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通典》所载西洱河风土，亦见《唐会要》卷九九及《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九，乃摘录《通典》之文。而《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所载，有两段共八十一字为《通典》所无，其余则与《通典》同而省略，知《新唐书》所载非出自《通典》，而与《通典》同据一种资料，此种资料流传至宋编撰《新唐书》时采之。《资治通鉴》作者亦见此项资料，故所记不尽与《通典》、《新唐书》同。虽不知《通典》、《新唐书》、《资治通鉴》所根据者为何书，其为贞观末年之记载则可确定。所得三百五十多字的西洱河风土记及有关政治、军事的记载，是公元七世纪中叶洱海地区的重要史料。根据这些史料进行分析研究，对于南诏统一洱海地区以前的白蛮社会情况可以得到比较多的了解。自此以后八十多年，洱海地区造成统一，白蛮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对于研究洱海地区的民族分布以及白族形成问题至关重要。目前研究南诏史，对这项史料还没有足够的重视。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不是偶然的，在此以前的历史不可忽略。向达的《唐代记载南诏诸书考略》说：“唐与云南关系，高宗时始见记载。”盖以永徽三年（公元六五二年）赵孝祖征白水蛮及大、小勃弄为有关云南之最先记录，而贞观末年的这项重要史料被否定，又在贞观以前，高祖即位（公元六一八年），以爨宏达为昆州刺史。是年，置南宁州。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嶲州治中吉宏韦使南宁州至昆弥国，是年置姚州。这些史料也不能置之不论。所以向氏的《蛮书校注》附录汉、唐间云南大事年表，从武德元年至唐高宗以前，列举了九条唐与云南关系的史料，已修改了他在先提出的意见。《通典》和《新唐书》所载洱海白蛮风土记，是南诏统一洱海地区以前的重要史料。这项史料要从具体时间来研究，不能与以后的史料杂糅起来。

（2）樊绰《云南志》，《聚珍版丛书》题作《蛮书》。此书的名称多，向达《蛮书校注》序言中已有说。他提到我写的《滇南旧事·论樊绰》，这是在一九三五年发表在《云南旅平学会会刊》上的一篇文章。我主张书名应称《云南志》，在一九五七年写的《云南史料目录解题》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仍然认为称《云南志》是比较合适的。按：《新唐书·艺文志》题作《蛮书》，但《宋史·艺文志》作《云南志》。宋以来的著作如《玉海》卷十六引《中兴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元李京《云南志略序》，明程本立《云南西行记》，都见过原书，皆称《云南志》。政和《证类本草》卷十六引《图经本草》作《云南记》，《永乐大典》收此书，题《云南史记》。四库馆从《永乐大典》辑出，改题《蛮书》，说：“从其溯也。”但樊绰录成十卷，不题书名，至于书中附录有“为《蛮志》一十卷事”云云，那是任夔州都督后访问“蛮、夷、巴、夏四邑根源”录了十事，“卷”字为衍文，非樊绰自题其书为《蛮志》。由于他不题书名，后人以意称之，所见有《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蛮书》、《南蛮志》、《南夷记》诸名。从樊绰的记载观之，称地方为云南，称民族为蛮，他的十卷标题称云南者有三，而且这是一部地方志书，题作《云南志》是适当的，所以宋以后称为《云南志》。至于称《蛮书》，那是诬蔑之词，四库馆辑本改名，我不顺从馆臣的窜改，主张恢复《云南志》旧名。近年征引此书都称《云南志》。去年五月在成都，有一位文史馆的老先生对我说，看见《蛮书》的名称非常讨厌，现在四川有许多侮辱少数民族的地名都改了，书名也可以改。我主张称《云南志》不仅是这样的意见，而且有确凿的证据。《四库》馆臣辑《旧五代史》，把虏、狄、胡、戎一类的字都改掉，陈先生《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为何要把《云南史记》改为《蛮书》呢？又为何要仍循《四库》之旧呢？都不能为定论。

