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可以说是国内有点名气的手机巨头了。那关于背后的任正非的创业故事你知道多少？下面是小编辛苦为大家带来的任正非的励志创业故事优秀9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在中国的企业家中，任正非是最低调神秘的，从未接受过任何媒体的正面采访，从不参加评选、颁奖活动和企业家峰会，甚至连有利于华为品牌形象宣传的活动，他都一律拒绝参加。

他说：“我为什么不见媒体，因为我有自知之明。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因此，我才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并不比优点少，并不是所谓的刻意低调。”他希望华为员工要“安安静静”的，不要到网上辩论，“那是帮公司的倒忙。”

追根溯源，任正非这样做，是“文革”期间，任父受到批斗，导致他入伍后尽管多次立功，却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这让他习惯了不得奖的平静生活。文革结束后，“标兵”“功臣”等荣誉排山倒海向任正非涌来。受过去经历对心理素质的“打磨”，面对这一切，任正非早已淡定。

2011年12月，任正非在华为内部论坛发布了《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篇文章，揭开了一个华为崛起的重大秘密：人人股份制。　　在华为的股份中，任正非只持有不到1%，其他股份都由员工持股会代表员工持有。如果你离职，你的股份该得多少，马上数票子给你。哪怕是几千万元的现金，任正非眼睛也不眨一下。但是你离开公司，就不能再继续持有华为股份。华为股份只给那些现在还在为华为效力的人。这样一种体制的设计，是全球没有的。

任正非透露，设计这个制度受了父母不自私、节俭、忍耐与慈爱的影响。

任正非还创立了华为的CEO轮值制度，每人轮值半年。此举为避免公司成败系于一人，亦避免一朝天子一朝臣。

任正非总是流露出发人深省的危机意识，伴随着华为的高速成长，他开始为“发展太快，赚得太多”感到焦虑。2014年，华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达到460亿美元，利润高达54亿美元。深谙“过冬理论”的任正非，决意把“多余的钱”花到前瞻性领域。2014年，华为卖出了7500万部智能手机，仅次于苹果和三星，还铺设了全球46%的4G网络。任正非保守地抛出2015年的目标：“560亿美元以上的销售收入应该没有问题”。

当被问及华为“成功的秘密”，任正非的答案是：华为没有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学。任正非说，华为没什么背景，没什么依靠，也没什么资源，唯有努力工作才可能获得机会。任正非说，华为只是一棵小草，在把自己脱胎换骨成小树苗的过程中，还需要向西方学习各种管理的东西。

任正非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创始人，2003年任正非荣膺网民评选的“2003年中国IT十大上升人物”。如今国产的华为越做越强，用华为的人也越来越多，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

非极致而不为

任正非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创始人、总裁。众所周知华为已经跻身设世界前500强2018年位已经位于72位，华为并不只是开发智能手机在开始华为其实本来是开发交换机，后来也开发IT、无线电，微电子，通讯，终端路由器等产品。华为现在也正在准备为他们5G网络准备设备。华为未来的前景不可限量。任正非和华为也真正做到非极致而不为。华为现在不仅仅是华为，更代表这中国的华为。

知识的力量

知识分子家庭的背景下让小时候的任正非在那个年代也依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不负众望考上了大学，在大学期间任正非把电子计算机技术 数字技术 自动控制等专业学习完，还自学了三门外语。

大学毕业，任正非也参加了相关专业的工作，但因为工作不顺利，任正非在中年的时候选择集资21000元人民币创立了华为公司。创业初期，华为靠代理香港某公司的工程控交换机获得第一桶金。1922年任正非投入C&C08交换机的研发，研发成功的交换机其价格比外国同类产品低三分之二，华为占领了市场。这个时候华为在任正非的带领下刚刚起步。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2003年，思科正式起诉华为及华为美国分公司，理由是后者对公司的产品进行了仿制，侵犯其知识产权。面对思科的打压，任正非一边在美国聘请律师应诉，一边着手结盟思科在美国的死对头3COM公司。后来，华为和当时已进入衰退期的3COM公司宣布成立合资公司“华为三康”，3COM公司的CEO专程作证华为没有侵犯思科的知识产权。最终，双方达成和解。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华为成立到现在，华为也机智化解了很多问题。

轮流的CEO制度

任正非透露，设计这个制度受了父母不自私、节俭、忍耐与慈爱的影响，华为的人人股份制。任正非还创立了华为的CEO轮值制度，每人轮值半年。此举为避免公司成败系于一人，亦避免一朝天子一朝臣。同时任正非为了积极调动员工的动力，将公司99%的股份给了员工。

中国的华为

华为绝对不输于苹果三星这些外国的手机牌子，在2018年华为遭到了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英国 日本五个国家的一些抵制，甚至是任正非的女儿也遭到非法扣留。但是华为并没有为此而退步。任正非说中国越强大，美国越打击，美国打击的不是华为，而是中国！

