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士族门阀大家，陆机兄弟肩负着光大家业的使命。陆机"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既是南方士族的总代表，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有"太康之英"的美誉。他能与晋朝合作，对江南其他一些门阀大家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他的带动下，南方陆、顾、张、虞等士族大家子弟也纷纷北上，开成了南方士族与西晋集团合作的局面。

当时的情况是北方的士族对南方士族十分蔑视，认为他们是“亡国之余”，南北士族在地位上并不平等，即使陆机贵为南方顶级士族的代表，仍不得不向北人权贵低头。为了获得上升空间，陆机不得不依附权贵，“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又与成都王司马颖交好，担任司马颖的参军。

可是司马颖任用陆机，只是想争取南方士族的支持，为他将来与其他诸王争夺统治权打下基础。所以表面上司马颖的府中集中了南方不少士族精英，但司马颖与他们只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太安二年，司马颖以陆机为都督，率二十万人与长沙王司马乂开战，陆机在鹿苑之战中大败而归。恼羞成怒的司马颖将陆氏兄弟等一大帮南方士人处死。《晋书·陆机传》说：“机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议者以为陆机之冤。”

陆机之死，一方面是当时黑暗的社会和南北士族的矛盾导致的，另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原因。

陆机崇儒奉道，高自标持，吴亡后隐居不仕，退而读书；但是一旦统治者向他伸出橄榄枝，他立刻降节仕晋，随波逐流，他的身上有着人格的双重性。而他的这种人格上的双重性，正是受到了魏晋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影响。

玄学是一种人格本体论，认为人各有器，物各有分，理想的人格是服从世俗，顺应环境。它肯定现有秩序的合理性，认为人应当顺应现实，认为“无为”就是让一个人充分的去发挥他的自由，将才能充分的发挥。所以陆机才会牺牲气节积极入世，去依附权贵。

魏晋士族

这段话的意思是国家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国家，和我关系不大，只要我自己能够成名成功就行了。在他看来，天下也好，百姓也好，只不过是自己依凭的工具。所以他才会在《君子所思行》中写下“天道有迭代，人生无久盈”，王朝的更迭是天道，不关我事；而人生苦短，不抓紧时间建功立业就来不及了。

魏晋时期士族的特点是希望得到物欲的满足，也希望有潇洒的精神享受。所以陆机才会说“取乐今日尽欢情”，才会去追逐名利，实现他“配天光宅”的理想。

因为陆机出身南方世族，在西晋官场经常受到排挤，虽然他满腹才华，但仍得不到重用，因此陆机的心里是非常悲苦的。他在《遂志赋》中写道：“祸无景而易逢，福有时而难学”，所以他的处境很艰难，心情也很苦闷。这些就使得他的诗文有了两种不同的风格。在与权贵们的唱答诗文中，他对权贵们阿谀奉承，大拍马屁，价值并不高；而以抒发自己内心感怀的作品则沉郁苍凉，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魏晋之前的诗，多以言志为主。正如《庄子》所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也就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自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又将诗与感化世人，移风易俗，为儒家正统观念服务相结合，这使得魏晋之前的诗歌受到儒家伦理道德的约束，诗歌只是为统治阶级宣传教化服务的一种工具。

魏晋时期，天下大乱，儒学式微，社会上道家思想流行起来。特别是玄学兴起之后，又将儒道释三家的思想相融合，对文学风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许多读书人冲破了礼教的约束，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更加重视个体情感，形成了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就连身为统治者本身的曹丕也提出“诗赋欲丽”的观点，认为诗赋要华丽精美，追求美学上的享受。

陆机是这一诗歌变革时期的主将。他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指出诗歌要缘于情感，这是诗歌从“言志”到“缘情”的一个重大转变。

在陆机之前的儒家传统诗歌中，虽然不是一点个人感情色彩也没有，但“志”是占主要地位的。诗言志其实就是以诗载道，“情”是属于从属地位的，“发乎情止乎礼”。这种传统正是被陆机为代表的魏晋文人的“诗缘情”所打破。

陆机的诗，是在文学觉醒的背景下产生的，强调抒发个体情感，这个“情”的范围很广，既有男女之情、朋友之情，也有乡土之情、思念之情。

陆机书法

这首诗以描写景物入手，从景物与季节的变迁来表达了他伤春思乡之情，有着强烈的思归感情。正如后人评论的那样：“入洛之后，思归忧切，正其忧之至也”。

与陆机交往密切的江东顾家的顾秘，是几乎与陆机同时入洛阳的南方士族子弟代表。在洛阳期间，两人相互照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顾秘被任命为吴王郎中令，要离开洛阳赴任时，陆机写下了一首送别诗，将朋友间的离别伤感之情和殷殷勉励化做诗句，充满了朋友间的勉励与关爱，读来令人动容：