樊绰《云南志》十卷，还有附录，所载南诏社会经济、文化的史料最丰富。资料来源的年代问题也要考究，据樊绰自述：“臣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已录蛮界程途及山川城镇、六诏始末、诸种名数，风俗条教，土宜物产，六赕名号，连接诸蕃，共纂录成十卷，于安南郡州江口，附襄州节度押衙张守忠进献。”所谓“去年”即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年）。樊绰以咸通三年二月至安南，四年二月事败离安南，恰有一年时期，作书就在此时。马长寿说：“樊绰在交州作官多年，有些云南城镇他亲自去过。”但从樊绰《云南志》及其他记录，考不出他到过云南城镇，而只在交趾活动。书中有记载，他在这一年亲身经历的事数量不多，并且所记亲见亲闻之事，大都是每一件事的附记，显知绝大部分材料，是根据已有的记录编纂成书的。究竟主要出自什么书呢？樊绰《云南志》的年代记录，以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有十七次为最多。尤可注意者，卷三载南诏世系事迹，止于贞元十年，异牟寻与崔佐时盟于点苍山。在异牟寻后袭职者，有寻阁劝、劝龙晟、劝利、丰祐而至世隆。樊绰作书在世隆时期，其间有七十年事迹缺而不书。在卷四记袁滋册封异牟寻后，有“牟寻男阁劝已后继为王”之语，乃据传闻录之，且不记阁劝之立在何年，可能此语非樊绰得自传闻，而是所据之书已录之。至于贞元以后的年代记载，卷七记土产丝织品后有“俗不解织绫罗，自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年），蛮贼寇西川，虏掠巧儿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织绫罗也”数语，为樊绰得诸传闻附记之。又卷十记弥诺国后有“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曾破其国，劫金银，掳其族三二干人，配丽水淘金。”又在骠国后有“蛮贼太和六年劫掠骠国，虏其众三千余人，隶配柘东，令之自给，今子孙亦食鱼虫之类，是其种末也”。此数语亦得之传闻附记之。所以两处都说“今”，记当时的情况。其余记大中八年（公元八五四年），李琢残暴，致李由独降南诏事有三处，卷一及卷四亦为传闻所得，附记于路程及族类之后。樊绰《云南志》所记之年代如此，显知所载史料大都录自前人著作，附记传闻所得及亲身经历而已。

究竟樊绰所根据的是什么书呢？卷五在六赕标题下注文有“韦齐休《云南行记》有十赕”之语，疑此为后人校记，非樊绰原文，因无十赕的记载。又卷一从嶲州至阳苴咩路程，在清溪铺八十里渡绳桥注引《云南行记》云“渠桑驿”，亦后人校记之文。由此可知，樊绰《云南志》不用《云南行记》、《太平御览》引韦齐休《云南行记》或称《云南记》有二十三条，向达《蛮书校注》附录，都不见于樊绰《云南志》，则樊绰没有见韦齐休书。而所载韦皋和袁滋事迹较多，显知录自《开复西南夷事状》及《云南记》。《旧唐书·德宗本纪》：“贞元十四年（公元七九八年）十一月己未，韦皋进《开西南蛮事状》十卷，叙开复南诏之由。”《唐会要》卷三六说：“贞元十三年，宰臣袁滋撰《云南记》五卷上之。”此二书见《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亦见《新唐书》及《资治通鉴》征引。樊绰得到这两种书为编书时主要根据，尤以袁滋的《云南记》为重要。可明知取材于袁滋书者，如卷一由戎州至拓东路程，为袁滋行程的记录。卷三记南诏世系事迹，止于异牟寻与崔佐时会盟，即在袁滋至南诏前数月。卷四屡记南诏破吐蕃，迁徙各族人口，亦袁滋至南诏以前事。卷七载异牟寻献琥珀，即遣使与袁滋同行至唐朝，附录自拓东城至阳苴咩行程及袁滋册封事、名类、六赕 、六诏、山川等，疑亦主要出自袁滋书。

