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列宁写了以《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为核心文本的“伯尔尼哲学笔记”，辩证法便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心。上世纪30-80年代，辩证法一直是革命政治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显学。然时过境迁，90年代以来唯物辩证法在理论上遭遇到极大挑战，面临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的命运，不过这却未必是坏事。当空洞热闹的口号与争论销声匿迹之后，人们才可能深入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辩证法正是由此走向复兴。回顾和反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百年来起起落落、分分合合的曲折历史过程及其丰富内涵的变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唯一性的、严格性的辩证法之核心逻辑，这就是马克思是通过历史实践活动来进行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双重性批判;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与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具有不同的形态与现实策略。在当代西方的现实语境中，辩证法以一种“弱义”的策略坚守在文化研究、社会理论研究以及社会抗议活动之中。

　　一、历史辩证法:唯一的、“单义”的辩证法

所谓“单义”的辩证法，就是指“大写字母的”辩证法。它源于列宁《哲学笔记》中的一个著名说法:“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1]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认为马克思设想过唯一的辩证法原型和体系，只不过没有完成，因此试图以各自的方式来填补马克思的承诺与设想，但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单义”的辩证法，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从“偶然的”设想到“唯一的”体系

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流露出如下打算:由于某种偶然原因，他重读了被搁置多年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深受启发，表示“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2]此时，马克思在写作《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过程中重新激活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力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辩证法话语，这才萌生了用纯粹的唯物主义改造辩证法逻辑的想法。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也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真去写作这“两三个印张”了;而且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推进，马克思本人也许发现信中的设想是无法兑现的承诺!马克思甚至不止一次地自我批评说，建构一种抽象体系很有坏处:采用格言式的叙述把全部观点压缩在一部著作中，这只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观”[3]，“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4]，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构建唯一的辩证法标准体系只是马克思的思想火花与偶然设想。

恩格斯真诚地相信并努力实现马克思的设想，全力以赴地探索与完成心目中马克思唯物主义版的“大写字母的”研究计划:“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5]正是这个举动，引起了后来的许多争论。后来一些人认为，恩格斯既没能使马克思的设想真正落实，也未能把这个原貌含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部分阐释清楚。恩格斯自己也自谦地说过，《反杜林论》是不得已从事的“啃酸果”工作，而自然辩证法研究乃是自己理论“脱毛”的过程[6]。然而，那些没有深刻领悟恩格斯哲学崇高抱负及其思想苦衷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普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消极厌倦态度。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右翼理论家们甚至认为马克思没有哲学而只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可以与任何一种哲学相结合，直至提出回到康德，对黑格尔哲学百般责备，以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精确的科学，从斯宾塞的进化论那里继承的东西，远比从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那里继承的东西多得多[7]。这些都导致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在辩证法问题上的集体失语与短视。

这种状况在20世纪初发生了重大变化。先是列宁的伯尔尼《哲学笔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失落的命运，继而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形成，“改变了”辩证法的“模糊”形象。在苏共中央1938年审定并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亲自撰写了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界定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即“唯物

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界现象及其发展过程的方法，具有联系、发展和量变质变等基本特征。[8]这个具有最高意识形态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纲要的出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大写字母的”辩证法(即唯一的辩证法体系)理解模式的确立。尽管苏联有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认识到，恩格斯与教科书体系都没能全面完成马克思的辩证法构想，便转而重视列宁的《哲学笔记》以从中寻求新的理论资源与思想因子，但由于深陷预成论和目的论的窠臼，他们始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均怀有建立完整严格的辩证法理论体系的鸿鹄之志[9]，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逐步接近和完成这个唯一的辩证法体系的探索过程。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程看成是某一哲学原理和教科书体系的注脚。

