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莫斯科（1926年―1927年）：一个革命者和未来改革者思想的形成

〔俄〕潘佐夫、斯皮恰克 著陈鹤 译

[摘要]1926―1927年，邓小平就读于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在此期间，邓小平抱着极大的兴趣刻苦学习，并克服语言困难，努力研读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经典著作。学习期间，他被选入学校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局，参与处理党组织的党务工作。尽管在组织上存在派系斗争，但这一切并没有扰乱邓小平的思想，他善于接受大多数人的观点，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这一年的思想认识所得，对其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邓小平；莫斯科；共产国际；莫斯科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 A76 [文献标识码] A

1926年初，未来的中国改革家邓小平第一次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他按照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决定从法国来到莫斯科，迫切地前来研究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在苏联他停留了一年时间。邓小平在发生十月革命的国度收获了哪些知识？他读到、看到了什么？这里的经历对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包括邓小平及其同学们的个人档案和他们就读大学的相关馆藏资料，可以解答上面的疑问。档案资料明确显示，邓小平和中共欧洲局党员、中国共青团团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17位同志，途经德国、波兰，最终于1926年1月17日星期日到达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的代表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火车站（原名亚历山大火车站，1922年8月改名为白俄罗斯―波罗的海火车站，1936年5月改为现名白俄罗斯火车站――译者注）迎接他们，并把他们带到苦行广场（1937年改名为普希金广场――译者注）。这里原是一座女子修道院，后成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东方大学”）。虽然是休息日，但学校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学生证。当然，出于保密考虑，大学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头一件事就是给学生起个化名，起化名时比较随意，一般不会考虑太久。当时，邓小平得到了多佐罗夫这个俄文姓氏。邓小平的朋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欧洲支部负责人傅钟的化名是阿列克谢・戈奥尔吉耶维奇・基万科夫（参见基万科夫（傅钟）个人档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251；达尼利内姆（邓绍圣）个人档案，卷宗1637。），而邓小平的叔父、同样来此学习的中共党员邓绍圣的化名是弗拉基米尔・尤利耶维奇・达尼利内姆。随后学校给学员分配了宿舍。宿舍是1919年3月30日被布尔什维克关闭的修道小室。

当时，修道院被移交给军事和海军事务人民委员会改作兵营，两年后东方大学的学生就替代了托洛茨基的士兵，而这座建筑则划归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那时大学也隶属于委员会，由它管理。1923年，由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被裁撤，大学的管理权转至共产国际东方部。大学则被冠以斯大林的名字，因为斯大林曾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委员（此时斯大林已是布尔什维克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党中央总书记）。（参见Д.А.斯皮恰克：《共产国际莫斯科教学中心中国学生培养史：目的、方式、结果（1921―1939年）》，副博士论文，莫斯科，2010年，第44―47页。）

邓小平求学之时，斯大林共产主义大学被认为是苏联最大的大学之一，在读学生1664人，学生的国籍几乎包括了东方所有民族。其中中国学生100余人，且多数从欧洲来。（参见Д.А.斯皮恰克：《共产国际莫斯科教学中心中国学生培养史：目的、方式、结果（1921―1939年）》，副博士学位论文，第46、48页。）

在莫斯科，邓小平遇到了许多法国时的熟人（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国共青团欧洲支部的300多人中有200多人在莫斯科学习（参见《邓小平自述》，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欧洲支部的领导人任卓宣（俄文名：拉斐尔，即叶青――译者注）。在巴黎和里昂时，邓小平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几个月。任卓宣来莫斯科已有两个月，但他用于学习的时间却没有用于社会活动的时间多。就在邓小平来的前几天，任卓宣被选为中共莫斯科支部书记。按照军事纪律，1月19日任卓宣给所有人办理了重新加入这一组织的手续。（参见邓希贤个人档案（多佐罗夫），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629，第1―4页。）