袁滋以贞元十年十月二十六日至阳苴咩城，十一月七日事毕而返，仅留十日（是年十月小）。在云南境内往返行程不过两月，不暇访问南诏故实和社会生活，从容作记，所记只是行程经历和政事，当不超过一卷书。而《云南记》有五卷，疑其余四卷录自已成之书。此书出自留心故实与社会生活者，在较长时期经过调查研究之撰述，疑即南诏文臣所记，纂成地方志，为袁滋所得而录于《云南记》，这是很可能的。《新唐书·南诏传》说，贞元十年，异牟寻遣使献地图，即南诏文臣所作，则记载故实风物亦为应有之事。袁滋册封异牟寻，双方友好关系的表示异常热烈，以所纂地方志送袁滋亦意中事。袁滋录于《云南记》上给朝廷的书五卷是这样编成的，作如此推测是可能的。

樊绰《云南志》十卷里，大部分材料是亲历目睹者的记录。樊绰采录已成之书，可以推测主要为袁滋《云南记》，而《云南记》又录自南诏文臣的撰述，其史料来源如此。樊绰《云南志》之物产、风俗、条教数卷，为熟悉社会生活者所记，其六诏、名类、六赕、城镇、山川数卷，亦为熟知地理与故实者所作，仔细读过，可以玩味出来。其中所记城镇，如说“拓东城汉旧为昆州”，“量水川汉旧黎州”（两见），“新丰川汉南宁州新丰县故地也”，“大览赕汉旧览州”。凡所谓“汉”都不是两汉时期地名，而是初唐设治的地名，称之为汉，显知南诏文臣追述初唐设治。南诏称唐朝为汉，如《南诏德化碑》之“汉帝”，“汉不务德”，异牟寻誓文之“汉界”，“誓为汉臣”， 凡所称汉都指唐朝，记城镇汉旧名，也是唐朝设治，南诏文臣所记，出自南诏所作地方志书，则史料大体保存了第一手的记录。多数史料记录的年代，在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稍前，其具体年代可以确定。不能以樊绰著书在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年），而认为是那个时期记录的史料，须与在此以前《通典》所记（在公元六四八年），以后《新唐书·南诏传》所记（在公元八七八年）作比较研究，再来分析了解历史发展过程。不能把先后二百多年记录的史料糅合起来，这是我要着重提出来的。

（3）《新唐书·南诏传》开篇在南诏蒙氏世系事迹之前，有一千二百一十一字的一大段。其开头“诸葛亮讨定之”以上七十二字，出自《旧唐书·南诏传》而稍有增易。《旧唐书·南诏传》接着写蒙氏世系事迹，《新唐书·南诏传》在这中间增入一千一百三十九字长文，其内容为南诏的地理设官以及社会生活。这一大段文字出自什么书昵？取樊绰《云南志》来校，有“凡调发，下文书聚邑，必占其期”，至“外算官记王所处分，以付六曹”，计二百九十四字，摘录自樊绰《云南志》卷九。其中有望苴子蛮一段二十六字，摘录自樊绰《云南志》卷四；又“自祁鲜山之西”至“日驰百里”计一百八十字，摘录自樊绰《云南志》卷六末及卷七；又从“自曹长以降系金佉苴”至“号鹅阙”计一百二十四字，摘录自樊绰《云南志》卷八，三段共五百九十八字。其摘录樊绰《云南志》各条之文，每卷中条文次序不乱，惟有删节而已。此三段之间及前后共四段六百一十三字不见于樊绰《云南志》，显知撰写《南诏传》时，取樊绰《云南志》以外相间摘录其他书。取此四段与樊绰《云南志》所载，其反映的社会有显著不同，即社会基础进步了。这七段的二、四、六段（樊绰《云南志》）与一、三、五、七段所反映的社会基础不同，混在一起，很不调协，分开来看，显然是两种社会情况。记录的年代不可不加分析，在这里就充分感觉到了。

