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智锋2019年11月25日13:24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新闻传播学作为新兴学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七十年岁月里，不断发展，不断拓展，不断创新，走出了一条从弱小到成熟，从初探到系统，从引进到原创，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之路。如今的新闻传播学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学科之林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动态回应新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学术支撑。

一、改革开放之前：以配合意识形态宣传为导向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新闻实践和研究相当程度上以苏联为师，凸显了其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突出功能，追求新闻是“形象的政论”，也即通过新闻实现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正如毛泽东主席把“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看作是“党的工作中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进程来说，本阶段主要以新闻学的发展为主。这一阶段新闻学发展的贡献有：

第一，突出新闻的党性思考。此时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得以初步建构。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领域的工作开展相似，新闻研究同样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对这一阶段我国初步建立的宣传体系、手段和方法，进行了及时的思考和总结。

第二，突出新闻的人民性思考。特别是围绕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研究成果，集中凸显了新闻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原则，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也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由上述两点可见，这一阶段的新闻学研究特别关注新闻的属性和功能等相关问题，对一些功能性称谓和属性研究颇多，如党性、人民性、群众性、教育性等，这些也被后世学人称作新闻“性”学研究。

第三，突出新闻的实践性思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学发展之初，便彰显了其与实践紧密关联的学科和研究特色，研究和思考已经涉及了对新闻报道的要求、新闻言论和文风、新闻界竞争、新闻人培养、向海外新闻通讯社学习等一些重要的实践问题。

二、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开放化的面貌

从整体上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专业化的意识都越来越强，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多点开花，呈现出一定的繁荣之势，对专业独特性、对新闻传播学本体的坚守开始生根发芽。这一过程也同步伴随着新闻传播学教育规模的快速发展。同时，在打开国门之后，新闻传播学界快速将目光投向西方学界，开始与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话和接轨，大量引入如传播学、新闻专业主义等学科、理论、思想。这些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当时新闻传播业界对职业化、专业化的追求，出现了大量名报纸、名栏目、名记者的现象相映成辉。

这一阶段，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闻指导思想和表述，继承、丰富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给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和前进不断指引了方向。

这一阶段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主要贡献有：

第一，规模化发展。改革开放给新闻传播学带来了相当的规模化发展动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新闻传播学快速发展，特别是其教育的规模化增长。改革开放前我国只有少数院校和研究机构开展（或者可以说是持续开展）新闻教育，到80年代开始不少院校开始创办或恢复新闻教育，而到90年代以后新闻传播教育教学点开始猛增。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新闻传播教学点向三位数迈进的增长；此时本科教育蓬勃发展，硕博研究生教育开始起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也同步规模化增长。

第二，专业性提升。这一阶段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从服务意识形态为主导，向学术、教育和学科的专业化方向迈进，并有了摆脱“新闻无学”的意识。

随着新闻传播实践开始了带有本体性色彩的深度探索，与之相对应的新闻传播学术与学科发展进入了专业化的探索阶段。这体现在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如对新闻、新闻学、传播、传播学的基本概念、本质、规律、属性、结构、任务、功能、理念、理论、历史、发展等基本问题有了一定体系化的认识和阐释）、高校教育不断兴起、学术活动不断活跃、思考成果不断涌现、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同时，必须要提及的是，这一阶段传播学的研究开始兴起。特别是以1982年5月美国传播学巨匠施拉姆访问“北上广”的一些高校与科研机构，以及当年11月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第一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为标志和契机，传播学在这一阶段开始在中国生长，并初步繁荣起来。新闻学研究也借助传播学的引入而得到了部分重构，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经相遇便快速结合，如今新闻传播学的约定俗成的称谓也体现出了一定的中国特色。

第三，开放度拓展。这一阶段我们开始翻译、介绍、引入西方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一些介绍性、半介绍半思考性地译介西方理论的著作开始大量出现，信息、传播、受众、效果、服务、竞争、产业、消费等概念、观念、理论和思维开始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熟知。

在打开国门的过程中，中国新闻传播学开始融入世界话语，开始建构面向世界的新闻传播学体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成效。这也是彼时中国社会文化与世界开始对话的一个侧影。

当然，这一阶段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不容忽视。第一，与规模化相对应的是，品质性有待提升。第二，与专业性相对应的是，综合性有待提升。第三，与开放度相对应的是，本土性有待提升。

三、新世纪以来：走向本土化、多样化、前沿化发展的快车道

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传播实践面临着全新的国际语境（如中国成为引领新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全新的传播环境（如媒介融合的基本格局和生态），新闻传播实践需要对内提升凝聚力、对外提升软实力，这些现实问题、本土问题都对新闻传播学的健康、合理的发展提供了挑战和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重大表述中提及：“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相应地，新世纪以来，因应政治社会文化的迫切需求，以及借力于学科自身的积累沉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进入快车道，逐步摆脱“新闻无学”，而走向学科发展的较为成熟的阶段。