任正非也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很高的决策力，还有就是创业最基本的诚信原则，切实的为了员工 为了华为 为了中国着想，不断的创新，才会有了今天的成就！

余胜海/文

2017年9月15日，华为公司在悄无声息迎来创立30周年。1987 年9月15日，43岁的任正非集资2.1万元在深圳创立华为公司，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华为由一个小作坊成长为全球通信技术行业的领导者和世界500强前百强企业，业务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6年销售收入达到5200亿元人民币，其中销售收入65%都来自海外市场，创造了世界企业发展史上的奇迹。

一个43岁的男人，在经营中被骗了200万，被国企南油集团除名，曾求留任遭拒绝，还背负200万债务。老婆又离婚，他一个人带着老爹老娘弟弟妹妹在深圳住棚屋，创立华为公司。没有资本、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没有技术、没有市场经验，看谁都比他强的一个人，成功逆袭，用27年把华为带到世界第一！任正非创办华为30年是如何一步步让华为由弱变强，称霸世界？下面我来讲述一下任正非创立华为的传奇故事！

在贫穷中渡过的童年

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

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于贵州镇宁县一个贫困的小村庄（靠近黄果树瀑布）。

任正非的父母是乡村中学教师，家中还有兄妹6人。从小就经历了战争、贫困、三年自然灾害的磨炼。所以任正非的童年虽然是在贫穷中渡过，却是快乐美好的。

任正非中、小学就读于贵州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县城。因为父母对知识的重视和追求，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任正非的父母仍然坚持让孩子读书。

吃不饱，穿不暖。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穿过一件衬衣，夏天，他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家里几个人合用一条棉被，在地炕里做饭，贫困的景象连后来抄家的“造反派”都目瞪口呆。任正非每天饥肠辘辘无心读书，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

高中那年，一家人穷到得去山上挖野草根煮来充饥。偶然有一个馒头，任正非的母亲也会切成九等份，每个人只有一口，为的是让每个孩子都能活下去。

1963年，任正非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但此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更加捉襟见肘，弟妹的处境也更加艰难。母亲竭尽全力为他了两件衬衣和一条拼接起来的被单，陪伴任正非度过了四年艰苦的大学生活。

任正非学习很刻苦，他在大学里自学自动控制学、逻辑学、哲学和几门外语。

苦难是人生一笔最宝贵的财富。任正非说，“如果没有经历童年的贫苦饥饿以及人生的挫折，就不可能取得有今天的成就。如果不艰苦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华为。”

从军队转业到深圳

遭遇人生第一个“陡坡”

大学毕业后，他又入伍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兵。1983年，国家调整建制，撤销基建工程兵。任正非从部队以团副的身份转业来到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在当时深圳最好的企业之一，南油集团下面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

在这里，任正非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陡坡”。任正非在一笔生意中被人坑了，导致公司200多万货款收不回来。那时，内地城市月平均工资只100多元。在这种情况下，任正非被南油集团“炒鱿鱼”，任正非成为一名失业者。

任正非失去了经济来源，妻子与他离了婚，他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兼顾6个弟弟妹妹的生活，他和父母租住在一小房里，阳台当成了厨房，生活陷入窘境。任正非在一波接一波的波折中，直达人生低谷。

为了省钱，任正非的母亲通常在菜市场收档时，捡一些别人扔掉的菜叶、买来便宜的死鱼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不惑之年开始创业

肩负重压，毅然做出抉择

处于中年危机之中任正非没有时间去感伤，家庭的责任、事业的急迫，令任正非迫不得已，走向了一条下海干实事的道路。

1987年9月15日，43岁的任正非由于生活所迫，找朋友凑了2.1万元在深圳注册成立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为香港康力公司的HAX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商。

任正非将公司起名为“华为”，寓意“中华有为”，并愿为中华的崛起而为之！

就这样，深圳少了一个国企干部，中国多了一个高科技企业的“教父”。

创业初始，任正非的所思所想并没有太多的理想主义，仅仅只是为了糊口、为提高家人生活品质而这是一个扛着压力向前、被逼无奈的创业故事。奋斗。可以说，任正非的创业初期带着些许悲情色彩。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做程控交换机产品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经过几次经历，任正非萌生决心自己干的想法。

华为公司创立之初租用的办公楼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后，任正非凭借深圳特区信息方面的优势，从香港进口产品到内地，以赚取差价——这是最常见的商业模式，对于身处深圳的公司而言，背靠香港就是最大的优势，至于是代理交换机还是代理饲料，对于任正非这样的通信技术的门外汉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从零开始的。

