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史书记载，张骞派副使访问安息，安息王派两万骑兵在边界迎候汉朝使臣，礼仪极为隆重。汉朝使臣回国的时候，安息国王又遣派使臣随同汉使来中国。这是两国政府之间第一次正式交往。西汉时期，中国还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来保障西域地区的丝路商贸安全。

到了伊朗的萨珊王朝，也就是公元224～651年，中国和伊朗的友好往来更为频繁。

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波斯派使节到中国北魏王朝进行友好访问达十多次。在唐代，两国的友好往来进入鼎盛时期。当时，中国书籍中称伊朗为“波斯”，这一称谓一直沿用到近代。据中国文献记载，在公元455～521年这66年间，波斯遣派使臣到中国有十次之多。民间往来更为众多。

651年，波斯遭到阿拉伯人的入侵，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耶兹底格德三世，中国书籍称他为“伊嗣俟”，曾派使臣来中国请求支援。642年，在同阿拉伯人的战争中，伊嗣俟兵败，651年被杀。他的儿子卑路斯、孙子泥涅师，先后来到唐朝首都长安请援，他们都获得了唐朝庇护。卑路斯复国未果，客居于长安，唐高宗授之以右威卫将军。卑路斯亡于长安，其子泥涅师承袭波斯王的封号。唐朝甚至一度出兵协助泥涅师复国。

在宋代史书中，阿拉伯帝国(中国史书称“大食国”)时期，伊朗处于“大食诸国”的统治之下。在宋朝晚期，西域一带频发战乱，陆上的丝绸之路几度中断，海上丝绸之路因此兴起。许多波斯穆斯林商人经由海路来到中国广州、扬州和泉州等地经商，有的人还在那里安家落户。在扬州和泉州等地，都还保存着波斯商人留下的石碑。

明朝时期，双方政府互相派遣使节，中国与波斯交流达到新的高峰。中国使者陈城访问波斯后撰写的《使西域记》，成为中伊友好交往史上的珍贵史料。

郑和下西洋，是把两国交流推到高峰的关键性事件。明成祖朱棣和波斯的沙哈鲁王子曾分别派出300人和500人的大型代表团互访。明朝时期，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其中有3次访问了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国(也就是今天伊朗西南部的霍尔木兹甘省)。随行的费信、马欢等所写的旅行记中，对其都有专门的描写。 《明史·西域传》中提到亦思弗罕等伊朗境内小国，当时都与中国互通使节，互赠礼物。

明朝永乐二十一年，有忽鲁谟斯等16国使节1200人来华参加“万国来朝”盛会。永乐皇帝派遣大量使团出使海外，在诏书中明确表达了“共享天平之福”的理念。公元1516年，波斯旅行家阿里·阿克巴尔撰写的《中国纪行》一书，后来成为中伊友好交往的珍贵史料和重要见证。

除了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联系之外，中伊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也十分密切。从汉朝起，珍贵的中国丝绸及其他货物，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西运。而经伊朗输入中国的货物也不少，如宝石、金银器、玻璃器、香料和毛织物等，另有植物被引入，如石榴等。

第二，中伊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频繁。

在历史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长期处于波斯商人的控制之下。“伊朗人是东西方最好的中间人，将希腊的文明传播到中亚和东亚，把中国贵重的物品带到地中海。”

波斯银币是丝路地区一些商贸往来的流通货币，中国境内考古出土了上千枚波斯银币，这说明古代中国与波斯之间的商贸来往非常活跃。在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后，中国和波斯帝国之间的政治交往一度中断，但双方的商贸和民间交往盛极一时。当时，波斯商人云集长安、广州、扬州和泉州。唐代高僧鉴真发现，仅海南的波斯村寨，“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

△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波斯银币

中国史籍称波斯商品为“波斯货”，波斯人在中国南方素有“舶主”之称。波斯商人将中东和东南亚的宝石、药材贩卖至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织品、铁制品、茶叶和香料转运至其他地区。晚唐词人李珣就是波斯后裔，被称为“李波斯”，他撰写的《海药本草》是《本草纲目》的重要参考。

从宋代起，在中伊两国之间，海路贸易占主要地位。中国的出口货物中，瓷器占相当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有考古团队在尸罗夫港、累依和尼沙普尔等地发掘出宋代瓷片，充分证明了宋代瓷器出口贸易的繁荣。

元、明时期，海路贸易更为发达，运到伊朗的中国瓷器为数更多。在德黑兰博物馆中，人们可以看到由阿达比尔转运来的古代中国瓷器。这批瓷器是1612年波斯萨非王朝阿巴斯一世献祭在阿达比尔一座祖庙中的，有的瓷器上还刻有他的题记。这批瓷器原有1100余件，现仍存留805件。博物馆的陈列室中展品以青花瓷为最多，也有影青瓷、龙泉窑、万历五彩等。

