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人想到，今年是《源氏物语》正式进入大陆的40周年纪念。

1974年，台湾译者林文月的全译本最早问世，当时未引入，因此前丰子恺在上世纪60年代已完成全译。据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回忆：“编辑部的先生对此不感兴趣，大包大包用毛笔字写得恭恭正正的原稿，却在编辑室的柜子里沉睡到十年之久。”

直到1980年12月，《源氏物语》全译本第一卷才出版（第二、三卷于1982年6月、1983年10月出版），到1986年5月第三次印刷时，总印数已超25万册。

我国学术界对《源氏物语》的正式研究，乃至普通读者真正接触这一名著，均以1981年为开始。2001年，学术界为此还举办了引进20年的研究会议。

与20年庆比，40年庆可谓冷清——只有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了叶渭渠、唐月梅的译本（以下简称叶唐译），它在15年前已面世，插图略丰富。

对于《源氏物语》，最常见的提法是“日本的《红楼梦》”，其实它比红楼梦早了近800年。周作人曾说：“（源氏物语）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唐朝的‘红楼梦’，仿佛觉得以唐代文化之丰富本应该产生这么的一部大作，不知怎的，这光荣却被藤原女士（紫式部本姓藤原）抢了过去了。”

丰子恺的译本长期被忽视，因为从一开始就有争议。

周作人曾问负责校阅的钱稻孙，钱说：“只求文意与故事不错，也就算了。”

周作人的评价则苛酷得多：“丰子恺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与原文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派手法也。”“近见丰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

丰子恺主要参照的底本是谷崎润一郎、谢野晶子的现代日语转写本，谢野晶子又认同“豪杰译”，她说：“勿需一一沿袭原著的表现方法，勿需遵循逐字逐词的翻译方法，以原著精神为我物，敢作译者自己的自由译。”

丰子恺译本流畅生动，语言精美，但没有原著中古日语的味道，引起周作人不满。

此外，周作人对丰子恺有误解。1950年，周作人刚出狱，迫于生计，将《儿童杂事诗》交《亦报》，化名东郭生发表。《亦报》找丰子恺配图，此时丰子恺已不甚作画，碍于旧情，还是出手帮助。发表时，画大诗小，似成周作人给丰子恺的画配诗，致周作人的自尊心受挫。

周作人晚年靠在香港媒体工作的曹聚仁到海外发稿、赚稿费，曹聚仁与丰子恺曾是好友，抗战时交恶，可能也影响了周作人对丰子恺的看法。

从普及看，丰子恺译本已成经典，对中国“源学”有开拓之功。

丰译招致批评，因钱稻孙本想译《源氏物语》，第一帖译出后，引起轰动。以小说开篇第一句话为例，来看钱译、丰译、叶唐译的区别：

钱译：是哪一朝代来，女御更衣好多位中间，有一位并非十分了不得身份，却出众走时的。从开初就自命不凡的几位，都道刺眼儿，褒贬嫉妒于她。

丰译：且说天皇时代，某朝后宫妃嫔众多，内中有一更衣。出身微寒，却蒙皇上万般恩宠。另几个出身高贵的妃子，刚入宫时，便很是自命不凡，以为定然能蒙皇上加恩；如今，眼见这出身低微的更衣反倒受了恩宠，便十分忌恨，处处对她加以诽谤。

叶唐译：且不知是哪一代皇朝，公众有众多女御和更衣侍候天皇。其中有一位更衣出身虽不甚高贵，却比谁都幸运，承蒙天皇格外宠爱，缘此招来其他妃子的妒忌。

三者比较，丰译文采颇佳，叶唐译更接近原文，钱译则明显高出一个档次，属于逐字逐句的直译，甚至和原文的标点都一样。钱稻孙依照的是山岸德平的校注本《源氏物语》，是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版本。

可惜钱稻孙译得太慢，一个月才完成4000字，原本交给他做，后来转给丰子恺。但责任编辑文洁若多次表示，希望重译《源氏物语》，第一帖保留钱译，从第二帖开始继续译。

文洁若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

丰译本重普及，语言模仿了《红楼梦》，所以许多读者是用读《红楼梦》的方式读《源氏物语》，认为它也是以爱情为表，目的是“揭露贵族阶级的内部矛盾及其必然崩溃的趋势”。

对此，日本学者铃木修次曾批评：“中国以一流文学自居的人，一直注重在于政治联系之中来考虑文学的存在一样，总爱在某些方面把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与此相反，日本文学似乎从一开始就是脱离政治的。”

对中国读者来说，《源氏物语》有两大难懂：

其一，故事性差、节奏拖沓；

其二，作为爱情小说，为何要拉拉杂杂记那么多政坛琐事？

这与日本文学的特色有关。

在《源氏物语》的时代，日本主流文人用汉语，平假名是女性专用，物语也只是闺阁读物。通过小说，紫式部寄寓了身为“第二性”的自我追寻之路——在看似琐碎、无聊的记录中，她努力在挽留自我。她将悲愤、无奈、苦痛、失落，转化成对生命本身的怀疑，即物哀。

紫式部的触景伤情，与当时日本文人在中国文化压力下，无法找到自我的迷茫相激荡，于是，物哀成了“日本性”，被格外发扬光大，形成独特的写作传统：不讲故事，少发评论，只用絮絮叨叨的白描来寄托自己，妙在写什么和不写什么的取舍中，隐含了作家的真情感。

只有深入这种细腻，才能被《源氏物语》那微弱但无边的忧郁击中。

明治时期，黄遵宪与日本学者源辉声曾在笔谈中，谈到《红楼梦》与《源氏物语》，源辉声不仅读过《红楼梦》，还准确指出两书“作意能相似”，黄遵宪却没读过《源氏物语》。

精英视野对一个民族的命运，必有微妙的影响。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几乎同时被译介到西方，但《红楼梦》最早的介绍者都是外国人，而将《源氏物语》节译成英语的，却是日本驻英外交官末松谦澄，他得到了德川氏的资金支持。1867年，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参加巴黎世博会，造访英法，引起轰动。翌年《源氏物语》出版，逆转了英国人认为当时日本“如同黑暗的中世纪般愚昧落后”的印象。

末松谦澄在译本的前言中，特别塑造了两个神话：

其一，它是现实主义小说，与当时英国文学主脉契合；

其二，它是爱情小说，当时英国人也将爱情视为贵族的高贵情感，日本女作家几百年前就能写爱情，成了文明的象征。

有了末松谦澄的铺垫，1925年—1933年，英国著名诗人阿瑟·威利历时8年，将《源氏物语》全译成英文，译本质量极高，使《源氏物语》成了世界文学经典，胡适先生曾读过这一版本。至于《红楼梦》，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有英文全译本。

越深入了解世界，越能更好地表达自己。《源氏物语》堪称文化营销的成功范本，而中国读者至今还无法看到更忠实于原文、更有学术价值的《源氏物语》译本。好在时光流逝，还有一家出版社愿重印《源氏物语》，为40年节点留个纪念，也算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