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分钟,他重新定义了「中国天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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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12月14日,是余光中先生去世五年的日子,他享年89岁。 有网友说,他终于和母亲在“里头”团聚了。 说起他,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那首《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你可能不知道,这首诗他仅用20分钟就写好了。 因此,很多人赞美他文思泉涌,天赋异禀。 可他却说: 写诗虽然只用了20分钟,但在此之前,他离开祖国已经20年。 这种思乡之情,已经持续20年了。 “每个人的童年未必要像童话,但一定要像童年” 这个标题是余光中对童年的定义和感悟。 而他的童年,在战乱中度过。 9岁时抗日战争爆发,他随家人离开出生地南京,开始了四处逃难的日子。 他们辗转了四川、香港等多地,最后定居在台湾。 其中,让他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四川的日子, 他在那里生活了七年,成长、求学,毫无疑问,四川对他来说就是故乡。 那段时间,他数次感受过敌人近在迟尺的炮弹。 可即便在那种环境下,他仍没放弃读书。 那时候没有电,点蜡烛也是一种奢侈,全部光源就是一盏小小的桐油灯。 他在灯下读书,母亲在灯下纳鞋底。 这样一个场景,他记了几十年,也第一次感受到课本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是什么感觉。 母亲除了陪伴他的童年之外,也是他的启蒙老师。 虽然我们对余光中先生的认识大多是“诗人”; 实际上,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和翻译家。 那句耳熟能详的神仙翻译“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就出自他手。 这源于他深厚的中英文字功底。 而在他的记忆里,一切都是从母亲教自己“ABCD”开始的。 母亲去世后,他为她写下了诗歌《今生今世》。 如今读来,还是让人感动不已: “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 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 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 第一次,我不会记得, 是听你说的。 第二次,你不会晓得, 我说也没用 。 但这两次哭声的中间, 有无穷无尽的笑声。 一遍一遍又一遍, 回荡了整整30年, 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在余光中眼里,母亲永远是他生命里最重要的女性之一。 “全凭这贯穿日月,十八寸长的一线因缘” 另一个最重要的女性,就是他的妻子——范我存。 如果说世间存在神仙爱情,其中一种,一定如同他们二人。 从1956年结婚,到2017年余老去世,他们一直相濡以沫,几乎连架都没吵过。 而二人的情愫,从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 范我存本是余光中的远房表妹。 一次随母亲到表兄家里做客,两人第一次见面。 在16岁的范我存眼里,19岁的余光中看起来是个斯斯文文,穿着有些土气制服的高中生。 由于青涩害羞,两人并未产生过多交集。 分开后的一天,余光中突然给范我存寄去一本样刊,里面登载了一首他翻译的拜伦的诗歌。 由于那时候,他连人家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小名叫咪咪,于是他在封信封写下“范咪咪收”。 幸运的是,这封信寄到了范我存的手里。 收到刊物的她,第一次被表哥的文采所打动,情愫悄悄种下。 有意思的是,“咪咪”这个名字,就这样一直叫下来了。 在他们自家院子的枫树干上,余光中曾亲手刻下“YLM”三个英文字母。 Y代表余,L是爱,M就是咪咪。 两人的第二次见面,已经是在数年后的台北了。 由于他们都曾在四川生活过,共同的思乡之情迅速拉近二人的距离。 他们一起讲四川话; 一起怀念当年的抗战时光; 一起诉说自己对家乡的想念…… 很神奇,他们两个仿佛永远频率一致、爱好一致、想法一致。 年轻的时候,他们喜欢文学、艺术。 余光中翻译《梵高传》的时候,在背面写下给范我存的情书,再寄给她,经由她誊抄后再拿去发表。 浪漫至极。 年纪大了,两人又都喜欢上旅游。 出去游玩的时候,常常是余光中开车,范我存看地图,依旧是合作前进。 作为一个诗人,余光中曾经写过很多情书给妻子,而他自己最满意的是在这首《珍珠项链》: “每一粒,晴天的露珠; 每一粒,阴天的雨珠; 分手的日子,每一粒牵挂在心头的念珠。 串成有始有终的这一条项链,依依地靠在你心口。 全凭这贯穿日月,十八寸长的一线因缘。” 他们二人,为世人可遇而不可求的爱情,谱下浪漫的篇章。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和黄河之间” 著名学者梁实秋曾这样评价余光中: “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身兼学者、作家、诗人、翻译家……多重身份。 余光中对中文有自己的严谨态度。 主持人曹可凡曾分享过一则趣事。 在采访余光中先生后,两人成为了好友。 有一次,他写了一本书,请余先生作序。 没想到,样书寄过去之后,不仅有了序,还伴随着他发现的书中大大小小200多处问题,一同寄了回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放过。 此外,对于“中国人讲中文”,余光中也有自己的执着。 他有四个女儿,用他的话说,自己仿佛住在女子宿舍,身份是舍监。 由于电话装在书房,每天晚上,他都成了女儿们的“专属接线员”。 面对这些年轻人的爱情,他叹气说,自己宁愿他们书信来往,因为这样“不至于把中文荒废。” 同时,他也不希望女儿和外国人恋爱结婚,不想把自家里发展成“联合国”。 与其孙子们叫自己granddaddy,还是祖父或者爷爷听着更顺耳。 因为他自己是学英文专业的,因此非常能理解英文对于中文的冲击。 他曾经说: “现在所谓的全球化,说白了就是美国化。” 因为英文已经变成世界语,我们的中文慢慢才有几千万外国人学,中文要达到流行不是三五年的问题。 此外还有观念的问题。 比如我们讲到菊花,会联想到陶渊明。 这种文化内涵要和语言学起来,都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所以他一直致力于提升社会对中文的关注度,经常到各个大学做文化交流,这也成了他终身的事业。 而对于故乡,他始终抱有最有浓烈的情感。 1992年,64岁的他终于跨过那湾浅浅的海峡,回到家乡游览。 路上,他遇到一群嬉戏的孩子们,问他们叫什么名字。 孩子们天真无邪地回答,听得他喜笑颜开。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对余光中来说,没有比这个场景更贴切的了。 有的人写诗,有的人读诗,他却把生活也过成了诗。 如今,斯人已去。 但他的句子,他的情感,他的愿望,却久久存在,从未散去。 而那些该该团圆的,也注定会团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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