在卖设备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中国电信行业对程控交换机的渴望，同时他也看到整个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把持。当时国内使用的几乎所有的通讯设备都依赖进口。民族企业在其中完全没有立足之地，43岁的任正非，在这个时候突然表现出了他的商业天才，决定自己做研发。

军人出身的任正非似乎天生具有比一般人更加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保卫领土的敏感和决心，而他在那个时候能够认识到“技术是企业的根本”，便从此和“代理商”这个身份告别，踏上了企业家的道路。

在困境中找到希望

倚靠深圳，公司发展迅猛

1991年9月，华为租下了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最初公司员工仅50余人。

当时的华为公司既是生产车间、库房，又是厨房和卧室。十几张床挨着墙边排开，床不够，用泡沫板上加床垫代替。

所有人吃住都在里面，不管是领导还是员工，做得累了就睡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干。这也是创业公司所常见的景象，只不过后来在华为成为了传统，被称为“床垫文化”，直到华为漂洋出海与国外公司直接竞争的时候，华为的员工在欧洲也会打起地铺，外国小伙伴无不惊呆称赞。

为了激励员工，也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在动员大会上，任正非站在五楼会议室的窗外对全体员工说：“这次研发成功，我们都有发展，如果研发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任正非最初的选择充满了悲壮。

华为公司总部办公楼

1991年12月，首批3台BH-03交换机包装发货。当时公司已经没有现金，再不出货，直接面临就是破产。幸运的是，这三台交换机很快回款，公司得以正常运营。

1992年，华为的交换机批量进入市场，当年产值即达到1.2亿元，利润则过千万，而当时华为的员工，还只有100人而已。

这样的成长速度，响应了深圳速度的口号，而这样的盛况只属于那个时代。

华为像一匹来自深圳的狼，扑进了这个正在高歌猛进的行业。

走出国门

与狼共舞争夺“三分天下”

任正非说：“为了活下去，我们必须走出国门，主动进攻，在市场搏击中学习，熟悉市场，赢得市场。我们决不后退、低头，不能被那些实力雄厚的公司打倒”。

1994年，华为推出了C&C08机，刚刚在通信行业立稳脚跟，任正非就发出“10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将占一分。”

当然，对于要“三分天下”的华为来说，不可能将市场局限在农村。事实上，华为从一开始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农村包围城市”就是华为选择的市场战略。

在做好“农村”市场的同时，华为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新产品的开发，希望从技术上迎头赶上跨国企业和国有企业，以便实施“包围城市”的战略。

“农村”市场的成功为华为积累了必要的资本和人脉，让华为有实力和强大的竞争对手在“城市”通信市场打持久战。其次，是华为最擅长的价格战。对于以高利润率为目标的国际巨头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无解的竞争策略。最后，是华为的客户服务。

凭借这种立体式的营销体系，华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本土化优势，先在“农村”布局，随后以低价策略进入“城市”，逐步打破了国际巨头的垄断。

在进军国际市场，华为采用的是务实的“先易后难”的战略。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海外”翻版。

华为“先易后难”的国际化道路具有两层含义：在国内，华为通过先做县城再做城市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创建了企业的国内市场；在国外，华为避免与欧美跨国公司争夺欧美市场，迂回侧翼地把非洲和亚洲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企业国际化的起点。

华为从1996年初开始进军国际市场，一群饥饿的“土狼”从华为总部深圳坂田基地出发，开始向国外迁徙、觅食。其间曲折颇多。

1996年华为在香港完成了第一单海外业务，1999年迎来了国际市场上真正的零突破——在也门和老挝正式中标。

在这个阶段，已经发现华为同国际大公司之间的差距。特别是交货时间和研发周期都比对手时间长。1999年华为的海外业务收入占其总营业额还不到4%。华为以机动策略开辟海外市场，躲过国际巨头的视线，通过提供一应俱全的产品以及难以置信的低价，尽管“屡战屡败”仍执着地坚持“屡败屡战”的国际扩张。

自2000年起，华为开始在海外市场全面拓展，包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市场以及中东、非洲等区域市场。特别是在华人比较集中的泰国市场，华为连续拿下了几个较大的移动智能网订单。此外，在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沙特、南非等，华为也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

在发展中国家的连战告捷，使华为信心倍增。此后，华为开始在关注已久的发达国家市场上开始行动。在西欧市场，从2001年开始，以10GSDH光网络产品进入德国为起点，通过与当地著名代理商合作，华为产品成功进入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发达国家。华为认为最难啃的骨头是北美市场，它既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市场，也是思科等跨国巨头的老巢。华为生产的无线、NGN（下一代网络）数据通信、光网络产品在北美已经实现销售，但进展相对迟缓。