2.“体系”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并非不能采取教科书体系的形式，但将经典作家偶然的设想绝对化并神化为唯一的科学的逻辑体系，这则难以让人完全信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硬伤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化并硬化为现成存在且不容置疑的理论体系和原理，不过，人们在对此表示质疑时，往往只对作为辩证法唯一性表述和尝试的形式与观点表示怀疑，却依然认可辩证法有着唯一的严格体系。而实际上，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0]，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对辩证法有过一个理论体系的构想之外，还认为辩证法不是封闭的、自洽的、严格的逻辑体系，而是指导实践与认识的方法论。这也就提示我们，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源头上同时存在两种模式。一种就是纯粹的理论意义上的自我解释逻辑，反映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及西方哲学史数千年的传统———即哲学就是关于世界本质逻辑的学问，是解释追求作为真理的逻各斯(logos)的思维活动与思维艺术。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更多的是使用“logos”或者“逻辑”而不是用辩证法来表征自己的哲学:康德谈了很多辩证法，但没有使用“辩证法”这个词而称之为“先验逻辑”;黑格尔的书名干脆就叫《逻辑学》;马克思则将《资本论》看作逻辑学。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就是逻辑学，就是一种严格的逻辑体系，相信世界有一个内在的超验的逻辑或逻各斯(logos)，哲学的任务就是用理论的方式将这种逻辑再现和描述出来。列宁正是在这个逻格斯传统的意义上指出，辩证法既是世界的本体论又是历史认识论也是主观的语言思维逻辑。与之相对，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解辩证法的时候，又走向了似乎与逻辑体系相反的方向，即反体系的方法论与实践论思考。他们不是从理论而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实践对理论的批判角度来理解自己的哲学和辩证法革命的使命。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直到《资本论》的序言与跋，马克思都强调应当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角度来界定辩证法，认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1]恩格斯由此便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为实践的方法论，并反复做了说明(不少说明都很精到)，最突出的是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结尾处宣称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实际上也整个终结了，剩下的只是逻辑和辩证法。[12]如此，马克思的哲学也就成了后哲学，成了学院哲学和体系哲学终结之后，用于各门具体科学研究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方法论。显然，恩格斯否定了辩证法作为唯一的严格的纯粹理论逻辑的合法性。但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如果辩证法不是唯一的理论逻辑体系而是活生生的方法论[13]，那么“体系”与“方法”这对明显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何以共存于马克思的辩证法?

辩证法在古希腊那里是人类研究哲学、讨论真理问题时的辩论术，也就是修辞和思想的智慧。到了中世纪，辩证法作为神学论战和论辩中的修辞技术得以延续，其只不过是神学庇护下的人文学科的修辞手法。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辩证法的命运得到了改变，辩证法开始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德国古典哲学重视辩证法，原因在于辩证法此时是介于近代兴起的自然科学的知性思维与基督教神学的逻辑思维之间的理论形态(黑格尔称之为“理性的思维”)。在古希腊作为世界终极的意义的理性的逻各斯、在中世纪作为神存在的证明的逻各斯，到了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则变成了调节科学与神学之间矛盾的人的主体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理论话语。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辩证法，正是科学与神学形而上学相互冲突相互交融的产物。换句话说，正是在把近代科学语言上升为哲学语言，把中世纪的神学语言还原为人的科学语言的过程中，才有了德国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把经验世界的客观知识与神学的形而上学独断论的真理二元性对峙加以调和与沟通的中间环节，这个环节通过人的自我意识、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批判哲学或认识论得以体现。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语境中，辩证法带有准神学的超越科学的紧张与崇高感。辩证法作为绝对科学、作为科学的科学，恰恰表明了它具有一种使命感，一方面要替代神学式微、上帝死后空缺的神圣的位置，另一方面则肩负超越经验实证的、平庸乏味的科学世界之狭隘性，赋予其浪漫的崇高的内涵特征的使命。所以，辩证法有一种超越知性世界、经验世界矛盾而达到一种绝对的真理与统一的愿望，但这种统一是通过人的主体性达到的绝对性，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人的主观性、历史性、暂时性的缺陷，辩证法的绝对性因此也就有了永无休止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自我否定的历史感与历史目的论特征。辩证法就其可能性、开放性而言，不会只有唯一的体系形式，假定马克思的辩证法有唯一的严格的形式和逻辑，恰恰是违背辩证法的。但就其彻底的严格的批判精神和理性追求精神而言，辩证法似乎又致力于建立某个心目中绝对的严格的体系。这是一种纠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脱胎于德国古典哲学，自然有这样一种纠结与矛盾。一方面就其追求绝对的崇高的真理、理想和彻底的批判精神而言，它不可能放弃这种唯一性和大写的辩证法的理想，一种彻底的、严格的理论总是试图去解释、批判、涵盖一切，辩证法注定不是一般的部门的实证的科学，有一种以有限的主体性追求绝对精神、追求无限的真理的使命，其心目中至少有一个“唯一”规定与方案设想，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辩证法在思想史上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全书》的努力就表明了这样一种崇高愿望;马克思虽然从来没有兑现自己的“大逻辑”，但他无疑也有着这样一种使命感。另一方面，致力于超越理论、批判所有理论并且将理论现实化，致力于通过否定理论从而实现理论改变现实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是反对任何封闭的体系。所以体系论与方法论的张力与追求，自然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无法回避的历史遗产。辩证法本质上是反体系的，要冲破理论逻辑的边界成为改变现实的实践力量。从这一点上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革命的实践的辩证方法而不是理论体系。体系论有悖于辩证法的彻底的自我否定的历史精神，追求“唯一”的绝对辩证法体系论，其缺点并不在于是否关注人与社会历史，而在于这个设想本身就违背了辩证法。但与此同时，方法论的辩证法则面临着相对主义的困境，因为既然辩证法是一种方法，而方法总要为一定的目的所服务，离开了目的，方法极易陷入诡辩论、实用主义、机会主义、非本质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困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辩证法经常被各式冠冕堂皇的理由与名义所利用。正是洞悉了这一点，列宁才在《关于黑格〈逻辑学〉一书摘要》及《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强调辩证法要想与诡辩论、相对主义区别开来，就不能没本体论规定，就不能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这个“自在之物”就是客观的辩证法，但这种客观辩证法其实是一种绝对的逻辑学。[14]所以，作为严格体系的辩证法与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实际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3.作为“唯一”辩证法的历史辩证法

