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反应同样迅速，当年工部军器局就制造大样佛郎机炮32副，发各边试用。在佛朗机传入中国的不长时间里，明代朝野已将其视作御敌利器，山寨佛朗机遂以极快的速度装备明军。到嘉靖中期，甘肃边防已由佛朗机炮车1158辆，宁夏1000辆，固原128辆，大同1000辆，仅此四处就配备佛朗机3286架。

明朝水师也同样大量装备佛朗机，入福船装备大佛朗机6座，海沧船装备大佛朗机4座，苍山船装备大佛郎机2座。

佛郎机炮‍

从嘉靖到万历年间，明军大概装备了四五万门佛郎机。最初的佛郎机母铳都用铜制造，为的是使其体轻便于激动，后来由于同的而价格昂贵以及铁的廉价和易得性，明朝国产佛郎机逐渐趋向使用铁作为材料制造。

作为明军最重要的火器，本土化的佛郎机种类和繁多，大到千余斤的“无敌大将军”，中到几百斤的普通佛朗机，小到十几斤重的万胜佛郎机和马上佛朗机，各个类别都有，成为明朝对内外战争中非常倚重的“长技”。

嘉靖时的著名学者、军事家唐顺之曾给明军列装的主要兵器明确排序：“兵技，第一大佛郎机，其次鸟铳，又其次弓矢”。在东南沿海主持抗倭的胡宗宪也认为，“城守之器，佛郎机......最利，弓弩次之，到用刀斧，是最下策矣”。

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李如松奉命率4万明军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这支军队里，携带了当时令人叹为观止的16世纪顶级火器装备。

在明军装备的诸多火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仍旧是舶来的“佛郎机”。入朝明军所用被称为“大将军炮”的重型佛朗机长1.4米，口径110毫米，重达1050斤，每门配子炮3个，轮流发射“一发五百子，击宽二十余丈，可以洞众”，威力十分惊人。

佛郎机炮

当明朝的“佛郎机”在壬辰倭乱中逞威时，西欧国家的火器制造技术又一次出现了飞跃，到了17世纪初“海上马车夫”荷兰人来到东亚后，明朝人的眼界又为之一变。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人“挟二巨舰”突袭澳门，其炮舰规模着实震撼了不少明朝人。王临亨在《粤剑编》就以“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来描述荷兰战船的高大坚固。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荷兰人“所恃惟巨舟大炮......下置二丈巨铁炮，发至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威力令当时已经被明朝军队普遍使用的“佛郎机”相形见绌，明兵部为之惊呼“我虽有厉刃，勿可与敌；虽有锐兵，勿可与战”。

时任福建巡抚的黄承玄干脆用以卵击石来形容中荷双方的装备差距。由此当时的荷兰人被称之为“红毛夷”，这类大炮也就被称作“红夷大炮”了。

所谓“红夷大炮”，实际是前装滑膛炮，口径大多在100毫米以上；多系铁炮，也有铜制，重量从70斤至万斤不等。弹药前装，重量较大，可达数斤至十数斤不等。弹丸由石、铁、铅等材料制成的球形实心弹。

当时的明朝军政人物大多是以赞美、欣羡的心态来看待“红夷大炮”的。徐光启在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载一封奏疏中写道：“夫兵器之烈，至一发而杀百千人，如今日之西铳极矣，无可加矣。”茅瑞征则把佛朗机铳发当作“常技”看待，沈德符更视佛郎机为“笨物”。由此可见，到明末时，佛郎机在明军火炮中的重要性已经降至“红夷大炮”之下了。

红夷大炮

天启元年（1621年），明朝的钦差大臣持兵部檄文往澳门聘请炮师和购买火炮，最终从葡萄牙人那里购得了26门“红夷大炮”，并配有西人头目7人，翻译1人，服务人员16人及葡萄牙士兵百人，一道带往千里之外的北京。

到了崇祯六年（1633年），徐光启推荐耶稣会教士汤若望，负责成立铸炮厂。在这期间，其制成的火炮有20门，口径足以容纳下40磅的弹药；其制成的长炮，每一门都需要两个士兵或者是一头骆驼才能搬运。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汤若望更是在紫禁城旁设立铸炮厂，铸成20门性能良好的西洋火炮。紧接着又成功造出500门各种类型的西洋火炮，成果蔚为可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