原来，当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处于军事化管理状态。从1921年12月组织建立起，支部的领导就确立了这种秩序，他们认为有义务以铁的纪律驱除从落后、陈旧的父权社会继承下来的思想和观念。据比邓小平早来莫斯科三年、即1923年春来莫斯科的郑超麟回忆：“那里面分出了领袖和群众，领袖出令，群众受命，领袖不像是群众的同学，倒像是群众的师长……我们在法国时候也有领袖，但他们的领袖地位是在群众工作中自然表现，自然建立的，我们诚心承认他们是我们的领袖，但也认为他们是我们当中的人，比我们有能力，但同我们一样的人。而莫斯科的大学生对领导的概念却完全不同……他们不仅在领导面前卑躬屈膝，就连在私下里也不敢有不满的言语。我们被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四五个人。支部每周开一次到两次会。此外，还有其它不计其数的大会和小会。每次会短则两三个小时，长则四个小时。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兴奋、热烈。可我们都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做。有什么理论研究？什么也没有。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个人批评’上。被批评者随后再去批评批评者。最终结果是大家都面红耳赤，心中种下憎恨的种子。”（《郑超麟回忆录》，香港，第58―60、66―67页。）

虽然任卓宣也来自法国，但他很快就接受了“莫斯科式”的风格，当了书记，并继续得到栽培。他笃信自己的政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我们的方式是符合列宁关于党的自我批评原则的……所有大学生都是来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必须强迫其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情调。”（任卓宣：《留学归国后的回忆》，《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台北，1988年，第74页。）

虽与邓小平相识，任卓宣还是马上对他进行了“改造”。到莫斯科一周后，邓小平要做自我批评。作为一名纪律性强的党员，邓小平还递交了书面声明：“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错误中去改我的错误的决心，使自己得到进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8页。）

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总部不在东方大学，而是在另一所大学，即邓小平到达莫斯科两个月前开办的，坐落于沃尔洪卡16号的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以下简称“中山大学”）。以前这里是首都最古老的中学之一――莫斯科省立第一中学。与东方大学不同的是，中山大学主要是为中国人开办的，不仅招收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招收中国国民党党员。1924年1月，在保持政治和组织独立的前提下，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而建立了反抗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山大学正是这个统一战线的教学中心。

邓小平、邓绍圣和傅钟在东方大学只停留了很短时间，也就是在他们到达莫斯科12天后即转到了中山大学。因为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认为，把那些被寄予厚望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派到这所苏联主要的“中国”大学更为适合。在东方大学的年轻人甚至还没来得及适应，该校校长格利高力・伊萨克维奇・布莱托已经把他们的档案交给了他的同事，中山大学校长卡尔・别加尔多维奇・拉狄克。

1926年1月29日，邓小平拿到了中山大学的学生证，学号233，俄文名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学校又给每位新来的同学发放了全套的生活用品：衣服、大衣、肥皂、牙膏和牙刷（参见А.В.潘佐夫：《苏中关系秘史・布尔什维克与中国革命（1919―1927）》，莫斯科，2011年第237页。），分配了宿舍。第二天，也就是1月30日星期六，邓小平终于坐到了课桌前。中山大学的教学计划安排得非常丰富。

邓小平开始学习俄语、社会形态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东西方革命运动史、联共（布）历史、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德国社会主义者卡尔・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党的建设、军事事务以及新闻学（课程设置的最后一个科目标注的是“报刊”）（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第530宗，第1卷，第16号；C.А.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莫斯科，1975年，第176页。）。学期设置为2年，学生每周上6天课，每天8个小时（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目录1，卷宗17，第53页。）（从1926年下半年开始――周一至周三每天8小时、周四至周六每天6小时（参见《在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真理报》1926年3月11日。））。

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一切，对于邓小平来讲都是全新的，他吮吸着知识的营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他在填写中山大学入学履历时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也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利益而争斗”（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目录2，卷宗5，第175页。）。

邓小平被分在第七学习小组（当时中山大学共有30个这样的小组，每组25―40人），分到第七小组的学生被认为是将来无论在共产党还是在国民党都会更有政治前途的学生。和邓小平同在一组学习的有他的朋友傅钟、叔父邓绍圣，还有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俄文名：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汪精卫的外侄陈春圃（指陈璧君的远房侄子――译者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的女婿屈武，未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部长谷正鼎（俄文名：卢森堡）、未来的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邓文仪、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肖赞育（俄文名：皮萨列夫）。这一组私下里被称作“理论家小组”。