前文已提及马克思最终放弃了“两三个印张”的设想，其原因是马克思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无法与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彻底分道扬镳，必须内在于对古典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双重批判中，他认为辩证法除了作为一种具体的科学与现实批判研究中的方法论(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不可能独立存在，便转而致力于阐述一种学院体的作为学科方法论与历史认识论的辩证法。《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心目中未完成的大写字母的辩证法构想最重要、最深入、最系统的部分，但毕竟是具体的、局部的兑现与实践。如果没有《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辩证法思想实验，就形成不了马克思那令人叹为观止的现代性资本主义本质批判。正因为如此，很多学者就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抽象逻辑的辩证批判。正像德国古典哲学是通过批判近代科学抽象的知性范畴而指出现实世界的二律背反，指出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世界的矛盾一样，马克思是通过批判古典经济学范畴体系和理论逻辑内在的矛盾，而哲学地批判了范畴中的资本主义现实矛盾。马克思通过恢复人历史的具体的实践活动的根基性地位，将黑格尔的绝对逻辑历史化，并将这种历史化“绝对化”。正如卢卡奇所言: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概念推到了它的逻辑的顶点，他把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社会化了的人的一切现象都彻底地变成了历史问题。马克思的辩证法坚持不懈地继续了黑格尔竭力要做而未能具体做到的事情，从而消解了黑格尔辩证法无法突破的非历史的不彻底的形而上学残余。[15]在马克思看来，严格的绝对的唯一的辩证法就是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认识论。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同一个东西。这就是马克思笔下“严格”而“绝对”的、即“大写字母的”唯一的辩证法!

与卢卡奇完全一致，德国著名的马克思学家伊林·费彻尔也认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根本区别表现在历史观上:前者是一种抽象观念支配下的历史哲学，而后者则是从作为历史发展暂时结果的现实出发的社会批判理论。二者的对立表现在他们各自核心概念的差别上: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一个暂时的表面的体系、从而是一个必然被瓦解的历史环节，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神秘化的绝对统一体系，前者表现为具有统一性而实际上是对无法克服的现实客观矛盾进行掩盖的虚妄性，后者则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从而是自由的主体的历史生成过程[16]。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我的看法则相反……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17]。所以，马克思是通过历史实践活动进行绝对观念的形而上学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双重性批判。这是马克思唯一性的、严格性的辩证法之核心逻辑所在!

