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大城市土地如此紧张，为什么还要发展农业？经济增长中究竟哪个产业才是最强驱动引擎？这类问题的核心都在于城市的第一二三次产业如何配比才是最优的。本期解释城市将从国家到城市，探讨一个区域什么样的三次产业配比才是最合理和最优情形。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核算后中国2023年GDP相关数据显示，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同比上涨4.1%、4.7%、5.8%。要知道，2023年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速是5.2%，那就是说，只有第三产业起到了拉动效应，第一、二产业实际上低于平均增速的。在这样的增长下，2022年中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约为52.8%，到2023年上涨到54.2%。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这一比重还可能继续上升。那么，一个区域，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座城市，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是多少才是合理的？又是多少时才是最优的？

一、三次产业比重与社会整体进步

关于产业配比问题的讨论，可以追溯到三次产业划分之后。1948年，法国经济学家让·福拉斯蒂（Jean Fourastié）在《二十世纪的伟大希望》中，提出了三部门模型（three-sector model）中的三阶段论。他发现，随着三次产业比重的不断调整，生活质量、社会安全、文化教育等情况都会随之改变。

他根据三次产业的比重把社会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文明阶段，比如一、二、三产的劳动力比重分别为64.5%，20%和15.5%，这一阶段还没有出现科学，以人力劳动为主；第二阶段是过渡阶段，比如一、二、三产的劳动力比重分别为40%，40%和20%，这一阶段可能起始于农业机械的使用，终于服务业的发展，属于从传统文明向更高文明过渡阶段。第三阶段称为第三文明阶段，第一二三次产业呈现10%，20%和70%的比重关系。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日益被自动化所主导，这些部门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第三产业不断增长的需求，而第三产业的生产率增长较慢。

虽然很多经济体的成长过程证实了这三阶段的说法，但对于他的批判也很多。比如，他认为高度发达的第三文明，某些国家就不再拥有第二产业了。他也没有对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巨大效应差异加以考虑。尽管如此，他仍然提供了一个整体的产业配比的框架供我们讨论。

基于他的理论体系，实证经济学派则提供了更多务实性的结果。目前看来，各国的普遍差异性让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何时合理，何时最优，变成了一个多解命题。比如新加坡和卢森堡，两个既是城又是国的区域，一个第二产业占比近24%，一个只有10%。人口和饮食的巨大差异让中美两个大国想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第一产业所需占比也必然不同。因此，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配比才是最合适的比重。

二、城市中，三次产业之间有最优配比吗？

如果说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有他的独立性，那么对于城市来说，三次产业有最优的比例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笔者整理了国内295座城市的三次产业占比最高和最低的5座城市（表1）。

有一些规律显而易见。比如，第一产业比重较高都是东北土壤条件最适合农业耕种的城市，第一产业比重较低都是国内的头部城市，这些城市发展过程中率先由于土地集约利用，降低了农业占比。

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的都是资源型城市，乌海的煤、克拉玛依的油、金昌的镍，这些城市都是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发展工业，尤其是化工等重工业。第二产业比重较低的城市分为两类，一类是前面的第一产业占比高的城市，由于第一产业占比高，挤压了第二产业占比，因此第二产业占比偏低；一类是旅游型城市，由于第三产业占比高，挤压了第二产业占比，因此第二产业占比偏低。

第三产业比重较高的城市也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型城市，如北京和上海以及广州（第6位，未列入表中），一类是旅游型城市，如三亚、张家界。当然，第三产业比重低的城市基本都是第二产业比重高的城市。

综上，一个显著的规律就是，如果要考虑三次产业占比，城市基本上划分为两类，自然禀赋性城市（黑土地、煤炭、自然风光都是城市的自然禀赋）和综合型城市（如北上广深一类城市）。对于前一类城市，依托优势资源发展相应的产业自然就是最优的产业配比，没有太多的想象空间，无非就是如何将原来的产业进行升级和融合，对整体产业配比的影响短时间内仍然相对有限。值得讨论的是第二类城市，即综合型大城市，他们的最优比重应该如何？

表1 2021年中国295座地级市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最高和最低的五座城市

三、国际大都市的经验有一定的误导性

综合型的大都市产业最佳比重问题，最直接的版本就是这些大城市是否要持续推进“退二进三”，直至全面服务业化？回答该问题之前，笔者首先整理了代表综合型大都市发展高阶形态的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的产业数据，这些城市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发展，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结果显示，这些城市的服务业比重都在90%上下，比如伦敦甚至已经接近完全消灭第二产业了，相比较而言，我们的上海和北京，尽管在国内算服务业比重较高城市，但跟国际上的大都市相对比却偏低。这样看来，我们的大城市似乎还要继续“退二进三”。

事实果真如此吗？有两点不可忽略。一是统计制度的差异。我们统计一家企业属于第几产业时，往往企业注册的主营业务就直接决定了他属于第几产业，已经预设好了，到时候归口统计即可。而国外统计某一家企业属于第几产业时，往往是根据其从业人数来确定的。举个例子，在中国一家制造型企业（属于第二产业）可能由于销售、会计、研发这些人员总数超过生产线上的工人总数，在国外的统计中被纳入第三产业中，这就造成了国外第三产业比重“虚高”的现象。所以纽约、伦敦这些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如果按照我们的口径，其实没有这么高。

另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这些大都市不发展第二产业了，但是却对关键领域的第二产业拥有一般城市难以企及的控制力，比如，通过总部经济实现“以三控二”。最典型的就是东京，虽然第二产业比重看起来已经不如中国的一些城市，但是却是本田、三菱、丰田、三井等头部制造型企业总部。通过总部控制力，在东京之外（甚至日本之外）发展第二产业，实现离岸的关键产业控制力。

因此，“退二进三”绝非没有限制，大都市应综合考虑城市的竞争力以及核心功能的基础上选择一个适合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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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城市”专栏由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戴跃华博士主持，关注城市科学发展的前沿趋势，解释城市科学以及城市中人类行为动力学的一般特征和规律，探究利用前沿城市科学理论优化城市治理的路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