任正非回忆说：“华为刚走出去的那个阶段是很艰苦的，一个人在几个国家来回转悠，但是一直没有单子。第一次中标是在1999年，越南和老挝两国招标是华为在国际市场上第一次真正中标。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华为的重心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在这个阶段，任正非已经在寻找华为同国际大公司之间的差距。其中华为的交货时间和研发周期是最突出的毛病，都比其他公司的时间长。

2009年，华为在全球电信设备市场已超越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仅次于爱立信，成为第二大电信设备商。华为真正实现了全球通信设备市场的“三分天下”。

而到了2013年，华为的销售收入达到395亿美元，其中66%来自海外，华为的销售收入首次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同行业的老大，从追随者变成领导者。

2016年，华为的销售额突破5200亿元，跻身世界500强前百强企业（居世界500强第83位），主设备商中，爱立信以260.044亿美元排名第419位，甩开爱立信300个身位。

或许很多人很难想象，从两间简易房里走出来的华为，已经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全球最大的通讯设备供应商，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厂商和世界百强企业，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一个关于中国制造的奇迹，也是中国科技企业30年发展的一个缩影。

任正非，男，汉族，中共党员，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1944年10月25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祖籍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创始人兼总裁。是有名的企业家。下面是小编收集的任正非的创业故事分享，欢迎阅读，仅供参考。

任正非出生于1944年10月25日，父母是乡村中学教师，中、小学就读于贵州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县城，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74年应征入伍加入承担这项工程建设任务的基建工程兵，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无军衔。1983年复员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工作不顺利，转而在1987年集资21,000元人民币创立华为公司，1988年任华为公司总裁，至今。

创立初期，华为靠代理香港某公司的程控交换机获得了第一桶金。此时，国内在程控交换机技术上基本是空白。任正非敏感地意识到了这项技术的重要性，他将华为的所有资金投入到研制自有技术中。此次孤注一掷没有让任正非失望——华为研制出了C&C08交换机，由于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低2/3,功能与之类似，C&C08交换机的市场前景十分可观。成立之初确立的这个自主研制技术的策略，让华为冒了极大的风险，但也最终奠定了华为适度领先的技术基础，成为华为日后傲视同业的一大资本。

但是，当时，国际电信巨头大部分已经进入中国，盘踞在各个省市多年，华为要与这些拥有雄厚财力、先进技术的百年老店直接交火，未免是以卵击石。最严峻的是，由于国内市场迅速进入恶性竞争阶段，国际电信巨头依仗雄厚财力，也开始大幅降价，妄图将华为等国内新兴电信制造企业扼杀在摇篮里。

为了活下去，任正非自己创办公司。在起初的两年时间，公司主要是代销香港的一种HAX交换机，靠打价格差获利。代销是一种既无风险又能获利的方式，经过两年的艰苦创业，公司财务有了好转。少许好转的财务并没有用来改善生活，而是继续被投进了经营。当时任正非与父母等住在深圳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在阳台上做饭。父母通常在市场收档时去捡菜叶或买死鱼、死虾来维持生活。

穷困是有大作为的人的第一桶金，饥饿感就是一个人不竭的动力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任正非感谢生活给自己的馈赠。他认为：“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在高技术领域活下去更需要超凡的毅力。

他一定听到一种神秘的声音：离开商人唯利是图这个“一般”，要敢想敢做，不流俗、不平庸，做世界一流企业。这是生命充实激越起来的根本途径，他禁得住这种诱惑。

任正非甘愿把自己藏于九地之下。商人们花巨资才可以现身的媒体盛事，企业家们趋之若鹜的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他守拙婉拒。别人的价值在广场上，他的价值在对企业经营的专注上。他是沉默、孤独、果决、不求闻达、坚持到底的人，而具有敢于胜利的大勇，总能对一切胜利者以及对每次胜利的偶然因素做出独立而精辟分析。

一个历经人生冷暖的灵魂，从最低的山谷，走到了人生的正午，避开喧闹，获得一种静观。看事、看人、看物都有了别样的视野。他常常根据企业、市场、大环境的发展，不时抛出凝聚着深刻洞见和教益的美文，说公司、谈战略、话做人。他对中国人素质教育的建言、对“冬天”的忧患，以及对英雄主义的旷野呼喊，既能与一线员工保持共鸣，又能为广大公众所接受，有些思想甚至直接被国家领导人所熟悉和欣赏。

视野即价值。超乎常人的视野，铸造了华为超乎寻常的武器。动态竞争学创始人陈明哲在2007CEO年会上说，“凡是战略，都是专注，凡是执行都是坚持。”任正非对此心有灵犀，专注是华为的一种强大力量。

在《华为基本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

华为固守通讯设备供应这个战略产业，除了一种维持公司运营高压强的需要，还为结成更多战略同盟打下了基础。商业竞争有时很奇怪，为了排除潜在的竞争者，花多大血本都不在乎。在通讯运营这个垄断性行业，你可以在一个区域获得一小部分的收益，可是在更多区域运营商们会关闭你切入的通道。任正非深知人性的弱点，守护着华为长远的战略利益。