二、社会历史实践中的辩证法及其“多义”性

所谓“多义”的辩证法，就是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须臾不能离开社会历史现实而始终保持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只有将辩证法运用于现实问题的研究，我们才能深刻理解辩证法。

1．辩证法理论的“多义”之旅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理论上的“多义”与现实的实践紧密联系，而在实践中出现的历史时机与情境是多种多样的，即便是旨在指导实践并改造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它仍然是许多重大革命实践的事后反思。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没能遭遇辩证法转化为成功的革命实践的历史契机，

尤其是通过对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两次重大历史事件和情境的研究，马克思逐步认识到作为无产阶级哲学与实践的辩证法是一个需要经过漫长等待才能实现的理论武器，首先能做到的(亦可说退而求其次的)是将辩证法从一种哲学转变为研究资本主义现实的科学世界观，转变为从理论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术事业。这一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有理论的深邃感和深刻性，但另一方面使得辩证法只能作为局部的科学理论批判而存在，辩证法因此变成过于理论化甚至非常实证化的思维活动。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敏锐地发现被第二国际长期束之高阁的辩证法对俄国革命的至关重要性，为此他在《哲学笔记》中做了深入思考，但列宁没有来得及对十月革命折射出来的辩证法问题进行完整的理论阐述。这个艰巨而光荣的哲学抽象工作倒是被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

人的卢卡奇“部分完成”了: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中用一种浪漫又多少有点误解的方式极其深刻地阐述了十月革命所表征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时代精神与理论形态。此书的重要性有三:第一，突破了第二国际反对辩证法的实证主义思维方式，克服了长期存在于其中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式重新恢复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王位”。第二，卢卡奇以预言的方式批判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所作的决定论理解，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是以无产阶级———同时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客体———的实践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总体性的革命要求和理想。第三，卢卡奇指出20世纪辩证法的重要任务不再是批判以经验现象方式出现的阶级剥削和压迫，而是揭露以抽象形而上学方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对人的全面统治，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实现主体与客体双重解放的总体性辩证法。[18]《历史与阶级意识》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构想唯一的绝对的实现形式，但毋庸置疑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实践冲击波影响下的理论显现与在场。它揭示了十月革命中没有真正出场但经由革命光芒而照亮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本质最深刻的现实———物化对人的统治，这是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现实的重新认识。与此同时，卢卡奇把马克思的辩证法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领域，认为辩证法作为包罗万象的普遍绝对的科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由此打破了唯一的绝对的无限的真理信条，而具有了转变为多种多样具体与有限的理论话语之可能性。

2.实践冲击波下的“多义”辩证法

如前所述，辩证法就其追求的神圣的历史使命而言是单义的，就其实践的情境与本性而言则是多义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理论上的多义正是与实践的时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真正的生命力在于其实践的机会，而不是理论的构想。

十月革命一改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强加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形态上的蹩脚的“科学主义”紧身衣，而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激进的内涵与高度理想主义特征;但紧随其后的1918年欧洲革命的全面失败，以及垄断资本主义长期稳定发展，则给西方马克思主义带来一种强烈的现代消极悲观意识。撇开众多流派的差异不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有某种“家族相似”，即均以“背叛”19世纪末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权力话语结构为开端，葛兰西早已经明言:十月革命即是“反《资本论》”式的理论—实践胜利[19]。当卢卡奇及之后的霍克海姆、阿多诺等人用马克斯·韦伯的工具合理性概念来阐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颠倒性统治特征的物化和异

化理论，进而将马克思笔下作为“人类解放力量”的现代生产力理解为新的压迫力量时，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已经从古典资本主义转向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思的“主义”也就从广义变为狭义，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转变为“新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包括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是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与核心范式，主张对生产方式、阶级斗争等马克思哲学历史观的核心概念进行严格地批判清理，通过批判经济决定论而逐渐远离经济必然王国，不是在经济领域和劳动领域而是在其他领域寻求人类解放的希望。当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不自觉、含混与局部的，而在其发展后期，这种趋势就越来越明显。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弗洛姆、马尔库塞、萨特、列裴伏尔、赖希、哥德曼、梅洛-庞蒂，“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如科拉柯夫斯基、沙夫、科西克、赫勒等)乃至南斯拉夫“实践派”，相继用新人本主义(如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与存在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以取代生产方式理论的核心地位。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用“反人类中心论”(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等)式激进话语来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辩证法经历了从主客体辩证法到人学辩证法，到结构辩证法，再到空间辩证法的多重转向，既有绝对一元论实践形态的辩证法追求，也有多元理论形态的辩证法探索与建构，由此导致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东西方世界、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裂与分化式的繁荣发展。

