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最早改梵为秦的是三国魏曹植。陈思王曹植曾游鱼山（今山东阿县境），闻空中有一种梵响（岩谷水声），清扬哀婉，细听良久，深感鱼山之神制，依《太子瑞应本起经》“撰文制音，传为后式”。

曹植将音乐旋律与揭诗梵语的音韵与汉字发音的高低相配合，使得佛经在唱诵时天衣无缝，“贵在声文两得”。采取以梵语发音为基础与新制偈颂相结合的方法，解决了用梵音咏汉语“偈破音繁”；以汉曲讽梵文偈颂“韵短而辞长”的问题，始创“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的《鱼山梵》或《鱼山呗》，后世简称“梵呗”或“鱼山”。

唐初传至日本，谓之“鱼山”声明，并后世留有唐朝《鱼山声明集》、《鱼山私抄》、《鱼山目录》等手抄本。传至韩国，称之“鱼山”，至此，声明得以中国化。现全称“鱼山梵呗”。

有了曹植的经验，其后历经支谦、康僧会、觅历、帛法桥、支昙钥、昙迁、僧辩、慧忍、萧子良、梁武帝等僧俗名家的创作和提倡，便开始尝试着进一步用中国民间乐曲另创新声和改编佛曲，使古印度的声明音乐逐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梵呗从此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兴盛至今。

由此得知古之“佛曲”、今之“佛教音乐”，均是由梵呗发展而来的音乐。故历史上尊称曹植为中国佛教音乐创始人——梵呗始祖。

梵呗徽标

梵呗注册徽标由梵呗传承人永悟法师设计。佛光普照的“花开见佛”是以两片碧绿的“莲叶”捧起敲打着净化人心的木鱼、放出奇异彩虹的五明圆满“佛光”瑞相。光环上，显现映出“南（nā）无（mò）阿弥陀佛”五线谱的音韵。音符倒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一番风味。

整体构成一尊“佛光普照”似“如意莲花”的吉祥“禅定坐佛”，象征佛陀“宣说神咒”的梵呗，响彻净化整个宇宙的真理，正是包涵“一日一月一世界，一花一声一如来”的境界。清净智慧、吉祥圆满，梵呗“花开见佛”见闻者当受持熄灭万缘，清净身、口、意三业，智慧圆满。以莲叶、木鱼、佛光构成吉祥如意、佛光圆满的花开见佛禅定图。声光一体，可谓是珠联璧合，浑然天成。寓意深妙，智慧之智，耐人寻味。

佛教音乐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发展的基石

早期佛教音乐是以呗赞和转读为代表的。呗赞用于佛经偈颂部分的唱诵；转读用于佛经散文部分的咏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音乐除了呗赞与转读外，还有一种形式叫倡导。

魏晋末年的慧远（公元334—416年），为净土宗初祖，道安时期（公元314—385年）在制定讲经、唱诵、道场忏悔等关于偈赞、转读礼仪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倡导这一独立的讲经项目。为了讲授佛典教义时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他注意倡导的音乐性，采用了多种民间演唱艺术的技艺，为佛教推广中的通俗化、大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可谓开净土宗繁荣佛教文化艺术的先河者。

南朝时期，佛教乐舞的整理和创新，梵呗唱诵法的制订等，为后世佛教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石。北朝时期，西域乐工大量迁徙入华，礼佛与娱佛的佛乐也随之传入，除了流行传统的梵呗外，寺院也常常有伎乐活动。

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多处记载了佛寺大会中的“行像”（古印度纪念释迦牟尼诞辰的一种群众性活动）情景和歌舞盛况，当时所用的舞曲和剧曲，如《钵头》《苏莫遮》《浑脱》《舍利佛》《婆罗门》《师子》等，均曾经是西域的佛曲。

据《晋书·乐志》记载，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摩诃兜乐》也是西域的佛曲。这一时期，各地佛教音乐在创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乐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风格各异。道宣在《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中评论道：佛教音乐“地分郑魏，声亦参差”，“东川诸梵声唱尤多，其中高者，则新声助哀般遮屈势之类也”，“吴越志扬，俗好浮绮，致使音颂所尚唯以纤婉为工”，“江淮之境，偏饶此玩，雕饰文绮，糅以声华”，“秦壤雍冀，音词雄远”。

南北朝时期，佛教中涌现出了一些具有民族文化和艺术修养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等书中，记载了南北朝至唐初的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称、真观等。据传，他们皆“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声韵锤铃”，“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其见闻者，莫不惊异。

与此同时，梁武帝萧衍积极倡导佛教音乐，《隋书·音乐志》云：帝既笃敬佛法，“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另外，他还开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法乐童子伎”，让“童子倚歌梵呗”，又多次举办“无遮大会”，为中国佛教音乐的创作和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条件。

南北朝时代，乐僧辈出，创作丰富多采，佛教音乐逐步从寺院走向宫廷和民间，信众欢迎，加上帝王倡导，为隋唐时代佛教音乐的普及与大众化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代——发展的黄金期

隋唐时代，佛教不仅盛行俗讲音乐（讲唱经文及佛教故事），而且由于西域交通的发展，西域方面的梵呗也渐渐传入汉地。此外还有从其他佛教国家传入的佛曲梵呗，有些梵呗还为朝廷乐府所用。唐太宗在宫廷欢宴百僚时，经常演奏《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十部乐。这些外来文化的大量输入，促成了佛教音乐文化的吸收、融合和发展。

隋唐两代，倡导在艺术上采用了多种民间说唱方法和伎艺，发展为一个独立的音乐艺术品种。从运用功能上看，呗赞、转读主要应用于诵习佛教经典；倡导则主要应用于宣扬佛教教义。从音乐上来看，呗赞采用管弦，比较正统、严谨；倡导则采用各种音乐素材，不拘一格，更具有地方化、通俗化倾向。