这一阶段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主要贡献有：

第一，本土化探索。所谓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就是在不盲目排外的前提下，在学术、教育和学科中，从内容到方式再到品格都注意到立足中国的国情、本土的实际进行探索。本土化意味着在全球化环境中，凸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凸显中国独特的新闻传播学理念、体系和话语表达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此时，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上一阶段师从西方和学科积累的基础之上，逐步意识到政治自觉、文化自觉、学科自觉的重要性。这一阶段里，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都开始注意将西方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和适配，以达到中西合理融通的较为理想的状态，并注重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独创性理论的思考和建构。

第二，多样化探索。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此时呈现出了明显的跨领域、跨学科的趋势。除了新闻学、传播学的学科本体、内核研究外，网络传播、影视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传播、公关传播、危机传播、乡土传播、健康传播、文化传播、艺术传播也逐渐发展起来，其中不少领域已经较为成熟，大大拓展了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边界、视野和可能性。同时，这种多元化还体现在新闻传播学的主体研究之一的媒体研究也在拓展，覆盖媒体内容生产、运营、传播、接受、反馈的全流程。

此时新闻传播学还注意到关注更广阔的与人类命运相关的重大议题，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进行了更广泛联结。新闻传播学无论是内容、方法，还是理念、视角，都呈现出既有人文主义的，也有科学主义的；既有实践性的，也有学理性；既有欧美学派，也有东方学派；既有量化研究，也有质化研究等的格局和生态。

第三，前沿化探索。这一阶段，人类迎来了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的大变局，互联网、新媒体深度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组织方式、生存方式、思考方式和价值方式。新闻传播学作为互联网实践、新媒体发展研究最主要的学科，对人类新生态的研究责无旁贷。

如今，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多数问题，都呈现出与互联网、新媒体的高度关联，在时代性的前沿探索方面，呈现出了繁荣的局面，如传统媒体的媒介融合转型、融媒时代新闻传媒的市场化产业化问题、自媒体时代受众新的行为和心理方式研究，等等。

不过，这一阶段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依然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第一，在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方面尚有不足。第二，在建构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方面，尚有不足。第三，在回应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迫切需求方面尚有不足。

四、未来发展趋势：“双主体”的建构与碰撞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积淀，在未来，无论是从中国特色来看，还是从学科特色来看，中国新闻传播学都面临双重主体的建构：

一是建构“新闻传播学”学术的主体性，这需要基于对新闻传播的多重经验的研究，使新闻传播学与其他领域相比形成自己独立而完整的话语体系；

另一个是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主体性，这也是我们重要而艰难的使命和任务，这个建构要在如“传播学本土化”已有探讨的基础上，持续而有效地推进。

（一）新闻传播学的主体性建构

1. 学术：提升广度

第一，提升领域的涵盖性。在未来新闻传播学要增强对一般性社会进程的解释，增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等多领域中新闻传播学存在的必要性和核心影响力，甚至增强新闻传播学对于整体性文明进程的参与度和贡献度。同时，我们也要善用借助其他学科来提升新闻传播学的认识世界水平、学科发展水平。

第二，提升发展的前瞻性。新闻传播学的发展，需要注意形成前后一贯的历史逻辑、古今通透的历史视野。这一方面固然包括对新闻传播实践和学科史的重新发掘，特别是注意新闻传播实践和学科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提升对当下和未来的相对精准的前瞻、预见、预判能力，特别是因科技引领而出现或即将出现的新闻传播实践以及人类的交往方式、组织方式、生存方式的相应变化，进行动态性、前瞻性探问。

第三，提升社会的服务性。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不仅需要服务新闻传播实践本身、教育本身、研究本身和学科本身，更需要在保持学术研究独立性的基础之上，与更加广阔的社会需求、社会服务相结合，这并不是学术的功利性，而是增强学术、学者、学科对社会文化进程的贡献度，引领社会文化的进步，减少发展中的无谓消耗，降低前进中的负向成本。

第四，提升方法的丰富性。绝对的、单一的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应该很难存活。在优质的新闻传播学术成果中，应该体现出科学/量化与人文/质化方法的有机结合，而不是相互排斥。如果说偏重于人文和质化的研究，不利于对新闻传播事业和学术发展做出理性和客观的研判；那么，过度依赖量化和科学研究，也会导致方向的迷失和独立独特思想的失位。

第五，提升研究的非功利性。所谓“新闻传播无学”的认知，根源就在于一种对新闻传播学重实操、少精神，重工器、少文化，重现实、少灵魂的刻板认知。新闻传播学本身是有精神的、有文化的、有灵魂的，这需要我们的学术、学者、学科在未来既能够在“功利”的实践维度有所追求，更需要时刻培育一种“非功利”的维度的自觉和自省，一种对新闻传播学精神、文化、领域的自觉和自省，提升批判性和对人类本质深刻探问的能力，提升新闻传播学的精神宏阔性。