《新唐书·南诏传》所采樊绰《云南志》以外的记录是什么书呢？记载云南风土之书，尚有韦齐休《云南行记》和徐云虔《南诏录》。此二书宋时尚存，但韦齐休书不见于《新唐书·艺文志》，盖编书时没有得到此书。而徐云虔《南诏录》三卷，则著录于《艺文志·地理类》。又《南诏传》载乾符四年，徐云虔出使南诏事，记到鄯阐城晤骠信（隆舜）的事迹，用一百二十五字为亲身经历之记录，当出自徐云虔书。《资治通鉴》于乾符四年、五年、六年载邕州与南诏通使及徐云虔至鄯阐事甚详，亦当出自徐云虔书。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徐云虔《南诏录》三卷，上卷记山川、风俗，二卷记纪行及使事，疑《新唐书·南诏传》风土制度之文，即出自《南诏录》上卷，为徐云虔访问南诏时所得，亦可能为南诏文臣所记，徐云虔得之收入《南诏录》。”樊绰《云南志》卷九载南诏设官六曹长、清平官之后说：“近年以来，南蛮更添职名不少。”但樊绰得此传闻，不举其职名，而《新唐书·南诏传》载之。余如十赕用贝征徭役诸端，都为后来才有之事，樊绰《云南志》所无，则此记录即出自徐云虔书，当为南诏晚期之记录。

上举《通典》、樊绰《云南志》、《新唐书·南诏传》所记南诏社会经济、文化，是不同时期的记录。所反映的社会情况不同，不能因同为南诏时期洱海地区的记载，糅在一起来研究南诏史，而要从不同时代的不同情况来了解社会发展过程。处理史料不能不考究史料的来源，作适当解释，然后具体分析批判。这在南诏二百多年中，社会经济、文化变动最大，确定史料的年代特别重要。

史籍资料要考订其年代，实物资料也要考订年代。如大理现存之崇圣寺塔为重要史料，建造于何时？说者不一而多错乱，应辨明之。

（4）大理崇圣寺塔之年代，据景泰《云南志》卷五说：塔有“石刻曰唐玄宗开元元年癸丑岁，大将恭韬、徽义所造”李元阳《中溪文集》卷五《苍洱联清图》说：“三塔，……昉于何时，僧日塔顶有铁铸款，识为唐贞观间造。”又在《崇圣寺重器可宝者记》说：“顶有铁铸曰大唐贞观尉迟敬德造。”吴鹏《重修崇圣寺记》说：“塔顶有铁铸记曰贞观六年，尉迟敬德监造。”说有石刻铁铸款识，好似确凿可凭，但贞观、开元二说不同，相去八十一年，以哪一说为是，并无石刻铁铸记可考，又证之当时的社会情况，不可能建立如此巍峨的佛塔，作此说者以意为之，而假造石刻铁铸之说以欺世人，后来考史贸然相信，实为造说者所骗。

塔之修建应在南诏晚期，见于记载而纪年不同。王崧本《南诏野史》说：“开成元年建崇圣寺，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自保和七年至天启元年功始完。”又胡蔚本《南诏野史》说：“宝历元年重修大理崇圣寺成。先是圣僧李成眉贤者建立三塔，元和十五年经始，至是工竣。”按：保和、天启为丰祐年号。《新唐书·南诏传》说：“长庆三年（公元八二三年）丰祐立。”又说：“会宣宗崩，大中十三年（公元八九五年）丰祐亦死。”则丰祐在职三十六年。《南诏野史》说：“丰祐立，改元保和，又改元天启。”见于记录多有保和、天启年号的记载，其纪年比较明确者有“保和二年乙巳”，“保和十二年乙卯”，“天启十七年丙子”，可知长庆四年（公元八二四年）为保和元年，开成五年（公元八四〇年）为天启元年。保和有十六年，天启有二十年，证之其他记录亦相合。根据此年代记载，说宝历元年崇圣寺塔建成者，在保和二年与天启元年建成之说相距十五年，以两本《南诏野史》所载南诏佛教事迹证之，以天启元年（公元八四〇年）建成之说可信，盖元和为保和之误而任意纪年耳。又开元元年癸丑之说，即以保和十年癸丑而误。又因恭韬误为尉迟恭，而谓在贞观年任意说之，而又捏造石刻铁铸记以欺世人，这样的纪年往往有之，不可不辨。如果轻信崇圣寺塔建于开元或贞观年，那就无法从历史条件来解说了。

