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照杰读《茶在中国》︱一流学者的二流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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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德国人海因里希·爱德华·雅各布在对咖啡文化史的描述中,饱含深情地将这一黑色饮品上升到思想史的高度,大呼:“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应该被简单地称为‘物质’。凡是曾与人类思想有关,又被人类思想继续传递的,其本身就是一部思想史”(《全球上瘾:咖啡如何搅动人类历史》,陈琴、余珊珊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自序)。“Coffee or Tea”在上世纪被建构为东西方文化的对立象征。咖啡还是茶,有时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就文化史意义和对世界史影响而言,与咖啡相比,茶一点也不遑多让。 目前不少人认为,茶原产中国云南地区。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史上,这片神奇的绿色黄金充当着重要贸易品和“遏制远人”的战略物资等角色——近代以前不少官员认为如果以乳肉为食的边民和外夷不饮茶汤,便将很快因消化疾病而死去。因此,近现代学术界(尤其西方学者)已在“全球史”视野下,对中国茶叶的生产、贸易以及围绕贸茶利益展开的矛盾、战争等宏大而微妙的问题进行过考察。这些考察突出茶叶在鸦片战争、波士顿倾茶、中央王朝与边民关系、中-英-印国际商贸矛盾等历史事件中的关键作用,展现茶叶对世界格局的巨大牵动力。而将视野缩小,聚焦在中国传统内部对茶文化史进行的考察,尽管良莠不齐,但数量更是难计其数。贝剑铭(James A. Benn)的《茶在中国:一部宗教与文化史》并没有延续海外学者热衷的茶与全球化问题的探讨,而恰是一部视野收缩的有关中国茶史的专著。 贝剑铭是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教授,是中国古代宗教(尤其佛教)领域中非常出色的一位学者,即使在国内也是学界耳熟能详的人物。贝剑铭的成名作Burning for the Buddha 数年前已由张德伟等人译为中文,但因种种原因尚未正式出版。因此,反而是八年后成书的这部《茶在中国》,首先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茶在中国》原著由夏威夷大学于2015年出版,四年之后即有中文版面世,译介和出版效率极高,显示此书获得一定重视。然而,笔者认为,以“学术专著”的要求对这部著作进行评价的话,恐怕此书只能算是“一流学者的二流著作”。 《茶在中国》全书共九章,除第一章综论和最后一章结论外,其他七个章节各自处理一个专题问题。首章中,作者提出其研究意图,认为茶对不同时期差异明显的中国宗教思想和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希望通过一些彼此独立的个案研究,“探讨商品、物质和文化体系之间的关联如何建构”(页2)。第二章,作者希望探讨茶的“早期历史”,尤其是唐代陆羽之前的饮茶的历史踪迹。第三章,贝剑铭致力于茶与唐代佛教关系的探讨,认为佛教界对唐代饮茶之风的兴起起到引领作用,寺院饮茶是新的“文化空间”,而作为饮品的茶与酒、药汤等在长时间里存在竞争关系。第四章,则谈唐诗对茶的描写与赞美。第五章,主要介绍陆羽的生平和《茶经》的“宗教色彩”。第六章延续第四章的讨论,但将时间线下拉到宋代,阐述茶与宋代文人精英以及禅寺生活的关系。第七章,是对日本僧人荣西(1141-1215)《吃茶养生记》的介绍和翻译(英译、中译本直接采用汉字原文)。第八章,则又转回第四章和第六章的讨论,但将时间线继续下拉,探讨明清茶叶与文人和佛教的关系。最后一章,简要概述茶在中国佛教等传统中的地位和价值变迁过程。 不难发现,此书在内容构成和篇章结构方面似乎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从内容分布即可看出贝剑铭的“佛教史专家”身份。事实上,尽管书中偶尔会提到道教,但作者认为,“除却此例,没有具体的证据显示道士和僧人一样与茶密切相关”(页69),因此此书副标题中所谓的“宗教”实际就是指“佛教”一家。因此,期待此书会论及茶与中国多种宗教关系的读者或许要抱憾而归。篇章结构方面,对陆羽和《茶经》的集中介绍,恐怕不当放在第五章。尽管陆羽确实是唐代人,而相邻的三、四两章都是讨论唐代茶文化问题,但由于全书从开始就以陆羽及其著作为核心展开讨论,甚至第二章的讨论几乎完全建立在陆羽《茶经》的记述上,因此到第五章才集中介绍这位已多次出现的人物,恐怕就有些晚了。或许,将第五章移到前面或作为全书参考附录将更为合适。如果说第五章是可以通过调整阅读次序化解的“人民内部矛盾”,那么第七章可能就是“敌我问题”。一部讨论中国佛教和文化史中茶叶问题的书,突然出现专门一章介绍(不是论述)日本僧人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实在是令人诧异。贝剑铭在书中的解释是,荣西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熟悉中国茶文化,而中国方面同时代的平行资料“几近阙如”(页141),故当以荣西来填补。然而,既然缺少平行资料以为对比,那么如何就能确定《吃茶养生记》的记述与中国南宋时期茶文化之间存在密切对应关系呢?如果不能,这一章的意义又何在呢?对英文读者而言,这一章提供了一个《吃茶养生记》的英译版本,因而多少具有一点价值;但对中国读者而言,这一章则完全沦为鸡肋了。 下面具体谈谈《茶在中国》中存在的一些观点问题。