2.学科：提升深度

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发展，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独立性不断增强，但学科基础依然薄弱，距离具有极高学科纵深性、独立性的理想状态还有相当的距离。

新闻传播学需要进一步明确其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研究理念、研究目标、研究规律、研究逻辑等诸多问题，进一步挖掘独特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进一步建构难以替代的、具有鲜明学科特点的理论框架、理论阐释、理论观点和理论目标，彻底改变“新闻无学”的刻板认知。

3.学生：提升高度

新闻传播学面对的是记录世界、解读世界、沟通世界的大学问，就读于新闻传播学的学生，也应该有一种宏阔的认知视野，兼容的知识结构，以及深邃、超越的“精神高度”。新闻传播学不应该只是培养新闻工匠，不应该暗示学生只要精于实操就万事大吉，不应该只将实务的工器之物置于教育的顶层。

在未来，我们还需要重视未来智能科技对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影响，智能媒体、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带来的全新教育教学手段，不应缺席新闻传播学这样带有典型前沿性的学科教育。

（二）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主体性建构

1.宏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学

所谓“本立而道生”，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首先需要立“本”，首先需要从宏观上明确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精神底色、基本立场、政治方向、学术导向等核心的、关键性问题。

中国特色是我国高等教育鲜明的精神底色，新闻传播学也不例外。彰显中国特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研究内容扎根中国大地，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相向而行。由于我国的新闻事业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新闻传播学建设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作为一门理论性与实用性并重的学科，新闻传播学更应该在实践中为人民服务，为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服务。

上述这些问题是学科发展的“大问题”，只有“大问题”得以解决，后续的其他问题、热点问题、具体问题才能解决。抛开基本立场，只思考一些所谓的热点问题，只提出一些精巧的对策建议，实属“抓小放大”。

2. 中观：中国本土化的新闻传播学贡献

提升中国本土化的新闻传播学的贡献，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需继续加强西方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改造。也即，将西方理论进行结合本国国情实际的本土化的理解、阐释和思考。对于这个问题，前文多次提及，此处不赘述，但也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解决的任重而道远，需要未来几代学人的不断努力。不过，从总体上讲，不断强盛的中国、不断完善的中国社会、不断自信的中国人、不断觉醒的中国学界，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背景和核心推动力。

另一方面，需不断加强中国本土理论的全球化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我们需要思考、发掘、论证、阐释、建构基于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中国国情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这种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需要有中国特色，同时又能填补全球相关理论的空白，甚至能够引领全球新闻传播学的前行。

需要说明一点，当前媒介融合时代，全球学界、学人都“同时”“共同”经历一个全新的数字智能媒体时代，这或许是中国学者和中国理论的全球贡献、全球引领的机会。面对共同的实践之局，谁先深刻理悟它、判断它、总结它，谁先找到新实践、新生态、新格局的本质、规律和逻辑，谁将引领下一轮全球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大势。

当然，重视中国特色，绝不是闭关自守，而是继续保持与世界对话的姿态，融汇中西，不自大也不自卑，不冒进也不保守，不封闭也不做西方学术殖民学徒，以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特殊世界贡献，勇于抵达世界一流的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水平。

3. 微观：对热点紧迫议题的有效回应

2019年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无论是对全媒体的“四全类型”的深刻理解，还是对当前不同媒体“四对关系”的敏锐洞见，都呼唤着新闻传播学在未来的发展，要务之一是要密切关注热点紧迫的实践议题。

作为实践性特征明显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和学科发展，必然需要承担新闻传播“门诊”的功能。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未来发展，更需要对本土的重大新闻传播、传媒发展领域的议题，进行有效回应。

例如，在方向上，为如何增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现实指导力、向心力提供智力支持；在政策上，为引领融媒时代中国传媒转型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在方法上，为我国传统媒体的媒介融合的突围之路提供智力支持；在理念上，为当前网络时代舆论舆情的发挥、回应和引领提供智力支持；在策略上，为如何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进行智力支持；在理论上，为当前民众对全媒体、自媒体使用的自发需求和自发行为进行思考阐释；在文化上，为传媒景观何以成为一种人类近百年来相当耀眼的文化景观进行思考阐释；等等。

总之，回望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我们看到了其发展历程的阶段性、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看到了其不断探索的努力和可贵、可观的成效，我们更期待其在未来能够不断发展、不断攀登、不断完善。

作者简介：胡智锋，1965年生，中国传媒学术领域第一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创始人之一，中国电视美学研究主要奠基人。现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入选中组部首批“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40余项，已出版学术专著《电视传播艺术学》《影视文化论稿》《电视美学大纲》等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

专家推荐意见：基本政治观点是正确的，特别是在第四部分谈到学科未来发展趋势时提出“双主体”建构问题、学科建设三个方面提升问题、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建构主体性的设想，都有一定的创新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