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6日，“后伊核协议时期”的中伊合作研讨会在世界历史所召开。学者们围绕“一带一路”战略与中伊合作、伊朗历史与文化、“伊斯兰国”组织与反恐问题、“后伊核协议时期”的中东格局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一、“一带一路”战略与中伊合作

　　马丽蓉教授分析了中国—伊朗战略合作在人文方面面临的挑战：首先，伊朗“不要东方，不要西方”的战略造成了伊朗与中国“经热文冷，回避宗教”的特定交往模式，影响了双方外交关系的发展。第二，霍梅尼的反西方思想与美国遏制伊朗的政策在客观上使美国成为影响中伊两国民众之间形象互构的阻碍性因素。第三，复杂的中东地缘政治导致中伊关系发展中存在由教派造成的不确定性。最后，也不排除伊朗不能真正执行核协议相关条款，美伊关系重新陷入低谷，使中伊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遭到破坏。她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和伊核协议的签署为中伊战略合作带来巨大机遇。在加强中伊关系过程中，交流平台、具体的交流项目和理念是三个重要方面。人文交流在构建中国和伊朗战略互信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她建议两国尽快建立文化交流平台，加强留学生、智库以及精英之间的交往。企业文化也应该在中伊文化交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陆瑾副研究员以自己在伊朗的亲身体验为例，分析了伊核协议在伊朗引起的反响及其对中伊合作的影响。据她观察，伊朗国内各阶层普遍对伊核协议持支持态度，特别是中产及以上阶层对伊核协议的签署倍感兴奋。伊朗主流媒体对协议做出了肯定和积极的评价。针对伊核协议，伊朗国内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她具体分析了争议的内容及其存在的原因。面对协议签署后蜂拥而至的西方国家人士，伊朗也在思考他们目的和自己的应对策略。她接着阐述了伊朗人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看法，认为伊朗在政府层面上非常支持这个战略构想，但在认知层面上，因不知该如何与这个战略构想进行对接而持谨慎态度。她认为，中国仍然需要加强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宣传力度。伊核协议达成后，伊朗国家高层将会更加重视中国，但伊朗的企业经理们由于有了更多的选择而提高了对中国商品和服务的要求标准。中国在伊朗的企业由此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和更大的挑战。

　　冀开运教授根据自己在伊朗对11家中资企业进行调研的情况，对后制裁时代伊朗中资企业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他认为，国际制裁解禁以后，中伊贸易与经济合作仍然是机遇与危机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伊朗“重振经济”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互相配合、良性互动。但中国在伊朗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会有所下降，中资企业在伊朗经济和外来投资中的地位和重要性都会有所下降。从中长期来看，中资企业和中国商品面临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强。针对以上情况，他在政府层面和中资企业层面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强调要了解合作对象，需要对伊朗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市场调研，在此过程中外交界、企业界、学术界需要互动和联动。中资企业要尊重伊朗的历史文化风俗，深悉有关法律，在当地实施本土化运营战略，同时也要启用中国研究伊朗的学者，鼓励中国研究伊朗的专家与伊朗的专家合作研究。最后，在伊朗的中国企业应采取措施避免同行恶性低价竞争。

　　二、伊朗历史与文化问题

　　殷罡研究员深刻分析了中国伊朗关系的地缘定位和文化定位。他认为，伊核协议签署后，伊朗的国际地位从此改变。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伊朗保留了核技术与核人才。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现世俗化的关键一步。伊朗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新五强。现在的伊朗有人、有钱、有物，已经是坐在核门槛上，实际上可进可退。他从历史入手，分析了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区别。波斯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也是精明的商人，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人与波斯人在西安进行贸易洽谈，并由中亚的粟特人充当完成贸易活动的中间人。波斯人在中国伊斯兰教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明朝开始，阿拉伯语在中国伊斯兰教中的影响超过了波斯语，波斯人在中国的影响降低。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他得出结论：研究国际局势、对现代局势的认识和预判，都必须熟知历史。知道历史才能够判断现在，想象未来。