1987年，徘徊在深圳街头的任正非没有想到，好运气即将降临到自己和这个国家身上。任正非只占华为1%的股份，段永基曾经担心有一天他会不会因此而被人赶下台，而任正非的回答是，如果这一天到来了，说明华为成熟了。

1987年，徘徊在深圳街头的任正非没有想到，好运气即将降临到自己和这个国家身上。

一

改革开放已近10年，全国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就在那一年，中国政府的经济建设目标变得十分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目标，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目标，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第三步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这是一个很振奋人心的计划，但是似乎和任正非还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一年他43岁，从部队以团副的身份转业，来到成为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在这里，先他而来的妻子成为南油集团的高管，却最终结束了两人的婚姻关系。任正非自己还只是南油集团下属的一个电子公司的经理，对于已过不惑之年的任正非而言，接下来的人生似乎只有可以想见的平淡无波。然而和所有始于那个年代的创业故事一样，机会从天而降，任正非的人生道路从此走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而他也以自己的方式给1987这个本来相对平淡的年份，加上了一点重量。

故事的开始方式很深圳。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一个做程控交换机产品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任正非以2.4万元资本注册了深圳华为公司，成为香港康力公司的HAX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凭借特区一些信息方面的优势，从香港进口产品到内地，以赚取差价——这是最常见的商业模式，对于身处深圳的公司而言，背靠香港就是最大的优势，至于是代理交换机还是代理饲料，都是一样的。更何况任正非本人也是通信技术的门外汉，他的爷爷是一个做火腿的，父母是普通教师，他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专业是暖供，十几年的军旅生涯可能使他成为中国比较早用上电话的人，却远不足以令他对这个产业有深入了解。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天上掉下一块东西，人们觉得只要是馅饼就已经喜出望外了，实际上天上掉下的是块金子。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熊秉群先生在总结中国电信产业30年历程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的电信产业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这个阶段里各个企业以购买国外的设备或者是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进行发展。正是有了这些合资企业，才使国内的制造企业数量有了一定的增加。第二个阶段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最主要的就是在程控交换机方面的突破。“虽然程控交换机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当时的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通过六五计划、七五计划研发出了中小容量的程控交换机，但是当时这样的一些成果，要转化为产业，特别是成为商用化的设备，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第三阶段，就是进入21世纪的通信产业突飞猛进发展的10年。

43岁拉起旗帜单干的任正非，在这个时候突然表现出了他的商业天才。在卖设备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中国电信对程控交换机的渴望，同时他也看到整个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把持。当时国内使用的几乎所有的通讯设备都依赖进口，也就是“七国八制”，即美国AT&T、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法国阿尔卡特，以及日本NEC和富士通。民族企业在其中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任正非决定要自己开始做研发。

二

任正非后来解释自己早期的这一次转型的原因的时候说：“外国人到中国是为赚钱来的，他们不会把核心技术教给中国人，而指望我们引进、引进、再引进，企业始终也没能独立。以市场换技术，市场丢光了，却没有哪样技术被真正掌握了。而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其实就是技术。”军人出身的任正非似乎天生具有比一般人更加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保卫领土的敏感和决心，而他在那个时候能够认识到“技术是企业的根本”，便从此和“代理商”这个身份告别，踏上了企业家的道路。

1991年9月，华为租下了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最初有50多人，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这里既是生产车间、库房，又是厨房和卧室。十几张床挨着墙边排开，床不够，用泡沫板上加床垫代替。所有人吃住都在里面，不管是领导还是员工，做得累了就睡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干。这是创业公司所常见的景象，只不过后来在华为成为了传统，被称为“床垫文化”，直到华为漂洋出海与国外公司直接竞争的时候，华为的员工在欧洲也打起地铺，令外国企业叹为观止。12 月，首批3台BH-03交换机包装发货。事后员工获悉，公司已经没有现金，再不出货，即面临破产。可是到1992年，华为的交换机批量进入市场，当年产值即达到1.2亿元，利润则过千万，而当时华为的员工，还只有100人而已。这样的成长速度，是属于那个时代的。

从此，华为像一匹来自深圳的狼，扑进了这个正在高歌猛进的行业。事实上，最初抓住交换机机遇的不仅仅是华为，当时通信制造领域势头最好的四家企业，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深圳华为被并称为“巨大中华”。1998年，华为销售收入89亿元，规模最小的大唐也达到了9亿元。这其中除了华为之外，其他三家全部都是国有企业。

