起第二位乐手,双手握笛于胸前,双目微闭,背部微拱,仿佛正陶醉于乐曲中,一副怡然自得之态。其所吹奏的笛是单管边棱类吹奏乐器,汉代马融《长笛赋》曰:“笛生乎大汉”,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乐器。古时为竖吹,明代将“笛”变名为“萧”,《朱熹语录》曰:“今呼箫者乃古之笛,惟排箫乃古之箫”,此后“笛”便演变为今天大家所熟知的横吹的竹乐器,笛音清而纯,具有穿透性,既可独奏,亦可合奏,起到协调和平衡乐队音量关系的作用。

左起第三位乐手,左手执鼓,右手拍鼓,双眼圆瞪,注视着其右手旁吹竖笛的乐手,其演奏的乐器为答腊鼓。由《隋书·音乐志》和《旧唐书书·音乐志》可知,答腊鼓是一种主奏的膜鸣乐器,形制为两个革面夹一个圆筒形短框,演奏时以指揩之,是龟兹乐和疏勒乐的独有乐器。据出土墓志可知,墓主人俾失十囊为西突厥人,开元初年臣服于大唐,龟兹和疏勒亦曾隶属西突厥,因此在其墓中出土答腊鼓这一独特乐器,与墓主人的民族背景相合,而在这组说唱陶俑中,答腊鼓也是唯一一个由胡人演奏的乐器。

左起第四位乐手,目视前方,身体侧向右手边,右手握于乐器尾端,掌心向外,左手放于乐器前段,掌心向内,管身与地面约成45度,乐器上无吹孔,斜置吹奏,由吹奏姿势和乐器形制推测该乐器应为籥。籥是一种“单管”乐器,形制类笛,音色古朴厚重,宋陈旸《乐书》记载:“古之人始作乐器,而苇龠居其先焉。震为六子之首,龠为众乐之先。”

左起第五位乐手,双目微闭,怀抱直颈琵琶,腿部承力托住琵琶,左手已残,右手做弹拨状,琵琶音箱呈梨形,琴头细直且长,设一个琴轴,琵琶本为胡乐,汉代时传入中原,至唐代已全面普及,在宫廷和民间音乐中都颇为流行,既可作为主奏乐器,又可作为协奏乐器,是一般乐器组合中最为常见的种类。

在这组说唱陶俑中,伴奏使用的五种乐器,笙、笛、籥属于吹管乐器,琵琶属于弹拨乐器,答腊鼓属于打击乐器,演奏方式已覆盖吹、弹、击,可以演奏各种风格,充分满足不同种类的说唱内容。同时,笛音清纯、籥音古朴、琵琶铿锵、答腊鼓节奏性强、笙音低缓和声,高低中音配置得当,在音色组合上巧妙协调,在说唱过程中无论是说还是唱,均可晕染升华,使听众如临其境。而以笙、笛、籥为代表的中原乐器和以答腊鼓、琵琶为代表的西域乐器的融合,也充分显示唐代音乐文化的交流繁盛和说唱艺术的广泛传播。

唐代说唱艺术的分类

唐代政治环境稳定、经济贸易繁荣、文化交流昌盛,全面促进了其音乐艺术的发展,上自统治阶级,下至芸芸百姓,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交相辉映,共同组成了壮观瑰丽、异彩纷呈的唐代音乐文化。

唐代宫廷音乐由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十部乐构成,以《秦王破阵乐》《霓裳羽衣曲》《凉州大曲》为代表,规模宏大、典雅端庄、华丽优美,彰显皇室贵族的高贵与威严。

民间音乐则采用小曲、说唱等艺术形式,以劳动人民的生活、生产、娱乐为创作基础,朴素、真实,又富有生命力,生动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与思想情感。其中,小曲主要以短句为主,多数是由诗人的诗篇改编,韵脚流畅,对称性和对比性强,易吟易唱,流传度高。如李太白《酒胡子》和王之涣《凉州》。说唱则是一种曲白相生、韵散兼施的艺术形式,根据其说唱的内容和体制分为变文、因缘、讲经文、押座文、词文、故事赋和话本七类别,其中前四种为佛教材料,后三种为俗文化材料。

变文由佛教讲经衍生而来,通过将经文改编为叙事文体的方式,使文化素养一般的普罗大众也可感悟佛经佛理,以此宣扬佛法。变文的结构一般都是一段散文性说白,继之一段韵文体唱词,说白叙述故事,唱词加深印象,如此循环往复,加深听众对佛教的理解,如《阿弥陀佛变文》《维摩诘经变文》《妙法莲花经变文》等。随着“变文”说唱这种艺术形式的兴起与传播,其内容也有所扩大,不再只限于佛教讲义,也加入了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等一些世俗类变文,如《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等。