学习小组用俄语授课，这当然影响了教学质量。上课时一半时间用于口译，且口译不能总是完全符合原意。但学校不能给邓小平提供其他选择，没有中文授课的小组，邓小平也不能去法文小组，因为他虽在法国生活5年却没有学会这个国家的语言。

邓小平并没有气馁，按照他女儿的话说，他所有时间都“很高兴”，因为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莫斯科，1995年，第127页。）他抱着极大的兴趣刻苦学习，在图书馆一坐就是很长时间。虽然他的俄语还是像法语一样学不会，但社会学科，包括联共（布）历史、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得了优秀。学校有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著作的中文译本，也就是在那时，邓小平开始关注这些理论书籍。

周围的环境有助于邓小平保持一份愉悦的心情。1926年的莫斯科以至整个苏联都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旨在布尔什维克的监督下发展市场经济。新经济政策的成果随处可见，包括大学里。国家经济蒸蒸日上，国家和个体生产使市场更加繁荣。新的商场、饭店、咖啡馆纷纷开张。据邓小平的一位同学回忆，“我们这从没缺过鸡鸭鱼肉。……我们一日三餐营养丰富……比如早餐，会给我们鸡蛋、夹着奶油的面包、牛奶、肠、茶，有时甚至还有鱼子酱。此外，学校的服务人员为给学生们留下美好印象，在我们吃厌了俄餐时，他们赶快给我们请来中国厨师。从此我们有了吃俄餐或是中餐的选择”（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劳伦斯出版社1971年版，第102、103页。）。学生的休息时间组织得也很好：参观博物馆、各种展览，去剧院。1926年夏天甚至去了列宁格勒游览。（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莫斯科，1995年，第128页。）

在莫斯科的生活，根本不同于邓小平在法国的五年。那时他或是为赚一点点钱而工作，或是靠失业救济勉强度日。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实行新经济政策下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却显而易见。马列著作和文章、斯大林和布哈林当时的讲话成为学生们的必读学说。“权力永远也不会高于经济建设和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发展”（《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版，莫斯科，1961年，第19卷，第19页。），邓小平记住了马克思的话。“试图完全禁止、封锁一切依赖几百万小生产者实现的私人的、非国家的交换，即贸易，即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政策是愚蠢的，因为这种政策对于尝试它的政党来说等于自杀。其愚蠢，在于这种政策从经济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说其等于自杀，因为尝试类似政策的政党会慢慢崩溃”（《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43卷，莫斯科，1963年，第222页。），这是他在列宁著作中读到的。“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在最高指挥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前提下允许资本主义进入的一种特殊政策……要削弱资本主义要素培育社会主义要素、要使社会主义要素战胜资本主义要素、要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结语》，《斯大林文集》，莫斯科，1952年，第7卷，第364页。），邓小平思考着斯大林的论断。“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包含我们利用农民、小生产者甚至是资产阶级对国民经济的首创精神，允许私人积累，最为重要的意义是使其客观上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总之，要对所有农民和他的所有阶层说：要丰富、积累、发展自己的经济。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应该一直贫穷。现在我们应该实行的是使我们的贫穷消失的政策。”（《布哈林Н.И.选集》，莫斯科，1988年，第137页。）他分析着布哈林的讲话。

在中山大学就读期间，党务工作占用了邓小平大量时间。开学后不久，邓小平就在中山大学全体团员会议上被选入学校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局，而第7小组的党员同学推选他为本小组的党小组组长（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629。），于是他并不情愿地被拉入学校展开的尖锐的派系斗争中。事情发生在1926年初，任卓宣提出“会议第一，学习第二；实践第一，理论第二”的口号，（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博士学位论文，纽约，1995年，第179页。）较之更关注党务会议的学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学习上的学生被公开抨击为“学院派”和“个人主义”，而那些在开许多个小时的长会时没有坚持到最后就去吃午饭的学生则被批判成“小资产阶级”和“利己主义者”。许多老师对此不满（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博士学位论文，第179页。），校长拉狄克本人表示出更加强烈的愤怒。他虽曾是列宁近卫队成员，但他也是这世界上最珍视个人自由的人。1926年2月18日，在中山大学全体党员会议上他和中共莫斯科支部的领导者进行了讨论。此后，他亲笔草拟了支部的工作计划，包括号召中共学生党员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孙中山思想，要求任卓宣不要干扰学生自由思考和讨论与中国革命相关的任何问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目录2，卷宗33，第28―30页。）。