贝剑铭在第一章中一而再地宣称此书是把茶作为“宗教和文化的商品”(页1;commodity)来研究,但书中的茶叶却很少呈现为买卖或交换对象的“商品”。将茶作为商品来进行考察,突出经济行为的辐射影响和联动作用,是全球史视野中茶研究的传统特长,作者是否只是挪用了这样的说法,但并未对其中的各种关键理念深思熟虑呢?第二章是对早期茶史的追溯,但这一章讨论的结果实在令人大跌眼镜。贝剑铭通过并不丰富的考察得出结论,认为“最明智的是把茶视为唐代的发明,承认茶的史前史是一段不可复原的故事”(页40)。但声称唐以前茶史皆为“神话”的观点,看上去更像是溯源研究遇到挫折后的自暴自弃。正如前文所述,第二章的讨论建立在《茶经》对更早有关茶的传说和历史的描述上,贝剑铭认为今人不可能比陆羽了解的更多。然而,陆羽本身是一个“有色眼镜”,他并不是严谨的史学家,对茶史的梳理主要是为证明茶的伟大,是以并不需要在资料方面过分地求真、求全,甚至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会刻意舍去某些不利记述的可能。因此,尽管贝剑铭个人放弃爬梳暧昧不明的早期茶史的努力,但就其给出的较为薄弱的论述而言,尚无法否定勾勒和推进唐前茶史研究的可能和必要。此外,第二章对早期茶史的讨论、尤其是对表示茶的汉字(荼、槚、茗)的分析,与梅维恒(Victor H. Mair)和郝也麟(Erling Hoh)十多年前合著一部茶史著作The True History of Tea (已由高文海译为中文,《茶的真实历史》)存在重叠现象,但不论是在此章还是在参考书目中,贝剑铭都未提及梅维恒的专著,故此引起梅维恒的不满。梅维恒继而以书评的形式,批评《茶在中国》与自己《茶的真历史》存在七个方面、大篇幅的“重叠”,但却对自己这部更早的著作视而不见。对此公案感兴趣者,请自行参考《中国文学研究所学报》2016年第六十三期中梅维恒的评述。 ![]() ![]() 以上对贝剑铭《茶在中国》的基本情况做一介绍,此书并非毫无优点可言,如果将之作为“科普著作”或“学普著作”,则其语言流畅(不论中、英)、内容多样、可读性强,选题本身也可带给我们不少启发,这些都是这部书的优点。但《茶在中国》在作者和读者眼中的定位,首先是一部学术专著,这一点从书后共计六十页的尾注和参考文献中就可发现。既然定位为学术专著,则恐怕只能以对学术著作的要求来审视和评价。作为知名学者的学术论著,这部书并没有如贝剑铭更早的那部著作一样令人充满惊喜,其在材料组织、观点论述以及理论创见方面,均未做出明显的直接贡献,同时还可能导致某些误解产生。除前文指出的种种问题外,贝剑铭此书还可能过分强化佛教与茶被广泛接受之间的因果关系,茶似乎完全成为一种“被建构出的文化饮品”,作为饮品的本身价值遭到漠视。事实上,茶的普遍接受,佛教当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更基础的原因或许首先在于茶“好喝”。 有关这部著作的中文翻译,译文的流畅性有目共睹。准确性方面,笔者虽未逐字对照英文原书,但译者朱慧颖曾长年担任英语教师,又有历史学博士学位,且已翻译出版《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梁其姿著)等几部比较知名的著作,故对其译文的可靠性当拥有较大信心。朱慧颖的翻译偶尔会以“译者注”的形式纠正原著存在的一些明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茶在中国》的严谨性——这一点正是去年11月在武汉华中师大“译者之道”会议上,本人提出的“翻译让学术著作变得更好”的内涵。但朱慧颖的“译者注”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明显错误。书中多次出现Chen Jinhua这个名字,译者采用“音译”,写为“陈锦华”。但此人实际是闻名遐迩、近年在国内住持多个大型项目、惠及一代青年学者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陈金华。这一点“百度”一下就可了解,故不当有此疏漏。贝剑铭原书中常出现“中古”一词,朱慧颖的“译者注”认为是指秦汉至明代(页3),而“中古晚期”则“或指宋至明代”(页17)。通读全书,可以发现贝剑铭所谓的“中古”应该就是目前史学界比较通用的“中古史”概念,即秦汉至五代时期,而宋代开始则被普遍称作“近世”。因此,译者对中古的不当注解反而可能对一些读者产生误导。还有一处错误出在地名问题上。贝剑铭转引《荆州(土)地记》“浮陵茶最好”,朱慧颖脚注称无“浮陵”这一地名,“应为‘涪陵’的俗写字”(页27)。以“浮陵”为“涪陵”,显然纯属臆断。如果这里的涪陵就是指现在盛产榨菜的重庆涪陵,那么专门记载荆州情况的西晋《荆州土地记》,为何会突然话及梁州的风物(尽管二者距离不算太远,但分界还是非常明显的,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册三)?“浮陵”在古籍中确实不算常见,但也绝非毫无踪迹。《越绝书》记载称:“越行伯道,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沂、开阳复之于鲁。”可知浮陵确为楚地地名无疑。《北堂书钞·酒食部三》记载茶是“武陵最好。《土地记》,武陵七县通出好茶,最好”,随后同书又引《荆州土地记》称“浮陵茶最好”。这里的《土地记》应该就是《荆州土地记》,浮陵则很可能就是指武陵。因此,无论如何不可贸然将浮陵指为涪陵的“俗写”。 由于存在以上种种问题,目前不能将《茶在中国:一部宗教与文化史》视作在中国宗教学领域中对茶文化进行探讨的里程碑式著作,而只能将它看作差强人意的阶段性总结。而在这一阶段出现的种种失漏、遇到的重重障碍,恰恰从反面证明此领域中依旧存在一片广阔的天地。而当我们承认并正视眼前这些挫折和困难时,问题(troubles)本身或许便可成为未来工作的风向标,为研究和思考指明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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