　　时光教授搜集了丰富的古代波斯文手抄本。他介绍了部分手抄本对中国药用植物“菝葜”的研究，并以波斯文抄本《论中国木》为例，与中国医学古籍进行对比，分析这些波斯文抄本对菝葜药性的介绍。菝葜在波斯文手抄本中被称为“中国木”、“中国根”。这种药用植物最早出现在东汉末年的医学著作中，在成书于北宋的医书中也有介绍。波斯文抄本介绍了菝葜在中国的产地，记录了菝葜传到波斯的两个途径：一是经由传统陆上丝绸之路，从新疆经中亚到达古代伊朗；另一途径是海上丝绸之路，经印度抵达霍尔姆斯，然而到达伊拉克。抄本还记录了菝葜的质量辨别方法、疗效、用法和用量。抄本中提到的具体疗法在中国医书中也有相似记录。但抄本中关于服药后的饮食禁忌与中国古籍中的记录不一致。他最后提出，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医药交流从古代延续至今，希望通过进一步的交流，使中国医药在伊朗的声誉能恢复到以前。

　　吴成副教授评述了霍梅尼的非暴力思想。他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的非暴力思想及其在伊斯兰革命运动中的实施，对伊朗政治制度的成功转型具有一定的作用。霍梅尼在伊斯兰革命过程中，通过非暴力行动实现了伊朗的制度转换，这是在革命过程中临时提出来的主张。它既有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痕迹，也有伊斯兰教塔基亚思想的渊源。在实践中，霍梅尼的非暴力强调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通过不劳作表达对现政权的不满。霍梅尼的非暴力思想为避免伊朗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分裂起到了巨大作用。这种非暴力模式对第三世界政治现代化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自从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第三世界的政治变化多以非暴力的街头政治形式出现，虽然也有通过军事力量掌握政权和实现政权更迭，但这已不是主流。

　　三、“伊斯兰国”组织与反恐问题

　　于卫青教授探讨了“伊斯兰国”组织与中东宗教冲突之间的关系。他概括了“伊斯兰国”组织的性质和特点，分析了“伊斯兰国”对叙利亚、伊拉克宗教以及中东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影响，认为“伊斯兰国”是叙利亚和伊拉克中央政府管控能力不足的产物，类似组织不可能出现在中央政府强大的国家，如土耳其、伊朗等国。“伊斯兰国”作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不可能颠覆二战以来中东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格局，也不可能突破现有国家界限建立新的主权国家。中东地区教派矛盾冲突激烈的根源是认同问题，宗教和教派与民族主义一样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宗教认同（包括教派认同）超越了民族、国家认同。叙利亚和伊拉克这种以世俗民族主义构建起来的国家正在解构，以教派为基础的国家正在建构中，两国都存在分裂的可能性。“伊斯兰国”也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产物。而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权威没有足够响亮的声音，揭批、遏制“伊斯兰国”极端思想的蔓延。

　　傅勇研究员探讨了伊朗在未来中东地区格局重构中的作用。她认为，伊核协议达成后，中东地缘政治进入重要的重构时期。伊核协议的签署与实施，将使美国与伊朗关系开始好转，伊朗回归国际社会，而这是一种建设性地回归。美国的中东政策将变化调整，这有利于美国在中东地区发挥作用。美国将不再单纯依靠以色列和沙特来维持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对伊朗的倚重增大。但是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将面临来自以色列和沙特的公开反对、如何平衡伊朗和沙特对中东地区主导权的争夺等问题。其中关键的一点是美国是否对新的伊朗与沙特关系有所安排，这是伊朗在中东地区发挥作用的大的前提性安排。未来的中东地区重构实际上是伊朗怎么参与地区事务的问题。无论是叙利亚内战的结束还是伊拉克的稳定，都需要伊朗的参与。未来中东格局构建应该给伊朗一席之地。她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中东格局重构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

　　王猛副研究员就“伊斯兰国”组织与中东的“拒绝主义”暴力，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将西亚北非的暴力恐怖活动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以1993年为界，之前主要是单个暴恐活动，基地组织兴起后追求不确定的恐怖效应，而2011年之后兴起的“伊斯兰国”组织则建立了完整的行政体系和独立的财政能力，提供了另外一种地方治理模式。它的“建国”模式及域外战线的开辟，对其它恐怖组织产生了示范效应。他分析了伊斯兰世界“拒绝主义”的根源：阿巴斯王朝之后伊斯兰世界创制大门关闭，将外来影响作为阻碍自身进步的借口，从而出现“拒绝主义”思潮。在“拒绝主义”思潮影响下，伊斯兰世界整体的对外交往能力下降，并导致整个中东高度碎片化，互相不信任。伊斯兰教本身是追求和平的宗教。然而往往是激进派的声音高过沉默的大多数。他以哈马斯、基地组织等为例，探讨了泛滥的“拒绝主义”暴力及其危害，并对“伊斯兰国”兴起的原因和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