华为能够在跨国企业和国有企业之中异军突起，有人说华为靠的是客户关系和价格优势。有趣的是，1994年任正非在内部讲话中曾经提到，“在当前产品良莠不分的情况下，我们承受了较大的价格压力，但我们真诚为用户服务的心一定会感动上帝，一定会让上帝理解物有所值，逐步地缓解我们的困难。”所以，如果当时让任正非来总结华为能够突围的原因，他一定会说是因为华为身上的狼性文化——敏锐的嗅觉、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群体奋斗。

这一说法在华为内部员工之间的认同度也很高。事实上这三点是狼在厮杀中成功的特性，转用到企业的竞争中，的确形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华为在初创时期的成功和发展。然而狼性文化的另一方面，却是咄咄逼人不择手段，这些在初创时期能够被看作是激情和生机的粗糙的东西，等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凸显成为不和谐的声音。2000年以后，任正非就很少提狼性这个词。在此之前，他做了两件事，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到，当华为站到“巨大中华”的首位的时候，任正非想的就不仅仅是企业的生存和赚钱问题了，他心里的规划开始变得宏大。为此他不惜亲自动手磨砺自己曾经挚爱的“狼性”。

三

任正非首先定下的是国际化策略。在国内市场依靠“从农村包围城市”的传统军事战略而站稳脚跟之后，任正非却很快认识到，将来不会有仅仅依靠区域市场生存的电信设备商，所有的电信设备商都必须是国际标准化的。从1996年，华为就开始了国际化布局。起初，这是一个无异于痴人说梦的计划，民族通信企业华为拥有什么优势？资金、品牌还是技术？在国内市场还没有能够抢下一线城市的山头，如何去敌人的势力范围抢饭碗？任正非说这是出于一种军人天生对于危险的警惕和危机意识，让他做出了这个决定。他也知道在那个时候，华为在国际市场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nobody(无名小卒)，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而从艰难生活走过来的任正非，在这件事情上愿意大手笔地投入。从1996年到2000年，华为以疯狂参加国际电信展的方式来给自己制造品牌和知名度。它还推出“东方丝绸之路”、“东方快车”等品牌计划让国际客户来熟悉陌生的华为。

另一件事，是1997年任正非参观美国IBM之后，意识到华为与国际一流企业在管理上的差距，决定要向IBM学习。他的学习不是挂在嘴上或者买几本《大象为什么会跳舞》这么简单。1998年，华为与IBM合作项目“IT策略与规划”正式启动，内容是规划和设计华为未来3-5年需要开展的业务流程和所需的IT支持系统，包括集成产品开发、集成供应链、IT系统重整和财务四统一等八个项目。为此，仅顾问费一项，华为的投入每年就在5000万美元，再加上其他费用，据统计华为为了业务流程变革所付出的代价，高达10亿元。

但是，这成为了华为后来在国际化道路上能够走得顺利的基础。《华为的世界》一书中提到，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高瑞彬曾经判断华为依靠小米加步枪的竞争优势不可能维持下去。让华为人自己津津乐道的快速反应——哪里出问题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想办法解决的情况，在跨国公司看来却是企业管理和制造不规范的体现。“改来改去，各地的版本差异越来越大，将来设备升级的时候可能一团糟。现在华为反应迅速是因为接触面小，将来在全球市场发展，现在的这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机制，还能保证华为同样反应迅速吗？”

任正非以高昂的学费请入IBM，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企业发展势头极好，一切看起来正昂首阔步走在正轨上的时候，让一群穿着背心短裤和片儿鞋跑得飞快的土狼们穿上西装革履迈起整齐划一的步子，是一件让人憋气的事。任正非强大的个人意志力在这件事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几乎是用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命令方式将集成化流程变革强推下去。到现在，华为对这一次变革的评价是，因为有了集成产品开发和集成供应链，华为才能够与世界顶级的电信运营商以同一种语言进行沟通。

做了品牌国际化和管理国际化两手准备之后，华为的国际化扩张道路才算真正进入跑道，而这一起跑，就是加速度的。到2008年，华为取得了233亿美元的合同销售额，其中海外销售占比达75%，与此同时，华为2008年全年纳税总额高达120亿元。2004-2008年，华为合同销售额从56亿美元快速上升至233亿美元，海外销售占比从43%上升至75%，年均增速高于40%。1994年，站在国境之南的任正非说了一句志怀高远的话，他说：“将来电信设备市场将会三分天下，西门子、阿尔卡特和华为。”他没有说将来有多远，不过到2009年，华为在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和阿尔卡特-朗讯之后，名列世界第四大电信设备制造商。而曾经创造辉煌业绩的北电已经申请破产保护，摩托罗拉也岌岌可危，市场份额下滑到只有4%。