3.历史性与空间性:辩证法的当代归宿

以历史辩证法为显性的、主导性话语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其繁荣与僵化、深刻与迷惘，均以相对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为代价。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说，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现代社会批判理论与现代社会革命理论三者是不可分割地重叠交融在一起;而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革命理论都是在相对脱离社会发展理论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情况下，片面地发展起来。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俄国革命的西欧理论，是在革命不断失败以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超稳定”的情况下，在越来越远离革命实践与拒斥现代化现实的语境下抽象发展起来的。形象地说，第二国际后期理论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与背离，乃是一次意味深远地使马克思主义“向西转”(即非历史地面向与无批判地承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开始，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恰恰是对这种“向西转”趋势的一种自我理论批判，是一次理论越来越抽象与深刻也愈来愈远离现实实践的“向内转”(主体向度)思想之旅。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现实运动，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的“向东转”(实践向度)的长征过程。在此境遇下，捍卫马克思主义合法性言说的权力，确保马克思主义在各式各样繁华一时的理论泡沫中不迷失方向，辩证法的归宿似乎有二:

一是历史性的重新构成，二是空间性的想象与重构。

历史性的重新构成，就是回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当下”客观现实，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里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以彻底瓦解近代启蒙主义以来一切宏观历史逻辑与总体进步理念为“政治快感”———以埋葬乌托邦为己任，并因此患上“恐巨症”的后现代主义，便是对这种后革命历史语境的一种“零度写作”;要么以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为原点重建历史辩证法，也就是所谓“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归”，让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革命理论这两个本来“次生的”然而是“显性”辩证法理论形态，向现代社会发展理论这个初始平台上的降落。借用詹姆逊的话来说，伴随着198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客观历史决定论反倒“再度变得真实起来了”，这也许恰好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危机提供了出路[20]。放眼历史，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发生出人预料的范式变化之时，各式各样的后马克思主义(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到今天的后马克思主义)均是在社会主义陷入低潮而资本主义发展具有转机时刻才出现。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范式新变化也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19世纪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与以流水线机器为动力、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呼应的;19世纪末以来以电力和内燃机技术为基础、以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为特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导致了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各种马克思主义;1960年代之后以原子能与电脑技术为支撑、以跨国资本主义体制所主宰的世界体系为舞台的晚期资本主义弹性生产方式，则需要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与政治实践主体。[21]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到更富有制度弹性与技术动力的全球化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抽象的时间统治机制(即速度)，把时间扩展到了全球，于是超越一切地点与空间的“同时性”发生的时间(极限速度)把自身悖反性地变成了静止的空间。因此，“我们这里根据时间性试图寻求的一切，必然会首先经过一种空间的基质才得以表达。”[22]所有的历史都变成了“空间性”，同质化高速扩展的时间对空间与地方的统治二律背反地依赖于或者表现为一种同质性空间对时间的统治。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必须采用空间的辩证法形式，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空间化转向第一人列斐伏尔所言:“空间本身，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工具，现在这将被视为它所固有的矛盾的体现。于是，曾经在时间中出现的、并通过自身的现实化而表现出来的辩证法，现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空间中发挥作用了。空间的矛盾，并没有取消从历史时间中产生出来的矛盾，而是把历史留在身后，并把这些旧的矛盾同时在环球范围之内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其中的一些矛盾被削弱了，另外一些部分则被加剧了，而这个矛盾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新的意义，从而标志着‘某些其他物’———另外某种生产方式。”[23]