　　张金平教授分析了伊朗核问题协议达成对国际社会处置“伊斯兰国”势力的影响。他认为，伊核协议的达成从属于美国对中东局势的把握，符合美国的中东甚至全球战略利益，因而有利于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长远考虑。伊核协议的生效将为处置“伊斯兰国”和相关问题带来一些新的机会：美国可能集中更多的精力来打击、解决“伊斯兰国”及其相关问题；“伊斯兰国”已经将活动范围伸展到沙特，沙特绝不会无视、放纵“伊斯兰国”，但沙特打击“伊斯兰国”的态度取决于美国对沙特的安全保障；以色列不会轻易同“伊斯兰国”等势力直接对阵，但如果美国下了决心，以色列可能会以其他方式参与；伊朗则会更加积极地考虑打击“伊斯兰国”的活动。如何有效完整地解决“伊斯兰国”的力量而避免其碎片化为一系列恐怖袭击组织，是当前国际社会与“伊斯兰国”博弈的一个焦点。

　　四、“后伊核协议时期”的中东格局

　　李冉博士具体分析了围绕中亚里海地区天然气展开的外交博弈及伊朗在其中的处境。里海地区天然气储量丰富。作为环里海国家之一的伊朗，天然气储量仅次于俄罗斯，位居全球第二，但其利用天然气资源的能力还面临着诸多问题。首先伊朗利用天然气资源的能力受到核危机的影响，虽然现在签署了伊核协议，但伊朗要想扩大天然气市场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其次是里海的法律地位问题。里海被认定为湖还是海决定着里海能源的开采模式。伊朗所处地理位置并非里海天然气储量最丰富的地区，因此主张将里海认定为湖，通过协商进行能源开采。但环里海国家还没有对此问题达成共识。第三是大国因素。伊朗实施其天然气外交战略，受到向中亚里海地区扩展的欧盟国家、希望控制里海能源资源的美国等的限制和影响。最后她强调，管道是天然气运输的最主要方式，是天然气地缘政治博弈的载体。关于天然气的外交博弈更多的是依托天然气管道铺设。

　　田文林副研究员从伊核协议入手分析美国的外交战略调整。他认为，美国在伊朗核问题的出现及解决过程中都起着关键作用。伊朗核协议的签署表明美国将外交战略重心从中东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减少在波斯湾的军事部署，加大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力度。美国为自己设定的对手从第三世界的另类国家转为中、俄等新兴国家，其打击的对象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发生了变化。国际权力转移加快，美国战略焦虑感加重是其进行战略调整的原因。中国的快速发展及美俄矛盾的加剧都迫使处于实力下降状态的美国实施有所侧重的战略选择。他以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政策为例，进一步评估了美国的战略调整，用“夹生饭”来形容美国的中东政策，认为伊朗核问题仍没有真正解决，未来伊核问题将会重新把美国拽回中东。美国虽然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可没有想清楚到底谁是对手。美国在实力下降的时候转到亚太，面对同时与两个大国博弈的格局，并没有胜算。

　　陈俊华副教授探讨了伊朗作为大国崛起的特点及其地缘政治环境，认为伊朗崛起面临着中东域内集团的地缘挑战。首先是什叶派集团内部的地缘危机：叙利亚遭受内战的严重冲击，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肆虐，黎巴嫩真主党面临困境。其次是突厥语集团的强势竞争，表现为伊朗和土耳其争夺地区领导权，争夺教派话语权，在民族问题上互相刁难，在意识形态上冲突不断，在边界纠纷上矛盾难解。第三是阿拉伯集团的多方阻碍。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争抢地缘权益，阿联酋与伊朗的争端凸显，巴林对伊朗强大保持高度戒备，埃及与伊朗关系不稳。第四是伊朗与以色列的矛盾。伊朗崛起后，中东地缘政治新格局中出现了突厥语集团、什叶派集团、阿拉伯集团三足鼎立的局面，沙特、土耳其和伊朗是其中主导作用的强国。

