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丛林兴衰

黄梅佛教最盛时期是唐、宋。唐代全县各地大兴土木，立宇造像，出现“十里三座庙，无路不逢僧”的盛况。全县有寺、庙、庵、堂、阁等约400座，（其中黄梅县城周围就有30多座），僧尼2000多人。全县 2.9万多人，约有2万人信奉佛教。宋代，黄梅佛教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南宋高宗赵构称帝，大力弘扬佛教，大光宝刹，黄梅庙宇亭阁，星罗棋布。据统计，全县有大小寺庙500多座，僧尼3000多人，庙田、山林8万多亩，收藏佛经典籍3000多卷。宋末因遭兵灾，寺庙毁坏严重，香火萧条。元朝崇尚佛教，黄梅佛教又获生机，各地被毁的庙宇重新修复，法席再振。元末遭兵灾，大部分殿堂被毁，僧尼被迫还俗或流落他乡。明朝，太祖常称释迦之道，佛教再度兴起。全县被毁的庙宇大部分又修复一新，计400多座，僧尼2000多人。正德年间（1506—1521），部分寺庙又遭兵灾被毁；嘉靖年间（1522—1566），又整修一新。特别是万历年间（1573—1619），佛教出现兴旺景象，各地寺庙不仅得到修复，不少进行了扩建，后又被毁。崇祯初年，各地寺庙，再次修复。明末战争频繁，几经劫火，香火萧条，僧尼逃散。清朝既崇儒重道，又尊崇佛教，全县各地庙宇又得到修复。其中康熙年间比较兴盛，计有大小寺庙460多座，常住僧尼3000多人。咸丰四年（1854），各地寺庙又遭兵灾。同治年间又陆续重建，到清末香火还比较旺盛。民国年间，全县庙宇几经劫难，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屡遭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县仅存破旧不堪的寺庙的寺庙100多座，常住僧尼约500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并先拨款维修一些重点寺庙。佛教界人士提出爱国爱教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主张，组织僧人开展学习和生产运动。经地土改，寺庙废除了地租剥削，有劳动能力的僧尼，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或社会服务工作，逐步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经过民主改革，寺庙废除了封建特权，使很多僧尼陆续返回，过上正常的宗教生活。1958年“大跃进”时，全县有些寺庙、庵堂被改为工厂、学校、医院、商业用房或职工和居民宿舍，寺庙个数减少。新中国成立初期，县城内有寺庙庵堂8处，僧尼60多人，至60年代仅存3处。这些寺庙的老幼僧尼，均依靠国家付给的寺庙房租定息维持生活。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左”的思想干扰，正常的宗教活动被禁止，部分寺庙被封闭，不少佛像、经典、法器被砸烂或焚毁，大部分僧尼被迫还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政策又得到落实，僧尼纷纷返回寺庙，修复庙宇，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黄梅五祖寺被列为全国重点开放寺庙，国家先后拨款500多万元，募化1000多万元，修复和兴建了一批殿堂楼阁，使五祖寺、四祖寺等一批寺庙面貌一新。

新中国成立后，佛教工作基本由县委统战部管理。1984年8月，成立“黄梅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负责管理全县宗教事务。

2、禅门法要

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史称菩提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但是禅宗并不是从印度传来的。印度佛教中并没有一个禅宗的派别，也没有哪一个派别在思想和实践上与禅宗一样，禅宗完全是中国佛教的产物。达摩传道二祖慧可，慧可传三祖僧璨，一直是采取“一僧一庵，一衣一钵，随缘而住，不恒其所，行无轨迹，动无彰纪，诲以禅教”的游化乞食为生的传统戒行方式修炼。这个时期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宗派，从禅学理论和教派源流上说，只能虽中国禅宗的前身。禅宗真正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有影响的宗派体系，则是从四祖道信晚年住西山时开始的。道信改革达摩以来的传统戒行禅法，推动印度禅中国化，并逐步发展成为宗派，使西山成为声誉最高的名刹之一，出现了“诸州学道，无远不至，日以数百，月以数千”的辉煌局面。为了保障僧众集体修禅，他极力创导农禅并重的禅风，告戒弟子“努力而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肠”。这充分说明道信大师及门徒，不是靠官府供给或施舍来维持生计，而是自耕自给，自食其力，这样，不但解决了僧众吃饭问题，而且还有助于僧众养成劳动习惯，锻炼体质，弱化对社会的依赖意识，减轻百姓负担。道信的禅学理论高深。他积极主张戒修相兼，楞伽经和般若经相解，渐修与顿悟相连，从而把禅宗理论推向一个新阶段，使其门徒渐渐地发展形成为一个僧众团体，具备一个宗派的基本条件。

