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La Belle/Juliane Bischoff

《伊丽莎白》全剧始终笼罩在末世的阴影之下，剧中充斥着大量有关政治动态与民众舆论的内容，交代君主制的岌岌可危与欧洲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不断，这些内容渲染着不安的气氛，其中有些内容与伊丽莎白紧密相关，有些似乎与她无甚关系，可她都有意或无意地成了不安的社会氛围的推动者。从皇帝为了订婚而暂时搁置克里米亚战争问题，到伊丽莎白为给海因里希·海涅立碑筹款而惹恼反犹组织，这些复杂的政治问题将伊丽莎白裹挟，无论她是否愿意，她都成了帝国巨轮的一部分，直到她死亡。她的家庭的不幸也与她息息相关。伊丽莎白与皇帝的爱情无奈地从“一切难题迎刃而解，只要有你陪伴身旁”，变为“我们相遇于大海上，孤独反而胜似从前”；她与婆婆索菲太后的对立以太后的失败与黯然离世终结；她因思念女儿而坚持带孩子出行，结果使长女小索菲在途中夭折；她唯一的儿子鲁道夫在灵魂上与她最为相像，可她专注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忽视儿子的要求，使鲁道夫在无助和绝望的情绪中自杀。差错与不幸相继而至，追求自由没有给伊丽莎白自己和她的家人带来幸福，而那些认真履行着家族义务的人──皇帝、太后，他们这些人也只能无奈地看着幸福生活的远去与帝国巨轮的下沉。在剧中，宫廷内外，没有一个幸福的人，人们或不满或机械地生活着，都是死神的傀儡。而就连俯视芸芸众生的死神也无法操纵一切，在爱情面前，死神与人类一样无所适从。

这一切都被卢凯尼看在眼里。历史上，卢凯尼是一名经历悲惨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他于1898年在日内瓦刺杀伊丽莎白，于1910年在牢中自缢身亡，他与伊丽莎白并无个人恩怨，刺杀她只是因为她是一个专制贵族。在剧中，卢凯尼却是伊丽莎白一生的叙述者。他既在世内扮演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又在世外讲述着伊丽莎白的故事。他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一切人、事甚至死神加以嘲弄，游离于时空之外，无情地撕破光鲜的表象、剥去生活的意义、预言未来的沉沦。他以百年后的现代眼光审视百年前的人、事，嬉笑怒骂，融合冷酷与悲悯。大幕升起，已经死亡的卢凯尼在百年间仍然一遍遍地接受着冥界的审判，他气愤地为自己辩护，说他刺杀伊丽莎白是因为她想死，伊丽莎白与死神相爱。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他召唤出与伊丽莎白同时代的亡灵，故事由此开始。在全剧结尾，卢凯尼接过死神给他的锥子完成刺杀行动后，又一次吊死了自己，像是又经历了一场轮回。这样的设定，使得卢凯尼获得了叙述者的“合法”地位，他的性格、政治态度与现代的悲观主义世界观实现了完美的统一。他的存在，犹如一个“上帝”饶有兴趣地在描绘“人间喜剧”。这个“上帝”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他的描述，日复一日在篇章的结尾再次体验自己死亡的滋味，他并不在天堂，而是身处地狱。

摄影 La Belle/Juliane Bischoff

有人感到疑惑，为什么这部充满绝望气息的音乐剧能够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原因很多，比如，编剧米歇尔·昆策非常巧妙地为这个悲剧套上了一个符合大众口味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外壳──英俊的死神与美丽的伊丽莎白历经波折终得团圆；比如，大量的讽刺使全剧平添了一层喜剧色彩。然而这些都不能充分解释大量女性观众对该剧的痴迷，她们将伊丽莎白高唱的“我只属于我自己”奉为座右铭，阅读伊丽莎白的传记，反复走进剧场，了解每一位饰演过“伊丽莎白”的演员，成为《伊丽莎白》演出史的“专家”……关键就在于那一句“我只属于我自己”──剧中伊丽莎白的宣言。无论她的生活如何不幸，无论她的行为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她始终保持精神独立状态，从未违背自己的意愿屈从于他人。这是一个生活在19世纪的现代女性，她的诉求与现代女性的诉求无缝对接。虽然剧中的伊丽莎白没有获得幸福，她对自由的追求与疯狂如影随形，她有利己主义倾向，但她在死后依然无悔。她的坚持使个人的光辉冲破暗夜，这个并不那么“高尚”的女人却达到了“悲壮”的境界，令人振奋、令人战栗。

2014年底，这部享誉世界的音乐剧首次来华，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40场。由于德语音乐剧来华的机会较小，此次演出成了在华德语音乐剧迷的“狂欢节”。为此，上海文化广场配套举办了大量活动，并制作了多种多样的纪念品出售。在剧场前厅，看到穿着“Elisabeth”字样T恤的小熊绒毛玩具、印有“Elisabeth”字样的折扇，还有吊坠、印章……之后，进入剧场听卢凯尼唱一曲Kitsch（《庸俗的艺术品》），这种戏里戏外奇妙的呼应令人不禁莞尔。伊丽莎白红遍全球，成为平民百姓眼中、手中的“Kitsch”，这也是她人生错误的一部分吧。在疯人院，伊丽莎白唱道她的人生是骗局和错误，那么，今天，我们将她奉为现代女性的典范，是否也是“一个骗局，一场错误”呢？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5年1月总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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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方伊：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