剑川石宝山造像的年代可确知者，有“天启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题记”。杨延福以为在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宋伯胤以为在会昌元年（公元八四一年），此并以不考天启纪元的年代而误，实则在大中四年（公元八五〇年）也。

崇圣寺塔的修造者，《南诏野史》说是“李成眉贤者”，当有根据。关于李贤者之记载，早在大理盛德五年庚子，即宋淳熙七年（公元一一八〇年）张胜温绘梵画长卷之禅宗传灯画像“达摩大师”（第四十四开），以下为中土六祖，次为“神会大师”即衍荷泽派者，又次为“和尚张惟忠”及“贤者买纯嵯”：第五七一及五七二开，据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大理府《仙释》说：“张惟中承荷泽派为云南五祖之宗。”“李贤者名买顺，道高德重，人呼为贤者。”按：《五灯会元》载：益州张惟忠，号南印，行法于荆州。据圭峰宗密撰《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所载，荷泽神会传磁州智如，智如传益州南印，南印传遂州道圆，道圆传圭峰宗密。又宋释赞宁《高僧传》卷六《宗密传》说：“元和二年（公元八〇七年），偶谒遂州道圆禅师，乃从其削发受教，寻谒荆南张惟忠。”是时张惟忠行法于荆州。卷十一《南印传》说：“自江陵人蜀创建元和圣寺，长庆（公元八二一至八二四年）初示寂入灭。”按：南印即张惟忠，卒于成都，李贤者为其嗣法弟子。张胜温画卷之贤者买纯嵯即贤者李买顺，亦即李成眉贤者。释圆鼎《滇释记》说：“圣僧李成眉贤者，长庆间游化至大理时，南诏昭成王丰祜礼为师，乃建崇圣寺，基方一里，塔高三百尺。”盖李贤者以长庆年自蜀至大理，太和七年、保和十年（公元八三三年）经始修造崇圣寺塔，至开成五年、天启元年（公元八四〇年）落成。又据郭松年《大理行记》说：“崇圣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余尺，凡一十六级，样制精巧，即唐遣大匠恭韬、徽义所造，塔成，韬、义乃归。”则监造寺塔之工匠从内地来，故其式样与内地相同，所说可信。因寺塔无石刻铭文，虽有史籍记载，而辗转传录多异辞，且作附会，惟在晚唐时南诏丰祐年间李贤者所造，则可得而说，是时大理盛行佛法，且社会经济基础亦较高，具备修造此宏伟建筑之条件也。

《太平广记》所载《释童真事记》：唐乾符二年（公元八七五年）之说“西洱河古塔基如戒坛二重，塔上覆釜”云云。见天启《滇志异闻》引，未查出《广记》卷数，此为记大理佛塔之最早者。所谓塔上覆釜是何物，可供考究。

公元一九二五年，大理剧烈地震，房屋多倾，崇圣寺大塔顶上安置之铜釜坠落，釜中盛铜塔模，制作甚精，李印泉先生编《云南金石目略》著录此器说：

崇圣寺铜塔模，在崇圣寺塔顶。民国十四年乙丑二月二十二日，大理地震，塔顶震落，模随坠地，高一尺二寸，重六斤四两，七级顶作亭阁式，四面造佛像三十躯，下层则四天王托塔，翠色斑斓，精气夺目，当为滇中第一重器，今存昆明李氏。

据瑜所知，崇圣寺塔顶坠落，轰动一时。铜釜红色，原约二分，坠下时已破，为群众分片携去，有截条作戒指，曾流行。釜中盛数器，有力者夺占，铜塔模最精，为当时大理镇守使李选廷所得。后李选廷事败出走，携塔模至苏州送李印泉密藏之。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起，埋此器于苏州小王山，胜利后寻之不获，不知已落在何人手？塔模为建崇圣寺塔时所造，如此精美，意料未必销毁，尚在人间，为考古重要史料，盼异日能重见原器供研究也。

