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在唐朝的粟特人眼中，西域地区的于阗人和粟特人都是“胡人”。20世纪初叶以来，敦煌及中亚一些地区出土的于阗语和粟特语文献表明，二者都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分支，于阗人和粟特人也即伊朗种的胡人。在安禄山的概念里，突厥不是“胡”，粟特人、于阗人才是真正的胡人。

应当也是粟特人的天宝时期的名僧不空，其所翻译的《宿曜经》中，有七曜日的三种名称，即“胡名”、“波斯名”、“天竺名”，其中的“胡名”据粟特语言学家的考证，实际就是粟特文的音译名。由此或许可以说，在粟特出身的不空的眼里，胡即粟特。

2、西域龟兹人的看法

天宝十三载（754）再度来到中原的龟兹僧人利言，中唐时在长安光宅寺住，以翻经大德、翰林待诏的身份，编写了《梵语杂名》。在《梵语杂名》中，“胡”字对应的汉字音译作“苏哩”，而“苏哩”应当就是梵文sulī的音译，即玄奘《大唐西域记》的“窣利”。玄奘把从羯霜那延伸到碎叶城（Sūyāb），包括乌浒水和药杀水之间的昭武九姓诸国地区总称之为窣利（即粟特）。同一梵文词，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作“速利”，义净《梵语千字文》作“孙邻”，《大智度论》卷二五作“修利”。Sulī来自粟特语的suγδik，意为“粟特地区的人”或“说粟特语者”，是地名suγδa的形容词形式。Suγδa在《后汉书·西域传》、《晋书·西戎传》作“粟弋”，《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作“粟特”。

利言和玄奘一样，采用梵文化的名称来指称粟特，其实“苏哩”就是“粟特”，那么他眼里的“胡”也就是粟特了。利言虽然是龟兹人，但他的说法应当代表了西域佛教化国家的普遍看法，也可能代表了印度人的看法，尽管目前我们找不到印度人或其他西域佛教徒谈到汉文“胡”与粟特对应的材料。

3、西域于阗人的看法

我们有幸在和田地区古代遗址发现的文书中，见到唐代文献中的“胡”字。

英国图书馆藏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汉文文书D．V，6（S.5864）《唐大历十六年（781）二月六城杰谢百姓思略牒》云“阿磨支师子下胡书典阿施捺”；又英藏霍恩雷收集品M1号文书《唐大历三年（768）毗沙都督府六城质逻典成铣牒》称：“*（外□内右）被镇守军牒称：得杰谢百姓胡书，翻称”云云；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Dx.18921《唐于阗杰谢镇牒为杰谢百姓摊征事》有“牒得胡书状称”；吐鲁番地区博物馆藏征集文书2006TZJI：036a《唐于阗某镇案卷为家畜事》有“被问见在百姓，今得破沙苏越门胡书状称”。第一件文书的作者思略，又写作“斯略”，于阗文作Si□aka，是杰谢当地于阗人的首领；后三件文书应当是杰谢镇的文书，作者有的是唐朝镇守当地的汉军官吏，有的因为残缺而不明作者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当地的于阗人还是汉人，都用“胡书”这个词来指当地通行的于阗语文书，这不仅仅可以从这些汉文文书的上下文中明显地读出来，而且与这些汉文文书同出的大量于阗语文书也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在于阗当地，“胡”指于阗，胡书指于阗语文书，胡人应当就是于阗人，这是和《安禄山事迹》相同的。推而广之，如果有当地的粟特人的话，恐怕也会被称作胡人。

顺便提一下，于阗人大概也是受梵文的影响，把“粟特”译作sulī，复数为Sūlya，按照利言的说法，就是“胡”。sulī这个词的词义后来演变为“商人”，因为在于阗，粟特人最初就是以商人形象出现的。

4、印度人的看法

《宋高僧传》卷一《金刚智传》记载：

（金刚智）开元已未岁，达于广府，敕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拏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大智、大慧二禅师、不空三藏皆行弟子之礼焉。后随驾洛阳，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岳渎灵祠，祷之无应。乃诏智结坛祈请。于是用不空钩、依菩萨法，在所住处起坛，深四肘，躬绘七俱胝菩萨像，立期以开光，明日定随雨焉。帝使一行禅师谨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气爞爞，天无浮翳。午后，方开眉眼，实时西北风生，飞瓦拔树，崩云泄雨，远近惊骇。而结坛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场。质明，京城士庶皆云：“智获一龙，穿屋飞去。”求观其处，日千万人，斯乃坛法之神验也。于时，帝留心玄牝，未重空门，所司希旨，奏外国蕃僧遣令归国，行有日矣。侍者闻智，智曰：“吾是梵僧，且非蕃、胡，不干明敕，吾终不去。”数日，忽乘传将之雁门，奉辞，帝大惊，下手诏留住。

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唐朝下令驱逐所有外国蕃僧返回故国。当时在洛阳传法的印度密教大师金刚智拒绝领命，他说：我是印度沙门，不是蕃，也不是胡，所以我不必离去。在印度僧人金刚智的眼里，梵和蕃、胡有别，“胡”包括在印度之外的外国蕃僧中。