四

华为在任正非每隔三五年就阶段性地宣布冬天到来的警示中，频频取得接近50%的业绩增长，并把2009年的销售目标，定在了300亿美元。对于华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从成立第一天开始，它就紧守着这个在中国具有高度成长性的行业，从未离开。随着3G的启动，可以想象这个市场还将继续延续它的繁荣。或许更值得庆幸的是，企业创始人任正非一直像一个军人一样，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对市场的敏锐。尽管他脾气暴躁，对企业进行一种高压式的军事化管理；尽管他个性低调，从内部流传出来的讲话充满了属于上一个时代的军事术语；尽管他被人指责所谓的国际化管理只是深圳总部一小撮人的事，一线员工仍然似饿狼一般，频频以地狱式报价来扰乱市场……是的，任正非是一个充满缺点的企业家，低调平添他的神秘，不爱出镜不妨碍他成为被提及概率最高的企业家。华为或许也是一个充满缺点的企业，因为狼性而树敌众多，因为任正非说自己不是上市公司只需要对政府负责而使得公众对这家企业充满了种种揣测和猜疑。

充满矛盾的企业和企业家，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道路上必不可少的元素，或许矛盾的不是他们，而是这块让他们生长的土地。任正非只占华为1%的股份，段永基曾经担心有一天他会不会因此而被人赶下台，而任正非的回答是，如果这一天到来了，说明华为成熟了。

中国企业界的几个神秘大佬，长虹的倪润峰像个老兵一样黯然隐去，伊利的郑俊怀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销声匿迹，只有任正非还在前台，在四射的狼性中延续着他的神秘。

我在读周君藏《任正非这个人》的时候，突然惊觉，也许我们对于任正非的观测因过于遥远以致模糊。这位昔日的《华为人报》主编相信，任正非身上充溢着一种智慧之光，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我对这种“高大全”型的完美企业家总是充满了怀疑。我知道他们是“果壳中的人”，是“单向度的人”：一个被企业裹挟着的企业家无法展示其柔弱的一面。

“单向度”的任正非军人出身，也很喜欢军事化。

之前我曾陪托德。汉肖（西点军校行为科学和领导力系主任）到华为去做领导力培训，任正非召集了整个华为的200多位高管听课。托德以《拯救大兵瑞恩》中的片段做了一个课件，在一项测试中，所有人都提供了他所期待的答案，只有任正非不但没有给出“正确答案”，还高声反驳这位美国大兵，尽管他相信托德。汉肖有自己坚定的信仰。

在中国企业界，在任正非所从事的这个行当，人们总喜欢把他和中兴通讯的侯为贵对照，说侯为贵是“以和为贵”，任正非是“是非不分”。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探究他们的泾渭分明的差异。

侯为贵则平坦许多：上学时是尖子生，毕业后教了两年书，后来进入691厂，从技术工人到车间主任，再到技术科长，始终是厂里技术水平最高的专家，而且一干就是一二十年，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

背景的不同，使二人在企业中表现出了个性完全不同的管理风格：侯为贵更稳健，很少过激；而任正非则狼性十足，不循常规而富有攻击性。有人甚至这样形容他们两个人：侯为贵是“以和为贵”，而任正非是“是非不分”。（名言 ）有媒体称任为“偏执狂”，而侯则是“温和的机会主义者”。

任的这些特质不仅展现在华为内部，也展现在他的待人处事上。

周君藏说：“有一年，任正非去南昌办事处出差，办事处特意安排在他下榻的宾馆，在门口隆重地打上热烈欢迎的横幅。任到了一见，看都不看一眼办事处主任，就不住了。”

任正非和鲁冠球、楼忠福这些亿万富豪一样，也有各自烦恼事。鲁冠球的是儿子鲁伟鼎如何树威于老臣，子承父业；楼忠福的是如何平衡几个孩子的关系，选出最具禀赋的一人，继承自己创建的“广厦帝国”。任正非不同，他需要清理掉那些可能对其儿女掌握权威产生阻碍的一切功臣，杯酒释兵权也好，蒸鹅杀徐达也好，只要有效，就会有行动。所以半年前盛传任正非10亿礼送孙亚芳“出境”，要为其子任平即位铺路。尽管后来这条消息被华为解释为一则谣言，一种谎言，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还是相信，这是迟早要发生的“华为大变局”。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三十年来发生了太多匪夷所思的变化，但任正非始终是弄潮儿向潮头立。在一个“成败论英雄”的时代里，他非但是英雄，领袖，还是一个神秘人。但我知道，包裹在华为中的那个不是真正的任正非，总有一天光环隐去，他还原成一个一般的小老头儿的时候，人们会看到他的真容。

华为实行员工持股制度，任正非的股权与其他核心管理人员的股权相差无几。正是这样的股权制度，华为的员工能够倾尽全力推动华为进步。

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如此说：“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