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视域中的“弱义”辩证法

毋庸讳言，由于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和资本主义稳定发展，辩证法在西方已不再可能成为宏大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实践，强势的一元性的辩证法体系与多元化的辩证法探索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潜伏与徘徊的弱势辩证法策略[24]。辩证法一方面要与新自由主义、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实证主义作抗争，始终保持一种哲学的批判能力和传统;另一方面则要同否定一切宏观历史期盼的后现代思潮区分开来，于是不得不以一种冷静的姿态和坚守的方式存在于文化研究、社会理论研究以及社会抗议活动之中。

1.后现代激进思潮与辩证法的“弱义”策略

在“后形而上学”与“后革命”的两路夹击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形态集中表现为融合于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实践中的历史辩证法。但这种方法论式的马克思主义，既可以是回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话语或者社会批判话语，也可能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宗旨而被“过度诠释”的理论工具;也可能变为面目全非的理论(信仰)的虚无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便是这样一种主义“之后”(“之外”)的方法论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是体系与方法统一的哲学，而后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而只有马克思“方法”的后哲学。在后马克思主义那里，只有反体系的方法(如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反逻辑连续性的、无主体的历史(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权力谱系学”)，无本质的“当下”的生存现象与体验(如鲍德里亚的“符号—影像消费”与“欲望主体”、利奥塔的“力比多经济学”)，无理想的“不在场”(如德里达的“异延”与“撒播”、“踪迹”乃至“幽灵”)，无本质统一的、异质性的非辩证统一的结构性“分裂”(如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反俄狄甫斯”式的“精神分裂”、“茎块思维”与“游牧式自我”)，无历史连续性与继承性的“历史终结”，无中心甚至无自我的“他者”世界(如女权主义与“差异政治”)。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再是一览无余的总体性把握与解决社会矛盾的话语和实践，而越来越成为一种对自身、对理论的批判，极易被无限否定的怀疑论和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所感染而变得歧义丛生且弱势。后现代式的激进思潮作为辩证法的派生物而登场也就在所难免。

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辩证法批判精神的延续与回光返照，辩证法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否定的精神正是后现代思潮否定一切、重估一切、颠覆一切的思想温床。但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容混淆，辩证法始终认为事物有本质与现象的区别、有主体与客体的差别，坚信可以把握和认识世界本质并通过实践获得人的自由解放;而后现代激进思想则一味强调本质对人的压迫性，声称要摧毁对事物本质的信仰和服从，进入一个差异的多元世界以宣布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实际上，多元价值差异视角下的平面化世界是一个失去了批判能力与否定能力的世界，没有了实践的根基和阶级的支撑，无论多么激进的话语都会很快畸变为花哨的、时髦的学术商品而被资本的逻辑所消解与收编。后现代主义最终也没能逃脱与资本主义现实同谋的命运。不过吊诡的是，激进话语往往又在自觉不自觉、显性或隐性地继承并吸收马克思批判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同一性统治的辩证话语，从而积聚形成自己的批判能量。在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理论肥料”中，我们仍然可以提炼出辩证法的真谛。“弱义”的辩证法正是以这样一种局部的不自觉的甚至反辩证法的方式而存在。

2.“弱义”辩证法的生命力

关于辩证法的实质向来有积极进取的强势理解与消极谨慎的弱势理解两种姿态，二者的区别表现为前者坚持在矛盾双方的对立中把握事物的统一转化与发展，后者则仅指出人类知性一旦超出此岸现象世界而面向彼岸的自在之物时必然无能为力而陷入二律背反，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与悲壮皆在于它无情、坦诚地道出了哲学的使命和辩证法的生命力就是揭露现实的二律背反性。在今天，任何一种试图以单一性话语或实践统一现实的做法，都有可能演变为资本的同谋和化身;任何一种试图通过拒绝、回避总体在场的现实从而寻求另外一种可能或者作为无限差异游戏的不在场的他者的哲学努力，却往往走向暗示现实内在矛盾不可解决的二元论。马克思早已言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25]。无论是一元论的普世主义还是多元论的相对主义，都回避了社会历史的本质问题与矛盾，要么认为现实世界一切都是自然状态，可以通过理性知识技术手段来解决;要么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真正意义的、“怎么都行”的价值多元时代。双方实际上都否定了现实的矛盾本质以及超越的可能性，从而无法把握现代社会整体本质和矛盾现实。虽然辩证法在今天已不再可能因袭照搬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应然论(主体性)的总体性辩证法批判立场，但是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隐蔽而流动着的抽象统治力量时，辩证法是唯一能够超越直观经验和实证分析、超出专业狭隘知识框架的想象力和总体性的认识能力，它不局限于对世界和事物片面的、实证的、对象的肯定认识，而是强调发现与揭露世界不可解决的本质矛盾，从而指明超越这种矛盾的可能。用阿尔都塞式的语言来说，辩证法是对主体与其真实生存关系的想象性再现，即把充满着分裂、矛盾的现实作为一个缺席的总体性来想象、感知与图绘。没有总体性的辩证法概念及其批判改造现实社会制度的实践潜能，就不可有社会主义的正义政治。