拉狄克的号召找到了富饶的土壤。许多在莫斯科怀有政治抱负、富有激情的中国青年公开反对莫斯科支部。时年22岁，来自安徽农家的团员陈绍禹（即王明――译者注）成了他们的领袖，他借用任卓宣的俄文化名词根来批判其理论和实践方针。结果，到了1926年春，教学几乎陷入瘫痪。幸好6月暑假开始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学生们去了莫斯科近郊雅罗斯拉夫铁路沿线的塔拉索夫卡疗养院。这里也充满了自由的空气。陈绍禹和他的同学并不想结束辩论。他们召开激烈的全体会议反对任卓宣和其他莫斯科支部的“老板”，会议持续4天，直到校长拉狄克来到塔拉索夫卡以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学校校长的名义宣布取消莫斯科支部，并研究于近期将中国学生党员转入布尔什维克党。1926年夏，任卓宣回国（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第1卷，第42号。）。

从此以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中共党员，都按照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组织局的决定成为由校党委领导的完全从属于领导学校党委的俄罗斯共产党员的联共（布）候补党员。候补党员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他们不能和学校党委的正式党员领导竞争。而校党委的领导也和拉狄克校长不同，他们严格遵守和中共莫斯科支部领导一样的党建观点，不允许有任何的独立性。中山大学党务工作方法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所有党、团成员还像以前一样要参加冗长的党的会议，还有其他形式，如分组讨论、“现行政策小组”会，会上要求他们公开表明对党的领导的忠诚。（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第172―173页。）中山大学党委书记谢德尼科夫不厌其烦地向学生们灌输：党内不能有任何民主，只有在党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时才能谈党内民主（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第175页。）。

这一切并没有扰乱邓小平。他虽是个急性子，却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接受大多数人的观点，尽量不表明自己的倾向。

1926年8月12日，思想不断发展的谢德尼科夫在自己的一篇经典作文中写道：“中央的权力是自上而下的，必须完全服从首长的指令……民主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概念。扩大或是缩小民主取决于周围环境的变化。例如，在革命前的俄国不可能扩大民主。在现今的中国也同样是不可能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目录2，卷宗15，第42页。）

中山大学党支部定期给邓小平做出积极的评价。1926年6月16日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守纪律”、“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发同志讨论各种问题”；“党的大会和组会从无缺席”；“党指定的工作能切实执行”；“与同志们关系密切”；对功课“很有兴趣”，“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能在团员中树植党的影响”；“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第29―30页。）在另一份中山大学党支部1926年11月5日的鉴定中强调：“多佐罗夫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候补党员）。是校团委的优秀组织工作者。遵守纪律，自制力强，善于学习，多佐罗夫同志在校团委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由于邓小平良好、自觉而积极的工作表现”，（参见邓希贤（多佐罗夫）个人档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629，第1―4页。）1926年10月9日，在邓小平担任党小组组长的第7学习小组全体会上邓小平由联共（布）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