据一位跟随任正非多年的老员工介绍，任正非喜欢学习《毛泽东选集》。此处用毛泽东的一句诗来印证任正非的成功之道：“人间正道是沧桑”。任正非领导下的华为走得正是人间正道。

著名财经作家、《华为真相》作者程东升如此评价任正非：大凡真正的大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个思想家，对企业的宏观战略有清晰的认识，以自己独特的思想认识、影响和指导企业的发展。华为之所以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标杆，不仅仅因为它用10年时间将资产扩张了1000倍，不仅仅因为它在技术上从模仿到跟进又到领先，而是因为华为独特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的背后则是总裁任正非穿透企业纷繁复杂表象的深邃的思想力。

思想是深刻的，华为也从来没有流于表面。华为在拓展海外市场时曾经遭遇同行的误解，他们认为通信行业的人才都应该有一定的年龄，而华为的员工多是年轻人，他们不相信年轻人可以真正理解通信。但是最终华为的技术实力得到同行的认可。华为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华为的员工能够刻苦学习、刻苦攻关，并且勇于创新。华为没有“花架子”，他们相信实实在在的成果。

这自然得益于任正非的人才观念。华为每年从中国的多所知名大学里招聘大量的技术人才，给这些毕业生提供优厚的工资待遇，但同时也严格要求他们的工作成果。华为员工的勤奋是出名的，他们在办公室摆上床垫，用短暂的休息来获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工作效率。

任正非对研发的重视也显示出他的远见。他曾经将华为的“第一桶金”——8000万元投入大型程控交换机的研发上，华为从代理转向自主生产，研发成功之后，华为的市场占有率迅猛上升，奠定了傲视同行的基础。

对于研发，任正非曾言：“对核心技术的掌握能力就是华为的生命。华为的目标是，把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去赢得超过10%的制造业利润率，逐渐取得技术的领先和利润空间的扩大。”

对企业文化的重视也体现出任正非的思想力。他有一句名言：“世界上一切资源都可能枯竭，只有一种资源可以生生不息，那就是文化”。他将自己从现实生活中悟出的哲理带入华为的企业文化之中，他对员工说：“只有有牺牲精神的人，才有可能最终成长为将军；只有长期坚持自我批判的人，才会有广阔的胸怀。”

任正非坚持自我批判，从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自己是清醒的，他也要求所有的华为员工对华为的未来保持清醒。正是任正非“对成功视而不见”，成功才能始终伴随华为。

《华为的冬天》

这是一篇在IT业界流传的文章，许多公司的老总都向下属推荐阅读，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就是该文的积极推荐者。有人认为这是任正非为IT业敲响的警钟，也有人说任正非是“作秀”，还有人猜测是华为在为人事变动制造舆论。由于华为的老总任正非很少和媒体打交道，因此我们无从知晓这篇文章的真实背景，但是，在华为2000财年销售额达220亿元，利润以29亿元人民币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的时候，任正非大谈危机和失败，确实发人深省。

《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一个企业怎样才能长治久安，这是古往今来最大的问题。华为的旗帜还能打多久？华为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主要研究了推动华为前进的主要动力是什么，怎么使这些动力能长期稳定运行，而又不断自我优化。大家越来越明白，促使核动力、油动力、煤动力、电动力、沼气动力。一同努力的源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这些核心价值观要被接班人所确认，同时接班人要有自我批判能力。接班人是用核心价值观约束、塑造出来的，这样才能使企业长治久安。接班人是广义的，不是高层领导下台就产生个接班人，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过程，每件事、每个岗位、每条流程都有这种交替行为，是改进、改良、不断优化的行为。我们要使各个岗位都有接班人，接班人都要承认这个核心价值观。

《我的父亲母亲》

亿万富翁的父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华为老板任正非的这篇文章把我们带回那个苦难的年代，给我们呈现两代人经受艰难生活煎熬的历史图景。难怪明基的管理层把这篇文章列为员工必读之文，文中的很多感情要素让我们感动。

《北国之春》

这是华为首席执行官任正非在出访和考察日本回国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不仅华为内部员工熟读于心，而且也让众多的企业家、专家学者和大学生们奉为经典，即便是今日今时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狼狈组织计划

华为的每个部门都要有“狼狈组织计划”，既要有进攻性的狼，又要有精于算计的狈。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得通过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才能有机会。

企业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企业要扩张，必须有这三要素。

压强原则

(压强原则)在成功的关键因素和选定的战略生长点上，以超过主要竞争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要么不做，要做，就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重点突破。

只有企业的员工真正认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分权才有了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权力分下去就会乱。让有个人成就欲望者成为英雄，让有社会责任者(指员工对组织目标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成为领袖。基层不能没有英雄，没有英雄就没有动力。

管理层要淡化英雄色彩，实现职业化的流程管理。即使需要一个人去接受鲜花，他也仅仅是代表，而不是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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