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兵兵  周君婷（南京农业大学）、闫志俊（南京师范大学），《经济评论》2021年第5期

进入新发展阶段，与我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相伴而来的是能源消耗快速增加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就已承诺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并争取尽早实现。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更是彰显了中国政府对节能减排工作的高度重视。为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并尽早实现碳达峰，我国的环境规制措施在日趋严格中不断完善。自2010年10月起，我国政府便开始推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并不断扩大试点范围，截止到2018年已公布三批次城市。显然，推行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完善低碳产业体系，推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能源消费结构清洁转型，提升能源效率，最终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而提升能源效率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减少能源消耗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关键抓手。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引致的节能减排效应是否通过提升能源效率来实现？如果是，那么其具体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为回答上述问题，首先，我们基于DSBM方法测算了2006—2018年中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影响。其次，尝试深入剖析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影响能源效率的内在机理及传导渠道。运用文本检索方法，将试点城市发布的工作实施方案及政府文件出现的关键词频次进行量化，构建出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指标，深入考察具体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虑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影响能源效率的空间效应，为我国尽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命令控制型、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驱动的技术创新是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的有效途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不同资源禀赋、工业特征、金融发展水平和区域的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异质性影响。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的实施会显著提升非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高金融发展水平城市、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的能源效率，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实施会显著提升老工业基地城市的能源效率。

上述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第一，要凝练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经验，扩大试点范围，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可以将成功的经验和技术综合形成可复制的案例，逐步推广到全国尚未试点的城市。第二，应不断完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因地制宜地科学设计政策工具组合。针对老工业基地城市，要重点关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运用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来淘汰“三高”产业，培育绿色经济增长新动力，进而提升城市能源效率；针对非资源型城市、高金融发展水平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东部地区城市、中西部地区城市，应关注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推广低碳生活理念，引导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实现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城市能源效率。第三，推动城市之间跨区域合作，构建节能减排、产业低碳化发展协同联动机制。政府应摒弃过去“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属地管理模式，打造“去中心化”和“网络化”的跨区域联防合作模式，构建常态化的区域反馈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推动节能减排的跨区域联防联控协同治理。试点城市应发挥其在绿色创新技术、治理经验上对邻近非试点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充分扩大先进经验的正向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