因缘则由佛经中的因缘生起故事发展而来,内容多是讲述佛教僧徒或善男信女的前世今生和因果报应,题材比变文受限得多,更侧重佛理教化,如《悉达太子修道因缘》《欢喜国王缘》等。

讲经文是指僧人以通俗的手法讲译佛教经文,一般由诵经、讲经和唱经三部分组成,说唱并举。说多为浅进文言或口语,唱多为齐整七言,也有使用五言、六言和三三七杂言的,特别是在某些唱词上会标有“平”“侧”“断”“吟”等字样,可能正是其所对应的某种声腔唱法的指示性说明,讲经文的代表作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等。

押座文主要由七言韵语组成,在正式讲经活动前,先以一段带有启示性或总结性的讲唱文体对其内容进行预告,同时引出正文,如《八相押座文》《三身押座文》等。

词文大多由纯韵文唱词构成,或兼有几句散说,也仅是做歌唱前的交代说明。在唱词格式上,一般由上下两句构成一联,每句以七言为主,大多压偶句韵。在内容设计上,以情节的峰回路转彰显叙事性,以一系列的动作提示带动表演性,使听众如临其境,在表演形式上与后世的鼓词、弹词极为相似,如《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董永词文》。

故事赋一般使用韵散相间的句式叙述故事,散文主要用于推动情节发展,韵文主要用于人物对话,由一人负责讲诵,形式类似后世的说书。与其他类型的说唱艺术相比,故事赋具有更强的故事性和更生动的表演性,如《韩朋赋》等。

话本,多取材自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讲述忠智豪杰、爱情婚姻、清官断狱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因此受众广泛,形成了专门的职业——说话艺人,可以在宫廷、府第斋会上表演。话本偏重叙事,因此唱词部分较少。代表作品有《庐山远公话》等。

丰富多样的说唱题材使唐代的说唱艺术既可以于高堂府第阔谈佛理,又能在茶舍酒肆叙事论情,兼具说唱,并通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因此,在唐朝民间迅速传播开来,成为唐代民间音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唐代说唱艺术兴盛的原因

在唐代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从说唱艺术的乐器组合、类型分类、传播方式出发,究其兴盛的原因,应有以下几点:

佛教的传播。佛教自汉传入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代达到高峰,唐皇室对佛教的重视带动了民间信佛礼佛之风,译经、传教、设院的推进,提供了佛教传播的素材和场所,而多种宗派的兴起,更是满足了民众不同的宗教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唐代说唱艺术以佛教“变文”俗讲为基础迅速发展传播起来,形成坚实的民众基础。

乐舞文化的发展。乐舞艺术自汉代百戏兴,经魏晋南北朝中西方音乐文化融合的推动,至唐代达到巅峰,胡乐胡舞以前所未有之势融入其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之中,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乐舞风潮,太常寺、教坊、梨园的设置,更是推动了其乐舞文化的规范性发展,而唐代说唱艺术正是诞生于这片载歌载舞的盛世之中,以说、唱、乐、演的配合,为民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小说叙事意识的成熟。唐代完成了中国古代故事叙事从史传叙事向小说叙事的转变,在平铺直叙的叙事情节中加入了戏剧性的转变,在题材的选择上也更加多样化,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忠义豪杰、佛道神迹皆可成为小说叙事的底本,这种创作思想的转变滋生了唐代说唱艺术的发展,而小说风格的叙事性也成为其说唱艺术的标志符号。

固定演出团队的形成。唐五代时期从事说唱艺术的艺人主要有俗讲僧、转变艺人、乐伎以及词人等,他们因所从事的说唱类型不同在名称上也有所差异,但经过专业训练,都具备说与唱的双重技能,并能与乐队形成良好的默契,共同组成固定的团队演出,并专以此业为生。

多种演出场所的选择。唐代的说唱既可以在寺院进行,也可以被邀请到专门从事歌舞演说的场所进行表演,如歌场、变场、舞场、道场、戏场等。当然,也有一部分说唱艺人会直接选择在街头演出,多样化的演出场所为说唱艺人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也直接促进了唐代说唱艺术的发展。

唐代说唱艺术是其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它深深植根于民间文化之中,以民众喜闻乐见的题材为创作蓝本,运用独特的小说叙事逻辑,以乐带说,以乐伴唱,代表着真实的民间性格和民间喜好,同时也直接影响了之后宋金时期的诸宫调和元杂剧,充分体现其卓越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李倩)

编辑:肖维波

审核:张硕

终审:李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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