以辩证法的视角来看，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统治导致的自然反抗怪物一样，后现代主义及其后马克思主义变种作为现代性反抗现象，实际上是对完全失去神圣魅力的高度理性化、科学技术化的物质生活世界的大拒绝，这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二元矛盾所引起的文化症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延续过程中的新的表现形式而已。正如哈维所言:后现代状况绝不是从资本主义走向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而恰恰是资本主义从目前阶段向未来不确定阶段转变过渡的形态，是资本主义内在危机转移和缓解的文化总症候。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历史地理学的一种神秘化的空间与时间体验，即时空压缩的历史地理景观的一种主观文化症状。由于没有历史地反思资本主义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相应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无意识的本质的同构性，后现代主义表面上作为一种激进的突破资本主义物化统治的文化策略，作为反权威主义和反偶像崇拜的思想方式，坚持他者声音之本真性的思想方式，一种赞美差异、非中心化和趣味民主化的思想方式，一种赞赏想象战胜物质性之力量的思想方式，实际上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因为它丧失了历史方向感与总体的社会本质批判能力。[26]

而后马克思主义则把辩证法总体性批判现实的观念与方法作为极权主义政治同义词、暴力叙述逻辑的象征来加以攻击、解构，其结果当然不可能消解资本主义与极权主义抽象统治的现实，而是取消了辩证法，导致一种陈旧保守的本质主义复活，从而取消了马克思主义规划设计新社会制度的实践能力。

当一个社会尚未找到解决不可克服的矛盾的实践途径时，哲学的理论批判与想象往往就有了用武之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20世纪的历程表明，当社会还缺乏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实践能力时，辩证法就已用理论的思辨方式来表现自己了。马克思的创造性就在于不再将感性和现象形态的社会现实作为唯物主义的客观本质，而是将以颠倒、神秘方式存在着的统治人的资本力量和资本逻辑作为社会最深刻的现实，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提供了一种颠倒、摧毁资本主义世界的辩证想象。辩证法迄今为止仍然是最严格、最能把握社会本质的科学。这正是“弱义”辩证法的生命力和合法性之所在。

3.“弱义”辩证法的使命

辩证法能否有所作为，关键在于能否坚守自觉反思的内在主体性，保持对现实的批判张力。辩证法的意义在于指出，我们面对的世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一个统一了的、一个历史终结的世界，也不是一个本质已经消失、价值已经多元的、可以放纵的多元世界，而仍然是一个冲突的、充满压迫的因而需要新的自由实践的世界。卢卡奇曾深刻地指出:“由于不能把形式与内容

