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7/17 信息来源： 信息来源:广州日报7月17日

听说季羡林老先生每天傍晚都有散步的习惯，或者在朗润园小树林间，或者到未名湖畔，于茂林修竹绿水环流间，享受景色幽静的旖旎风光。老先生学问之外，爱写抒怀散文，情致深切，颇有口碑。他写自己居住地：“此地既然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漾，一碧数顷，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胜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读这样的文字，当知他文学功底不凡。往事烟云总在记忆，禁不住思念所谴，笔底生情，歌以咏怀。

这本《另一种回忆录》是将季老先生历年所写的相关回忆文章，按类别汇总起来，分“赋得永久的悔”、“遥远的怀念”、“大放光明”、“学术人生”四部分，总共收文三十四篇。其中“赋得永久的悔”中，《母与子》、《红》写于1934年，《老人》一文写在1935年，正值作者二十出头的年龄。从这三篇写作笔法看，技巧与想象力都充满青年的新鲜活泼和充沛力量。难怪郑振铎要约他写一部散文集。虽然其事无果，但由此也可看出，老教授早年情感细腻丰厚。文中记叙老舍先生理发时替作者付账这样一件小事，可知作者对细微事物的感恩心情。

季老先生写的这些回忆文章，多谈悠悠岁月里交游往还的琐事，从中见出人物，复原性情，多可宝贵。胡适，郑振铎，老舍，胡也频，李长之，胡乔木等皆如此。在回忆中作议论，使这样的回忆更具备史料价值和可读的兴致。作者有段自白，说得十分恳切，谈的是自己，却能明达事理：“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作者强调客观因素，借此展开对恩师的回忆。“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

书中作者有一段文字，谈自己对“官”的感受，颇有意思：“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次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了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决不想往上爬。”对照季老教授的性格，说这些话大抵是可以相信的。他在文章里叙述过早年在清华做学生时，同学胡乔木曾劝他参加革命，他“怕担风险”未允诺。这个细节大可考量。沿此线索读者能够看到，后来以北京大学为主战场的批判胡适运动，知名教授几乎都写文章疾呼呐喊，但我翻览1955年汇集成八册出版的《胡适学术思想批评》，百余万文字中，那里面没有季先生的批判文章。因此老教授收在“遥远的怀念”里《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流露出对胡适先生的恭谦和赞誉，文字间有情真意切的感怀，读者能看到作者为人的坦荡。“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沐春风中。”这似乎对季先生后来的性格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以致到今天，我们能从老教授和睦的笑容上，体会到谦逊的美德。这里我想引用许地山先生颂赞蔡元培的一段话，从中看到受人崇敬的学者该是怎样一个风范，也可借以看到知识分子共同的特质：“一个谨于修身、勤于诲人、忠于事国的学者，倒不必有什么可以藏诸名山的著作，更没有工夫去做那一般士大夫认为隽美的文章。他的人格便是他的著作，他的教诲，便是他的著作。”这些话，似乎是为那些有修德的学者，作出普遍的定义。

这书另有一点妙趣处，是在“大放光明”这部分，收进几篇闲文。其中当以《老猫》写得最妙。我对照着去读苏雪林、老舍、郑振铎写猫的散文，觉得还是季先生这篇最富寓意，最为深沉，也最牵情怀。说是写猫的典范之作，当不过分。

最后的绝学大师 

绝学继承者

季羡林6岁时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10岁开始学英文。在高中开始学德文。1930年，季羡林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最后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在清华，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选修课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旁听课，对他日后发展影响深远。

1935年9月，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已经成为中学教员的季羡林写信报名，以大学中四年全优的成绩被录取。原定交流计划只有两年，谁知这一去竟11年未归。在德国，季羡林入哥廷根大学，在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季羡林师从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后，年已八旬原已退休的西克教授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他一个中国学生。西克教授不久就告诉季老，要把平生的绝招全部传授给他，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以及费了20年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

1945年10月，季羡林经瑞土东归。1946年5月，季羡林抵达上海，旋赴南京，获陈寅恪推荐，赴北京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季老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还选修了其他的课，负担已经很重，而当研究吐火罗文的最高权威西克教授提出要教他吐火罗文时，他又遵命学了起来。在德国留学的12年中，他的日程就是学习、吃饭、睡觉，与旅游、晚会、跳舞、娱乐都无缘。回国后，为了专心研究，又独自过了16年才把家属接来。

季老80岁时说过：“我计划要做的事，其数量和繁重程度，连一些青年或中年人都会望而却步。”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

“牛棚”生活

“文革”十年，季羡林从拥护、迷惑到醒悟，从旁观逍遥到挨批斗，遭毒打，接受血的洗礼，内心充满复杂的矛盾与痛苦，最终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关进“牛棚”。他感到“被开除了‘人籍’”，“自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他不堪忍受那残暴的批斗与羞辱，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决意吃安眠药自杀。正当他要实施自杀时，突然被揪去批斗，狠打暴踢，鲜血流淌，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不想自杀了”，“还是活下去吧”。于是，为着适应不断的批斗，他竟然想出每天站在自家阳台上进行“批斗锻炼”：“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还在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泪为止”。

从“牛棚”出来后，季老被勒令看楼门，守电话，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他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以消磨时光”。他想到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梵文写的《罗摩衍那》。他就晚上把梵文译成汉文散文，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白天守楼时，脑袋不停思考，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季老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没有“文革”，两万多颂、8卷本的《罗摩衍那》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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