5、突厥人的看法

对于汉文史料中的“胡”，突厥文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突厥文《毗伽可汗碑》记载：“我在十八岁时率军攻alt〖i〗 〖c〗ub soγdaq，在那里打败了他们。唐王都督(Ong tutuq)的五万军队到来，我和它厮杀于〖i〗duq－bashe，在那里消灭了这支军队……”《阙特勤碑》大铭文也说：“……生年十六岁，他建立了如下功勋以壮大我叔父可汗(默啜)的国家和权势：我们率军攻alti cub soγdaq，战而胜之。唐王都督的五万军队到来，我们迎击。阙特勤徒步而战，以执武器之手抓获王都督的joric，连同其武器献于可汗。我们在那里消灭了这支军队。”据苏联的突厥学家克里雅施托尔内（S，G.Kljastornyj）的考证，alti cub soγdaq指“六胡州”，alti突厥语意为“六”，Soγdaq(粟特)对应于“胡”，cub即“州”的对音。我们从唐朝史籍知道，“调露元年（679）于灵州南界置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以处突厥降户，时人谓之‘六胡州’”。实际上，这些突厥降户是指随突厥降唐的粟特胡人，这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敦煌出土《唐景云二年（711）张君义勋告》，记录了与张君义同在景云二年受勋的二百余人，其中有含州安神庆、依州曹饭陀、鲁州康口、契州康丑胡；史籍记载开元九年（721）四月至八月反叛唐朝的六胡州首领康待宾、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铁头、康愿子等人，均为昭武九姓粟特人；考古发现的墓志，即洛阳出土《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菩）墓志》和宁夏盐池县西北约48公里处六胡州故地所出土《鲁州如鲁县人何府君墓志》，都证明从首领到一般民众，六胡州都是粟特人；还可以参考8世纪中叶至9世纪初诗人李益的诗篇《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突厥文碑铭用Soγdaq(粟特)来对应“胡”，可见在突厥人眼里，胡就是粟特。

6、唐前期汉人的看法

史籍中的相关材料前人都有举证，这里举敦煌写本中唐人的用法。S.367《沙州伊州地志》云：

石城镇，本汉楼兰国。隋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627—649)，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上元二年(675)改为石城镇，隶沙州。

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

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卅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弩之城。

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于此城中，因号蒲桃城。

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

《沙州伊州地志》虽然是晚唐光启元年(885)的抄本，但所据原本应是唐高宗时成书，武后、开元时略有增补的官修《沙州图经》。这里随康艳典而来，应当就是粟特康国的胡人，所以这里明显的用“胡人”来指粟特人。而“新城”又作“弩之城”，实际上，“弩之”就是粟特文nwc（意为“新”）的音译。

7、唐后期汉人的看法

敦煌出土的一件藏文—汉文对照书写的词汇表（P.2762=P.t.1263），因为背面是《张淮深碑》的抄本，结合词汇表的内容，可以推断应当是吐蕃统治以后(848年以后)归义军时期的写本，藏文在前、后附汉文对应词，表明应当是汉人所用的文本。其中记有：

Bod特蕃

Sog—po胡

’A—zha退浑

Dru—gu回鹘

Lung rje龙王

这里的Sog—po就是古藏文的“粟特”一词，可见晚唐敦煌人把粟特作为“胡”看待，而其他回鹘、退浑、吐蕃，甚至西域焉耆出身的龙家，都不被看作是胡。

通过上述观察，可以认同前人对于唐代胡人的下述定义，即广义的胡人是指西北地区的所有外蕃人，而狭义的胡人主要是指伊朗系统的胡人，具体来说，狭义的胡人主要指的是操伊朗语的波斯胡、粟特胡、西域胡（塔里木盆地绿洲王国之人）。现在，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认为，胡人更狭窄的意思才是指粟特人，这或许不是一个原本就有的定义，而是因为粟特人在西域、中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当中存在的人数最多的缘故，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因为这些地区的人们看到的胡人主要是粟特人，所以慢慢就把“胡人”越来越多地放在粟特人身上，甚至一些文献就把“胡”和“栗特”划等号了。

在唐朝文献中出现的带有“胡”字的下述名词，如胡部、胡户、胡人、杂胡、杂种胡、羯胡，兴胡、兴生胡、商胡、贾胡，胡王、胡将军、胡酋、胡客，胡骑、胡马、胡马客，胡妇、胡儿、胡姬、细胡，胡店、胡食，胡妆、胡服、胡帽、胡锦，胡语、胡音、胡乐、胡曲、胡部新声，胡旋、胡旋女、胡旋舞、胡腾、胡腾儿、胡腾舞，胡天、胡神、胡祅、胡祝、胡律……等等，绝大多数，应当是指粟特胡人。

作者：荣新江，1960年生于天津，著名考古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

▲山西太原虞弘墓汉白石雕上的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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