道信在选择法席继承人问题上，慧眼识中眼随他二十多年的弘忍。唐永徽二年（651），道信将衣钵传给弘忍，是为禅宗五祖。弘忍是一位富有很深禅学理论造诣而又重于实践的禅门大师。他继承和发扬了四祖道信提倡的定居传法，农禅并重的禅风，广开禅门，接引众品，集徒数千，影响很大。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对达摩的禅法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唁张“即心即佛”、“见性成佛” 的顿司修持观。改革传统的繁琐禅修方式，创造出一套最易为下层人民接受的简易通俗的禅学理论。他的专著《最上乘论》是中国禅宗第一部理论著作，为开创“东山法门”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禅宗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为禅宗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禅门后继将他的禅法称为“东山法门”。“东山法门”是禅宗形成的标志，在佛教史上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座里程碑。

“东山法门”的禅学理论和实践的特征是：

（1）有独特的理论基础。“东山法门”时期的禅学理论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其独特之处，一是深化了“心传”理论。“即心即佛”，“无须外求”“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这是弘忍禅学思想的基础。二是发展了禅修理论。弘忍的《最上乘论》，对禅修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他认为禅修过程是一个不断舍妄归真的过程。他只强调守心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他把“行住坐卧”，一切劳作都看成是禅的修行。“守本真心”，万变不离其宗，是他教人入道的要门，也是他禅学思想的核心。三是革新了顿悟的理论。他指明顿悟是探索持的必然归宿，没有顿悟，修持就失去目标。顿悟的目标是“得自本心”，“见自本性”，因此东山时期的顿悟说，较之以前几代祖师在内容上有新的突破。四是创立了“明心见性”不说理论。即“心、性、佛”的概念交通为一，无须长期的修行，只须明心见性，就能顿悟成佛。这是弘忍“东山法门”的要旨。

（2）有规模宏大的传法基地。道信和弘忍创建的规模宏大的四祖寺和五祖寺，为中国禅宗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牢固的传法基地。十方丛林、天下名刹，全国各地的求法者十之八九自东山禅匠传任。出现了“中国无寺不禅，禅世门徒发源于东山”的局面。可见当时山已成为天下禅门的中心，为后代禅宗门徒按照禅宗的规定和风格，集居传法，弘扬禅业，起了典范作用。

（3）有一套得力的弘法措施。五祖弘忍继承和发扬四祖道信的禅风，进一步对禅门的旧习和教规、教义进行大胆改革，采取重大举措：实行农禅并重，走自食其力的发展道路，为过团体习禅生活、定居传法、“农禅双修”创造条件。其意是使禅修者不限于寺院那样的特定场所。可以贯穿于全部日常生活之中。坐禅是行禅，劳作也是行禅。他的这种主张是对禅学理论的发展，深受广大禅众的拥护和官府的赞赏。尤为重要的是在法嗣承继问题上，他打破论资排辈的陈规旧习，不依众意传衣钵于上座神秀，而潜授顿教和衣钵于行者慧能，表明弘忍重顿悟而不重渐悟，这创建和发展禅宗开辟了一条光辉的道路。

（4）有一个独立的组织体系。禅宗之所以能形成发展，长期兴而不衰，就是因为有一个独立的组织体系在发挥重大作用。禅宗初祖达摩将印度禅学传入中国，经慧可、僧璨传播，有所发展。至道信有大的突破，至弘忍则轰动全国，传到国外，传法门徒数以万计，涌现出一大批弘扬禅法的俊秀门徒，组成庞大的组织网络，以五祖寺为中心，分布全国各地。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宗派能像禅宗那样门徒之多，骨干之优秀，庙宇林立，分布地域之广，影响之大。更为突出的是，弘忍大师培养了十大优秀门生，分为七家：一南宗慧能，二北宗神秀，三嵩山老（慧）安禅，四资州智诜禅，五南山宣仆念佛门禅，六潞州法如禅，七江宁法持禅，其中慧能和神秀两大师，对禅宗的传播作出的贡献最大。他们继承“东山法门”，创立南北两宗，门徒发展至数十万，组成庞大的传法队伍。慧能创立的南宗又分五家七宗，传遍神州大地及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至今不衰。

“东山法门”的创建，标志着中国禅宗的形成和壮大，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佛教界人士一致公认“中国化禅宗，初创于道信，形成于弘忍，发展于慧能”。黄梅四祖寺，特别是五祖寺是中国禅宗的发源地。

3、佛事活动

佛事活动种类繁杂，一年四季都有，主要有

浴佛法会：又叫佛生会。相传释迦牟尼诞生于农历四月初八日，黄梅每年各寺庙都要于这一天举行隆重法会，纪念佛陀诞生。此外二月初八为佛出家日，二十五日为佛涅槃日，腊月初八为佛成道日，各寺院都举行纪念仪式。特别是腊月初八这天，寺庙用大锅煮腊八粥，很多信徒都千方百计赶到寺庙来吃，据说吃了可以消灾延寿，现已成为黄梅民间风俗习惯。