魏晋的官员们

陆机的诗，还有一类是记录自己仕途沉浮，功业不成的伤叹之情的。他虽然才华过人，但总因为出身南方，而始终得不到西晋朝廷的重用，又常遭北方士族集团的排挤与打压，心中充满的愤慨和不平。同时又担心韶华易逝，人生无多，自己何时才能建功立业？这些复杂的感情交织在一起，让陆机将自己的悲愤和郁闷之情融于诗中，创作了许多饱含深情的诗句。

在《陇西行》中，陆机写道“我静而镜，民动如烟。事以形兆，应以象悬。岂曰无才，世鲜兴贤”，这短短十几个字，将自己有才不被用的郁闷和对功业的期待写得跃然纸上，充满了怀才渴用之情。

陆机是最早将萧瑟的景物用来衬托悲凉心情的诗人之一。他善于用风雪、苍猿、枯木、飞鸟等景物抒发内心，或表达分别的酸楚，或表达思归的徘徊。他最喜用《挽歌诗》，借死者之口，用凄凉的语调和幽怨的文风，抒发自己的心境。

总体来说，陆机的诗歌感情丰富，既有思乡之情，又有朋友之情；既有政治上的哀叹，又有功业难成的惆怅。他的诗或因情感物，或借物生情，是“诗缘情而绮靡”的代表，也是改变诗歌内涵的先驱之一。

陆机的才华也得到了当时许多文人的承认和推崇。虽然陆机仕途不顺，但在文坛的地位还是得到了普遍认同。

贾谧是当时颇有名望的重臣，他十分欣赏陆机的文才，曾委托另一位大才子潘安做过一首诗送给陆机。

张华

张华是西晋的另一位大佬名臣，他对陆机则更为赏识。他认为陆机的诗“天才绮练，当时独绝”，就是蔡邕复生，也不过如此。所以张华待陆机以宾礼，与以朋友相称。要知道张华当时是西晋元老，担任司空要职，也是文坛的大佬，这份肯定代表的是当时西晋整个文坛对陆机的认可。

西晋文坛的另外一些杰出人物如夏靖、潘尼都对陆机的文才十分欣赏和钦佩。夏靖认为陆机的才华是他“经纬三坟，错综众书”不断努力的结果，潘尼则将陆机比喻成幽兰蕙草，说“彼美陆生，可与吾言”，自己与陆机相比，竟写不出一首水平相当的诗来回赠陆机，只能用口头表扬来表示自己对这个年青人的认可。这固然是潘尼的自谦之言，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陆机对西晋初年的诗坛的影响力有多大。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评价陆机的诗“高词迥映，如朗月之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秀”，他是西晋初年文坛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大诗人。

陆机之前，诗坛以乐府诗为主，基本都是四言诗。四言诗源于民间传唱，主要依靠分章复句的回旋反复造成一咏三叹的韵味，儒家的《诗》三百就是四言诗的代表作。儒家重视诗的教化意义，援引赋比兴之于兴观群怨的德化宗旨，在四言诗身上赋予了“匡谏之义”，使得四言诗整齐一律，雄浑大气，能发挥强烈的社会作用。

陆机虽然也有不少四言诗，但他的成就最主要还是在五言诗上。四言诗与五言诗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陆机使诗歌在声韵上发生了由整齐雄厚向多情绮靡的转变。

四言诗朗读的时候，是两字一顿，节奏鲜明，但是变化少；而五言诗加入了一个音节，形成了两个双音与一个单音的交替，有着清浊相间、抑扬互变的特点，更加富有变化。陆机甚至进行了六言诗和七言诗的尝试，他的六言诗如《从军行》、《董洮行》相比四言诗，声韵上更加丰富华丽，朗朗上口。

魏晋士族

“诗言志”到“诗缘情”的变化，其实就是由典重到绮靡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诗歌来说是整体性的，也是颠覆性的革命。无论是体裁、声律，还是修辞手法，陆机的诗都起到了引领作用。，有着“天才绮练，当时独绝”的美誉，后来东晋和南北朝时流行的以华丽为冠冕的诗歌和缘情绮靡的文坛特征，都与陆机有着解不开的关系。

在魏晋四百年的文学进程中，陆机是改变魏晋诗风的大诗人。秦汉诗多言志多教化，建安诗多慷慨悲凉，而陆机引领的“太康文学”则形成了轻绮靡丽之风。这股风气越演越烈，到了南朝时达到了极致。因此在文学史上，陆机的诗“导齐梁之先路，绾两晋之枢机”，虽然陆机的绮靡之诗风在隋唐之际得到了扭转，但他的“诗缘情”从此成为后来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

参考资料：刘勰：《文心雕龙》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肖涤非《汉魏六朝文学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