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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31岁的孕妇在香港的一所私家医院——荃湾港安医院实施剖腹产手术，由于产后发生大出血，于早上死亡。

根据港安医院向媒体公布和确认的信息来看，该名孕妇于今年7月5日入院，一开始是进行阴道自然分娩，但未能成功，于是在医生的建议下紧急转为剖腹产手术。

院方表示：

产妇在生产后曾一度状况稳定且清醒。不料于次日（6日）凌晨出现休克状况，病情转差，当下有当值医生和产科护士在院密切监察，亦与产妇的主诊医生保持沟通，使用药物及进行输血程序控制病情。

然而病人情况未有好转，持续恶化，于是主诊医生决定对病人实施子宫切除手术，院方亦出动深切治疗团队和多名专科医生加入治疗。

子宫切除手术完成后，病人转到深切治疗病房，急救团队也采取了一系列可能采取的急救措施全力施救，然而病人的情况还是急剧恶化，回天乏术，最终不治身亡。

据媒体报道，有指当时院方未能对病人及时采取止血手术。

但根据香港卫生署的回复确认，7月6日当天卫生署已接到一宗医疗风险警示事件的医院呈报，涉及一名31岁产妇于7月5日实施剖腹产手术后次日死亡的个案。

卫生署表示：

该医院已经向死因裁判官报告个案，而卫生署在接到院方呈报之后也已经立刻展开相关调查程序，并要求院方在四周内提交调查报告。

目前，卫生署已经收到医院提交的调查报告，并根据该报告进行调查和跟进。

事实上，类似此次的荃湾港安医院医疗事故，香港媒体过去也曾报道。

但为什么向来在香港媒体上，却很少出现类似内地的“医闹”事件报道呢？

提起“医闹”，凡是在内地生活过的人对这个词肯定不会陌生。

从2000年左右起，由于医闹而造成的重大伤医、杀医事件频频发生，案件数量可谓惊人。

而发生这些案件的医院，有各省、市级的地方医院，也有类似北京协和医院这样的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的全国最顶尖的医院。

（图片来源：知乎网）

2001年7月25日，北京协和医院，著名脑外科专家王任直教授与患者家属一言不和手臂被玻璃镜框砸伤，而被伤后，王教授担心的却是自己今后还能不能为病人手术；

2020年1月20日，北京朝阳医院，37岁就成为医学教授、被誉为“天才名医”的眼科医生陶勇，在门诊看诊中被一名自己曾经的患者砍伤后脑、肩颈，以及对于陶勇来说最重要的悬壶济世的左手手臂。

从此之后，作为一名中国眼科领域的顶尖医生，曾系统性开创和建立了眼内液检测技术——用一根极细的针从患者眼球中抽取非常少量的眼内液——的眼科专家，再也无法拿起手术刀。

“医闹”事件不仅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最重要的是，造成了很多有志于从事医疗卫生事业的医生、护士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伤害，一度令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栗栗危惧。

如果将全国从2000年起至2020年的因“医闹”而造成的伤医、杀医事件做一个数据统计，这一数字恐怕会令人触目惊心。

澎湃网在2019年北京民航总医院女医生被扎伤致死事件后，搜集、整理了2009年至2018年十年内内地媒体报道的伤医事件，共有295起。

在这些事件中，共有362名医护人员受伤，99名医护人员被患者持刀具袭击，24位医生在医患冲突中失去生命。

为什么内地会出现频繁的“医闹”事件？

甚至如果在百度搜索“医闹”词条，已经不仅仅是患者或患者亲属，甚至发展出一些受雇于患者方的以非法牟利为目的的“职业组织”？

有内地专家认为，这归因于两点：

其一，医生和患者这两个群体在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制度设计的总体环境当中，被放置到了容易产生矛盾的关节点上；

其二，医患矛盾缺乏一种独立的、良好的、透明的解决机制。

患者需要的实际上是一种可行性、可负担性，而医疗资源的市场化，整体制度在设计中缺失的监管机制等，让医患双方都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因此，往往在出现医患矛盾的时候，医院层面和患者层面的应对方式都比较消极。

那在香港为什么极少甚至没有听到过“医闹”事件呢？

这或许不得不归功于香港的一套有效的处理医疗事故及医疗服务投诉的机制，这也是香港医疗服务水平能够达到国际水准的其中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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