观音会：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为观音菩萨诞生日，六月十九日为观音菩萨成道日，九月十九日为观音菩萨出家日。这三天，黄梅各寺庙都要举行隆重的法会，信教群众成群结队前往寺庙烧香，礼拜观音菩萨。尤其是二月十九日参加法会的人最多，有是寺庙达数万，十分热闹。

四祖、五祖庙会：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和五月十二日，分别是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诞生日，届时寺院举行盛大的庙会。住持僧率全体僧众及信徒居士集结在祖师殿或真身殿，鸣钟击鼓，焚香礼祖，念佛唱经。鄂、赣、皖三省邻县，很多信教群众像过节日一样浓妆打扮，成群结队前来参加庙会，整个西山和东山人山人海，一片欢腾。庙会渐渐地形成既是佛教盛会，又是物资交易大会，在黄梅长期流行。

传戒法会：四祖寺和五祖寺历来为中国原地区佛教传戒中心，千百年来，前来西山和东山受戒的门徒达数十万人，遍及国内外，历代佛教门徒以持四祖和五祖之戒为荣。

祈祷法会：四祖寺和五祖寺每年都要在寺庙举行祈祷世界和平法会，祝愿世界和平，祈祷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美满。

赈灾活动：黄梅是水旱灾害多发地区。若遇到水灾和旱灾，四祖寺、五祖寺的僧人都积极捐钱赈灾，救济受灾百姓。若遇大灾，全县各大寺庙还要举行施粥活动：每天煮一大缸粥，放在庙门前，供过路的灾民食用。寺庙还出资兴办学校，招收邻近贫穷百姓子女和孤儿入学，学费由寺庙支付。

另外，四祖寺和五祖寺每年还要举行达摩忌，缘日拜，圣节，三元放灯，端午节，重阳节，年节，大斋会，结夏，五参，朝夕二座等佛事活动。

4、地位影响

黄梅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发源地，禅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唐代以来佛教的主流，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古称“蕲黄禅林甲天下”，“大事问黄梅”就是例证。

历代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提倡和扶持佛教。黄梅不少寺庙的修建，都受到历代帝王的加封和敕建。唐贞观十七年（643），太宗三次派使者到黄梅四祖寺迎道信入宫，加封国师，就殿供养，均被推辞。第四次诏以“若禅师不来，斩头将来”相威逼。道信“秉金刚之道力，坚铁骨而孤骞”，引颈待刀，不面君颜。太宗感其志坚，下谕嘉慰，并赐紫衣。其弟子弘忍，受其衣法，是为禅宗五祖。另一弟子法融，行其允许，自成一家，称牛头宗第一祖。道信坐化后，因其生前“瘥疾之功著异”，唐大历九年（774），代宗追谥为“大医禅师”。弘忍于唐永徽五年（654）离西山，到东山创建道杨，开坛说法，创立“东山法门”，佛法大宏。出其门下的徒高僧不下百人，其嗣法弟子，不仅有慧能和十大弟子，见于史册的名徒高僧还有28人。他们各化一方，遂使东山法门传播全国，乃至海外。

五祖寺的香火历来十分旺盛，敬香的人年以数万计，香宾遍及本省和安徽、江西两省的大部分县市，还有广东、广西、湖南、河南、江苏、浙江、四川等省香客、信徒络绎前来朝山拜佛。

历代游五祖寺的名人众多。唐代有宰相裴度，诗人白居易、张祜，茶圣陆羽。宋代有诗人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元代有丞虞集。明代有康王朱远绍，荆王朱维庭，兵部尚书汪可受。新中国成立后，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4.12.13），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1978），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1984.12.13），武汉军区司令员张才千（1978），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新华社社长穆青（1983），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陈康（1985.5），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赵辛初（1985.10）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1979.6.7）等前往浏览。

东山法门的禅学思想,由道信酝酿,弘忍创立,经慧能进一步发展,形成中国独特的佛教哲学理论,对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有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唐宋以后的哲学家，无论哪一派都受到禅宗心性论的影响，连反佛的儒家正统人物，也因受禅学家思想的影响而投到禅宗门下。晚唐思想家政治家裴休就是如此。宋明理学，虽以孔、孟（孔丘、孟轲）之道为本，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禅学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程（颢、颐）、朱（熹）理学与弘忍禅学在哲学基本观点上是一脉相通的。宋人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使其成为后世封建统治阶级所取法的官方哲学。晚清时期，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以禅宗的慈悲、平等、无常、无我，普渡众生的思想武器与封建顽固势力作斗争。

禅宗对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也十分深广，如禅对诗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禅写诗、以禅读计，以禅评诗三个方面。此外，禅宗思想对中国绘画、雕塑、语言文字、建筑、音乐、舞蹈、风俗等诸多方面都十分广泛的影响。

（来源：《黄梅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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