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南安普敦市东郊梨树坪教堂立起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  

    “为了纪念理查德·帕克，17岁，因‘木犀草’号游船失事，在热带舢舨上经历19天可怕灾难后，死于1884年7月25日。

    他虽杀我，我仍信他。——《约伯记》

    主啊，不要将此罪归于他们。——《使徒行传》”

    理查德·帕克的墓志铭，包涵着法学院学生熟读的一个案例：

    1884年5月19日，“木犀草”号游船从南安普敦启程，船上有达德利船长、史蒂芬斯、布鲁克斯，以及年仅17岁、无航海经验的理查德·帕克。

    7月5日，在行驶到好望角西北约2600公里处时，海浪突然冲垮防浪挡板，“木犀草”号很快沉没，船员逃上了唯一一艘救生艇。

    巨大的海浪，凶狠的鲨鱼，食物与淡水的短缺，连续挑战船员的生存极限。7月20日，帕克开始生病，史蒂芬斯也感到不适。

    7月23日，帕克昏迷。在死亡的威胁下，达德利说，抽签决定以某个人的死换取其他人的生存，才是明智的选择。布鲁克斯表示拒绝。

    7月25日，仍看不到获救的机会，史蒂芬斯按住帕克双腿，达德利在祷告后用折刀杀死了帕克。布鲁克斯事后声称，他既没有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而达德利坚持认为，布鲁克斯当时表示赞同。

    剩下的三个人以帕克的尸体为食，还找到了淡水。7月29日，幸存者获救。

    9月6日，达德利、史蒂芬斯和布鲁克斯被送往英国康沃尔郡的法尔茅斯市。入关时，达德利和史蒂芬斯提供了证词。他们很坦诚，相信会受海事惯例的保护。

    海关官员以“公海谋杀”之名向法尔茅斯市市长利迪科特申请并得到了逮捕令。内政部长哈考特在收到案卷材料后，立刻与总检察长詹姆斯及副检察长赫舍尔进行磋商，决定提起控告。

    本案控告的困难在于证人只可能来自三名被告，沉默权会妨碍任何正式的诉讼程序；而供词只适用于供述者本人，不能及于共同被告，或许还不足以证明有罪。

    9月18日，控方要求撤销对布鲁克斯的指控，以使其成为本案证人。治安官表示同意。在康沃尔郡与德文郡的冬季巡回审判中，开始了对达德利和史蒂芬斯的审判。

    11月3日，赫德尔斯顿爵士在埃克塞特市主持对达德利和史蒂芬斯的审判，达德利和史蒂芬斯申辩无罪。控方反对将危急状态作为辩护理由，但没有隐瞒当时救生艇上的生存环境，并最终建议宽赦被告。

    赫德尔斯顿希望通过确保判决被告有罪，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将危急状态作为辩护理由的法律问题。他指令陪审团提交一份特别裁定，仅陈述他们发现的案件事实，无需提出任何其他意见。法律问题，则由法官组成的合议庭认定。

    尽管辩方在总结陈述中强调了危急状态，赫德尔斯顿却提出一份提前拟定的特别裁定，一面阅读，一面要求陪审团表示同意。

    法庭一片沉默。结果，以陪审团的名义裁定，“无论是否基于整体考虑，那些囚犯过去构成并且现在也构成谋杀罪，陪审团对此一无所知，求助于法庭。”

    12月4日，王室法院分庭在首席大法官科尔里奇爵士的主持下开庭。控方提出，任何普通法上的权威都无法支持下述观点，即危急状态可以成为对谋杀指控的辩护理由。辩方则通过援引先例，提出诸多支持危急状态辩护理由的主张。

    经退庭商议后，科尔里奇代表法庭宣布，“我们（法官）全体一致的意见是，应当认定（被告）有罪。但会以书面方式记录我们（判决）的理由，并在下周六予以公布”。

    12月9日，经过法律技术方面的讨论后，合议庭发现，无论是基于法律先例，还是基于伦理与道德，在普通法上根本没有任何针对谋杀指控所涉及的危急状态的辩护理由。法庭依法判处达德利和史蒂芬斯死刑，但建议予以宽赦。

    最终，女王将刑期减至6个月监禁。后来，达德利移居澳大利亚，但始终认为对他的有罪判决是不正当的。

    “女王诉达德利和史蒂芬斯案”，这是一起影响深远的刑事案件。它涉及在一场海难后为求生而食人的行为能否依据海事惯例进行辩护，并最终确立了一个普通法的先例——危急状态无法构成对谋杀指控的合理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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