在自己的品德计划案中邓小平也像对党组织那样很好地介绍了自己。学校每几百名男生才有二三十名女生，邓小平不像大多数男同学那样对女生纠缠，而是表现得非常保守。他真心爱上了一位俄文名叫多加多娃的姑娘。她苗条、可爱，短头发，细而黑的双眉，微微丰润的嘴唇。邓并未做出任何举动，而是把全部时间用来学习和做党的工作。他只知道这个姑娘的真名叫张锡瑗，1907年10月28日出生在直隶省房山县良乡火车站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比邓小三岁，在邓小平到莫斯科前两个月和陈绍禹一路从中国来到莫斯科，几个月后，也就是1925年12月在莫斯科加入共产党。张锡瑗在另一个小组学习，也同邓小平一样进入校团委组织局。说实话，她学习并不是很主动，常得3分。党务工作做得也不是都很顺利，有一次她甚至得到“没完成党交办的任务”的评价。（参见多加多娃个人档案，俄罗斯国家政治社会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669。）她也没发生什么浪漫的事：应该做的是争取组织的信任。（直到1928年邓小平和张锡瑗才恋爱结婚。也就是在邓小平回国一年，张锡瑗回国半年以后。他们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之后他们同在设于上海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参见《郑超麟回忆录》，第203页。））

中国形势在急剧发展。1926年春，蒋介石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6年7月开始了最早由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设想的意在结束当时中国各省军阀割据的北伐。在中国西北的蒋介石的联盟军被称为国民军，其总司令冯玉祥在1924年10月起义反抗本派军阀吴佩孚，占领北京之时即已声明支持国民党。冯玉祥向苏联求援，苏联很快派来了几十名军事顾问，随后又提供了超过600万卢布的武器装备。但就在北伐开始前3个半月，冯玉祥遭到来自北方军阀的沉重打击。1926年5月初，冯玉祥举家前往苏联――进行争取苏联扩大军事援助的谈判，并“静待中国事态发展”（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莫斯科，1996年，第2卷，第228、281页。）。此时，蒋介石的北伐成功开始，7月11日其受国民革命思想鼓舞的部队打了对军阀吴佩孚的第一个胜仗，占领了湖南省会长沙。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的冯玉祥也与联共（布）领导人签署了苏方向其提供超过430万卢布补充物资援助的协定。此外，他的军事顾问团也加强了力量，派列宁格勒军区第一步兵团团长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桑古尔斯基（介绍给冯玉祥时用了别名：乌斯曼诺夫）为顾问团的军政领导人。冯玉祥在莫斯科停留了三个多月（从1926年5月9日到8月16日）后回国，此时中国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参见《冯玉祥日记》第2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8月17日，蒋介石重启北伐――自长沙向武汉发起进攻。1926年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攻破武昌，意味着吴佩孚主力已被摧毁（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172页。）。

要知道，离国民党取得对全国军阀派系的最后胜利还很遥远。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回国，即刻投入到为争取祖国自由和独立最后出路的斗争中。他声明，他的全部军队加入国民党，并再次向莫斯科求援。这次莫斯科给他派来了补充顾问组（见 J.E.谢里丹：《中国军阀・冯玉祥履历》，斯坦福，1966年，第203―209页。）。

共产国际向冯玉祥全面地推荐了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的学生，从中选拔了20人，其中包括邓小平，他还没有完成2年的学业。北伐已进入决定阶段，但共产国际执委会还是建议，“一些学生推迟回国，直到完成本科学业”（《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2卷，第449页。）。

1927年1月12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记载为1926年底――译者注），邓小平从中山大学退学，同日启程回国。他经过南西伯利亚、蒙古到达早在1926年11月被冯玉祥占领的西安。

邓小平的一年旅苏经历也随之结束。中山大学党委在总结鉴定中写到：“非常积极且精力充沛。一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沉着守纪，学业名列前茅。训练有素。”（参见《邓小平自述》，第28页。）第七学习小组全体会议做出的关于邓小平由联共（布）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决议被取消（参见邓希贤（多佐罗夫）个人档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629，第9页。）：邓小平回到中国，在那儿重新成为正式的中共党员。

前面等待这位富有才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是中国革命，在风起云涌的革命进程中他和他的同志们取得了政权。而在更远的未来，属于他的是中国社会主义伟大改革家的荣耀。

邓小平在苏联的一年，并没有白白度过。在这期间，邓小平看到、读到和学到的一切都影响着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

（本文译自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2011年第4期）

〔作者亚历山大・瓦季莫维奇・潘佐夫，国会大学（美国）教授；达利娅・亚历山大洛夫娜・斯皮恰克，女，国家大学（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副教授。译者陈鹤，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0〕

（责任编辑：宿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