　　王南主任记者探讨了伊朗崛起问题。他认为伊朗崛起的目标包括国家经济与综合国力的发展壮大，波斯文明的复兴，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等。作为地区大国伊朗将要谋求世界范围的崛起。作为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伊朗的崛起有利于削弱、平衡美国和西方在中东和世界的霸权，促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升伊斯兰世界的形象，促进世界朝多级化发展。当前伊朗处于最佳发展环境，内部的教俗之争有所变化，鲁哈尼执政后积极改善伊朗外部形象，其东西两面的敌人都受到严重削弱。核问题达成协议后，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会得到缓和。在阿拉伯世界的声望有所提高。中国的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倡议等都将使伊朗获益。但伊朗崛起可能面临一些问题，如其国内是否继续保持稳定、与周边国家关系好坏、核协议能否得到落实、伊朗输出革命、“伊斯兰国”、塔利班可能复兴等。

　　研讨会进行的充实而热烈，每一个问题都激起了学者们的讨论热情，不同观点和看法在短时段内碰撞出更多的思维火花。例如，对于伊朗崛起问题，李春放研究员认为，伊朗是在崛起，但崛起的目标是什么？显而易见，伊朗不太可能恢复到波斯帝国时期的超级大国。陆瑾研究员提出，崛起取决于国力的增长，改革开放是伊朗的必然趋势，鲁哈尼是否能成为伊朗的改革设计师？冀开运教授则认为，西方文化科技制度在伊朗深深扎根，伊朗文化是祆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三合一，伊朗没有闭关锁国的问题，从没有封闭过，一直处于改革开放状态，只是改革开放的力度与程度问题。伊朗实行的是缓慢的、务实的改革，所以鲁哈尼成不了邓小平。

    唐志超研究员指出，关于伊朗崛起问题，普遍认为已经崛起、或正在崛起、或可能崛起等，他认为伊朗还没有崛起，伊核协议后伊朗可能崛起，但还不确定。崛起的标志是综合实力增长。但伊朗综合实力在协议签署后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伊朗的改革开放与中国不一样，其改革牵涉到美国和美伊关系的变化。美国是伊朗崛起最大的障碍，伊核协议的签署没有搬走这个障碍。美国想冻结伊朗核力量的发展，其对伊朗政治的态度还没有根本改变，双方不可能太快有真正的战略合作，美伊关系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另外，伊朗内部不确定性也很大。

　　世界历史研究所伊朗历史与现实研讨小组召集人毕健康研究员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与会学者参与讨论的热情很高，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他还结合自己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伊朗的感受，就相关话题谈了自己的看法：（1）伊朗精英目前正在认真思考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竭力抓住机遇，以促进伊朗经济起飞。与此同时，伊朗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存在模糊之处，与俄罗斯类似，有点担心“一带一路”倡议潜在的地缘政治影响；（2）伊朗的中间阶层是伊核协议的利益关联方。对于抓住伊核协议签署带来的机会，伊朗民众大多有很高的期待；（3）以萨贝基为代表的伊朗部分学者对中国的认知和看法，比中国学者对伊朗的认知与判断，似乎更精准、更深刻。中国与伊朗的相似之处超出想象，但在具体问题和实际交往中，双方的距离和差异也非常大；（4）伊核协议和“一带一路”的契合点是中伊关系发展的契机。他进一步指出，当前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是量变和微调，埃及作为阿拉伯大国的地位不是立即就能消解的。伊朗的相对崛起对中东地缘格局影响有限，而“伊斯兰国”组织势必被遏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不会严重影响中东政治格局。

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

华黎明大使

　　本次会议由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伊朗历史与现实研讨小组承办。小组组长、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全程出席会议，在开幕式上致辞，主持华黎明大使主讲的主题报告会。

　　伊朗历史与现实研讨小组成立于2012年12月，迄今为止已经成功举办四届年会和学术研讨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亚非拉史研究室副主任姚惠娜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