的联系理解为、‘创造为’具体的联系，而且不仅仅是纯形式估计的基础，这就陷入了自由与自然、唯意志论与宿命论的不可克服的两难困境之中。自然过程的永恒的、铁的规律性和个体道德实践的纯内在的自由，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尾处表现为人的存在的两个永远相互分离的、但在这种分离中又是同样不能消除的基础”。康德哲学的伟大就在于，他并没独断论地决定非此即彼的选择或掩盖问题的不可解决性，而是坦诚地突出问题的不可解决性[27]，这就是最深刻的辩证法，也是辩证法明智的现实策略:或许真的无法解决矛盾但真的希望矛盾会解决。与其采取笼统的、肤浅的一元论或者多元论的回避，倒不如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着各种各样无法解决的矛盾，从而把希望寄托在未来解决的时机上。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即将结束处曾以令人费解的方式强调，人类的自由王国并不是历史必然王国的直接发展与延续，而是存在于现实历史的彼岸[28]。这恰恰说明了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也采取了“弱义”的辩证法:人类的自由并不是建立在扬弃知性矛盾的基础之上，而恰恰建立在对现象世界矛盾不可解决的辩证想象基础之上。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不仅是科学地解释、再现社会矛盾发生和发展的辩证过程，而且是通过理论方式获得人的自由的可能和自由的追求，包含存在论、价值论、实践论在内的哲学活动。从必然王国抵达自由王国的过程，就是重新获得人的主体性，摆脱类似形而上学的资本逻辑统治，从抽象的客观性所支配下的片面的抽象的主观的个人，变成具有社会丰富性规定、社会发展能力的人，实现个人与类的重新统一。诚如詹姆逊所言:我们有保留地赞成乌托邦想象，辩证法是最后的乌托邦视阈。辩证法作为一种持久性的政治策略，它既不是先验的方法，也不是普遍的科学，而是对一种尚未到来的集体的逻辑上的现实和人类争取解放的斗争所带来的无阶级社会的预测。解决辩证法危机的问题出路“唯有进行一种新的乌托邦式的思考，在历史时间的另一个终点，在超越了阶级组织、商品市场、异化劳动以及那种非人性所能支配的历史逻辑决定论的社会秩序中对主体的位置进行新的创造性思辨”。[29]当然，这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现实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辩证法仍然是“弱义”的。

注释：

[1]列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0页。

[2]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0页。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9页。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页。

[5]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

[6]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44、349页。

[7]爱德华·伯恩施坦:《辩证法和发展———答考茨基的〈伯恩施坦和辩证法〉一文》，《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1页。

[8]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5-146页。

[9]苏联学者鲍里法季·米哈伊洛维奇·凯德洛夫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有三个伟大构想:第一个构想是马克思本人的伟大构想，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去写纯粹的辩证法著作，但《资本论》实际上就是以特殊的具体的方法论形式展示马克思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第二个构想是恩格斯继承并补充完善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构想，表现在马克思研究的是社会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辩证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思维的理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而恩格斯则研究了自然界的运动发展的辩证法，不过恩格斯并没有完成;第三个构想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形成的辩证法思想，列宁通过读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看到了他们对辩证法的设想，列宁当时还看不到《自然辩证法》，就想自己写，但苦于没有时间只是草草留下了十六条和一两篇文章(B·B·凯德洛夫:《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三个伟大的构想》，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22-49、195-210、383-397页)。

[10]列宁:《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9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7-258页。

[13]关于这一点，国内学界在上世纪90年代有过著名的争论。南京大学孙伯鍨教授强调晚年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理解与说明;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不是体系，但必须有一个完整的理论说明和内在体系，这个体系不是思辨的体系而是表述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一种必要的方法，没有体系，我们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孙伯鍨教授进一步指出，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反体系而反对体系，必须看到马克思在研究具体现实问题和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运用和发展了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主要是革命的方法论而不是体系，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能从纯粹的哲学史和哲学的逻辑出发，而应该从马克思研究社会现实以指导工人阶级现实实践的过程中来研究马克思的辩证法。

[14]列宁:《列宁全集》第55卷，第190、305页。

[1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9-70页。

[16]伊林·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1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

[18]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00、311页。

[19]安东尼奥·葛兰西:《反〈资本论〉的革命》，《葛兰西文选(1916-193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13页。

[20]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94-395页。

[21]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詹姆逊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0页。

[22]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23]HenriLef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OxfordUK:BlackwellLtd，1991，p．129．

[24]詹姆逊在近期力作《辩证法的化合价》一书中提出辩证法“一体而三名”(thethreenamesoftheDialectic)，即“大写的”(TheDialectic)、“多样的”(ManyDialectics)与“形容语的”(theadjectivedialectica)l，“弱义”的辩证法指的是作为“形容语的”辩证法(FredricJameson，ValencesoftheDialectic，LondonUK＆NewYorkUSA:Verso，2009，pp．3-5)。

[25]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26]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38页。

[27]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08页。

[2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8-929页。

[29]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258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