庙会在唐代已成为艺术表演场所，寺院成为保存和传习佛教音乐的中心，僧人中演唱、演奏大师辈出。如《宋高僧传》称少康唱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其艺术魅力如“善医，以饧蜜涂逆口之药，诱婴儿入口耳”。唐《乐府杂录》和《因话录》说文淑“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听者填咽寺舍”。《太平广记》称唐文宗曾采其讲声成为小管的曲子。

又如段善本，贞元年间与有“长安第一手”之称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仑比艺，其高超的演奏技术使听众倾倒，康昆仑惊服，后拜其为师。唐代佛教的“俗讲”吸引广大百姓，韩愈诗云：“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姚合也有“仍闻开讲日，湖上少鱼船”和“酒坊鱼市尽无人”之句。《续高僧传》记载宝巖和尚登座俗讲时，“案几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崩，须臾坐没”，有的高僧“随物赞祝，其纷若花，士女观听，掷钱如雨”。

由于佛教的通俗化与唐代俗乐的兴盛，促使唐代的佛教音乐走上了民族化、世俗化的道路，对后世的佛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演奏的佛乐，曲目已经非常丰富。

据近人任二北对敦煌卷子中的500余首曲名进行考证研究，其中佛曲有：《婆罗门》《悉昙颂》《佛说楞伽经禅门悉昙章》《好住娘》《散花乐》《归去来》《太子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等281首。在陈旸的《乐书》中，还载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如来藏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释迦牟尼佛曲》《烧香佛曲》《十地佛曲》《观音佛曲》等26曲。此外，在《羯鼓录》《食曲》《唐会要》等书中，也有佛曲名的记载。唐代佛教音乐还吸收和融合了民间音乐和古乐，如佛曲《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好住娘》等。历经了600余年的发展、变化，经过汉族多代僧人的努力创造，中国佛教音乐在唐代进入了辉煌灿烂时期。

宋元明清诸代——发展的融合期

宋代以后，佛教宗派林立，但各宗派大都修行禅、净、密三宗，为了建立以中国佛教为特色的佛教体制与行法体系，僧侣们越来越重视佛教的仪轨礼乐、音声佛事。除了继承前代的仪轨，如水陆佛事、焰口施食、盂兰盆斋外，又创制了一些新的仪轨，如知礼（公元960—1028年）的《大悲忏》、遵式（公元963—1032年）的《净土忏》、择英的《净土修证仪》等。

宋元时期，我国器乐演奏的形式也非常盛行，佛教也较多地采用了这一通俗的形式来供养佛菩萨，并以此来接近民众，接收更多的佛教信徒。

明清时期，由于儒、道、释三家在思想理论上的融合，佛教音乐与道教音乐、民俗音乐之间的沟通更为明显与频繁。佛教音乐大量吸取了南北民间曲调和曲牌，各地寺院相继产生了各具地方特色的梵呗，但主要是南北之别。

佛乐史上颇有影响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一书，就是采用南北曲的各种曲调填写的，本书50卷，明永乐十五年至十八年（1417—1420年）编。此书中来自北曲的有“佛名称歌曲”73首，“世尊名称歌曲”3首，“如来名称歌曲”140首，“菩萨名称歌曲”68首，“尊者歌曲名称”12首；其中来自南曲的有“佛名称歌曲”61首，“如来名称歌曲”56首，“菩萨名称歌曲”22首，“尊者歌曲名称”13首。

总之，唐代佛教音乐文化民族化、世俗化的发展，宋代以后儒、释、道思想的携手与融合，加速了佛教音乐文化的演变与发展。佛教音乐因此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不可分离的一个重要部分。

近代——发展保持期

近代佛教音乐基本上保存了明清的传统。音乐活动较著名的，有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北京智化寺、河南大相国寺、扬州大明寺以及山西五台山诸寺院。虽然佛教在我国几经起落，但我国仍完整地保留有佛教各主要派系及其法事音乐。如云南傣族等地传承的小乘佛教音乐；西藏、青海、甘肃、内蒙、云南、四川等地传承的大乘佛教中的藏传佛教音乐；以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山西、辽宁、河北、河南、浙江、福建、湖南、广东等省市保存的大乘佛教中的韩传佛教音乐等。它们的存在与发展，不仅构成了中国佛教音乐文化独特的艺术框架，而且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遗产与瑰宝。

为了发掘、整理中国古老的佛教音乐，1986年3月，北京广化寺成立了北京佛教音乐团，整理、研究智化寺自明正统（公元1436～1449年）年间流传下来的京音乐。近年来，北京、江西、天津、厦门等地相继成立了佛教音乐团，已整理、出版、发行中国梵呗的音响磁带。在传统梵呗的基础上又大胆创新，已将电子琴等现代乐器用于佛门梵呗。

佛教音乐对于中国民间说唱音乐、音韵学以及乐律、音阶和字谱学的发展，均有重要影响。另外，崇奉佛教的音乐家和民间音乐艺人，还创作过不少宣传佛家思想的非宗教仪式所用的声乐作品和器乐作品，如琴曲《普庵咒》，说唱音乐“宣卷”、“宝卷”的早期作品和现代名僧弘一（著名音乐家，李叔同）所作的《三宝歌》（《三宝歌》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首由专业音乐家创作的佛曲，该佛曲刊登于《海潮音》杂志）等。另外，弘一大师为佛教创作的《清凉歌集》（大雄书局出版，1936年10月）中的《清凉》《山色》《花香》《世梦》《观心》五曲，在佛教寺院与信徒中广泛传唱。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