第三，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和伊朗两者是文明古国，作为两个庞大的帝国，两国通过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并向沿线国家和地区传播自己的文化，形成广泛的影响。中国和伊朗的文明交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方面。

东汉末年，安息王的太子、佛教高僧安世高，曾携带梵文佛典来到中国长安，并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他还学会了汉语，帮助中国学者翻译佛经，为佛教后来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唐代时期，波斯的拜火教、摩尼教、景教也相继传入中国。

公元7世纪中叶到15世纪末，中国和波斯之间在宗教、文学、艺术、科学和商业领域之间的文明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承受了一些明显的波斯特征。比如许多伊斯兰教仪式和庆典活动，诸如婚礼中的宗教证婚词就是用波斯语说的。还有五次主麻礼拜的名称也都是用波斯语。”“中国许多传统的经堂院校里，波斯语是基本的授课语言。”据统计，大约60%的维吾尔语的词语来自波斯语。

元朝时期，中国和波斯都是庞大的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波斯文明和伊斯兰教对蒙古征服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波斯化，讲波斯语，皈依伊斯兰教。有韩国学者认为，虽然蒙古帝国以军事征服为主，但受到了中国和波斯文化的影响。在元朝时期，中国才开始对伊斯兰世界有了更广泛的了解。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在多层次、多渠道地进行着商业、信息和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是动态的，对彼此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2)地理学方面。

中国在唐代即有杜环所著的《经行记》，作者在书中介绍了在国外10余年的见闻，对当时伊朗的方位地理、风土人情、物产、服饰以及宗教、军事等情况，用简洁扼要的文字作了描述。

在元代，汪大渊曾随商船两次访问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他在《岛夷志略》一书中有专门章节介绍伊朗的主要商埠忽鲁谟斯。此外元代耶律楚材所著《西游录》以及周致中所著《异域志》中，也记述了伊朗当时的地域。

到了明代，此类著作更为众多，例如由陈诚和李遲合著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是他们奉命出使伊朗帖木儿王朝的哈烈城(今赫拉特)的记录，这两部书里对当时伊朗的地理、风俗、人情和制度都有较生动的描述。费信曾四次随郑和到海外，两次访问忽鲁谟斯国，回国后写了《星槎胜览》一书，对忽鲁谟斯国有所介绍。这些著作是研究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理、历史、人文的重要文献。

(3)音乐体育。波斯的乐器被引进中国后，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传统乐器。比如，中国的琵琶来自伊朗的三弦琴，扬琴来自伊朗的桑图尔(santur)。波斯乐器是唐朝贵族享用的奢侈品。体育游戏方面的波罗球艺(即马球)，均是从伊朗传入，并盛行于唐代长安。

(4)语言方面。在丝绸之路历史上，波斯语是贸易的通用语言之一。甚至在蒙古帝国时期，即中国的元朝时期，波斯语也是对外交流的通用语言之一。

元朝时期分为四大汗国。1253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受蒙古大汗蒙哥派遣，率领10多万大军西征，跨过阿姆河入侵波斯。1256年，旭烈兀占领波斯建立了伊尔汗国，(元世祖忽必烈授予其弟“伊尔汗”称号)成为蒙古四大汗国之一。

波斯语是中国元代宫廷中最先正式使用的伊斯兰文化语言。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经指出:波斯语是蒙古人宫廷和罗马教廷通信的交流工具。元朝时期，政府还设立了专门教授波斯语的学校。

波斯处于横跨欧亚大陆贸易路线(丝绸之路)的重要地理位置上，连接东亚和西亚，丝绸之路为两大帝国之间的文化、经济和科学交流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数以千计的波斯人通过这条线路到达中国，波斯和中国的学者、商人、冒险家、旅行家、艺术家、外交使者等就这样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中国和波斯的航海家们航行在波斯湾和中国海之间，这也使得两大帝国的海上贸易逐渐兴盛起来。

有学者总结道: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两个重要的连接点，中国—伊朗之间的各种思想、经济、文化、军事、科技、人员的交流和互动，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贸易范围，形成了世界性的多领域的交流，推动这条丝路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力的超级高速公路”。

“丝路”并非是一条“路”，而是一个穿越了广大沙漠山川的、不断变化且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在这条艰苦的商路上，往来的货物实际上不很大。但它确确实实加强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丝路不仅传播了货物，还传播了思想、技术、美术。

摘编自《新丝路学刊》2021年第1期

本期编辑：朝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