二、史料的地域问题

自古以来，在云南境内居民的族别多，而且发展不平衡，地区不同则不可以一概而论，更不能以不同地区的史料相杂，所有史料要考订其地域，才可能是正确的。不同时间的史料，只能用同属一个地区的记录来研究、分析和比较。以洱海地区来说，在南诏灭五诏造成统一以前，各部族的界限比较严格，社会情况的差别也大，如果不分别地域，就不可能具体了解真实的历史。樊绰《云南志》记载，在洱海区分别称“乌蛮”、“白蛮”，族别不同，社会经济、文化也不同，这是在南诏初期存在着的情况。

上文所说《通典》松外诸蛮条载西洱河地区的风土，是分布在洱海之西及以南，即今大理、凤仪、弥渡、祥云等处的白蛮的社会情况。《新唐书·南蛮传》载，永徽初赵孝祖征大勃弄、小勃弄，白崖城也在此区域，《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了这个地区的风土，与《通典》所载结合起来研究是很适当的。

《新唐书·南蛮传》又载：“昆明蛮以西洱河为境，武德中吉宏伟至其国。”那是在洱海以北地区，说这地区的社会生活，“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与洱海以南地区不相同。新、旧《唐书·吐蕃传》所载吐蕃与唐将李知古、唐九征在西洱河地区争夺，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一记唐九征战迹，《资治通鉴》永昌元年记傍时昔事，张九龄《曲江集》卷十二《敕蛮首领铎罗望书》，都是洱海以北地区的史料，这是樊绰《云南志》所谓乌蛮地区，即今邓川、洱源、剑川等处，把先后记录的史料结合起来研究，正所谓相得益彰，便于了解这地区的发展过程。

前人对白蛮和乌蛮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生活的史料，往往不加区别，以地区相近，把史料错杂在一起。如《通典》卷一八七昆弥条记武德年吉宏伟事，以后接着记贞观年梁建方事，《唐会要》卷九八亦如此，所载较详，这是把上面所说洱海以南和以北混为一谈了。

又如永徽初赵孝祖出兵，先征白水蛮至弄栋，再进大勃弄、小勃弄、白崖城。《新唐书·南蛮传》记白水蛮，先有一段为大、小勃弄事，次一段为白水蛮事，又次一段为大、小勃弄事，不同地域的史事错杂在一起。而赵孝祖时为郎州道总管，又与郎州相混，把白水蛮和大、小勃弄事与西爨事迹合录在一起。又因西爨和勿邓诸部同有鬼主的记载，于是把勿邓、两林、丰琶的事迹也录在西爨之后，这是由于编纂史料的人没有地理知识，只因某些关系，不加区别，而把史料错杂。所以《新唐书·南蛮传》的两爨蛮条，除了记载西爨地区以外有白水蛮、大勃弄、小勃弄，还将东爨地区勿邓、两林地区合而为一，并且各地区的史料混乱不清。处理这些史料，知者详加区别，不知者混为一谈，其结果是问题谈不清楚，反以为有根据而振振有词。由于编录史料者的无知，迷惑研究工作者，是不可不留意的。

更要留意的是同名异实，地名或族名相同而实质不同，这是常有的。不循名责实而致错误，也是常有的。如《新唐书·南蛮传》所载“昆明蛮以西洱河为境”，这是在洱海以北地区，而唐代记录在牂牁附近也有昆明蛮。后一名称比较古，《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说：“恢按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后突围，“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从李恢所经过的路线，可以了解昆明在滇东北与黔西一带，曾有人以为李恢被围的昆明在越嶲郡定笮县。但这地区在唐代才有昆明名称，以地名相同而误。《新唐书·南蛮传》把西洱河的昆明与牂牁附近的昆明认为一处，因此记吉宏伟使昆明后，接着说“自是岁与牂牁使偕来”，以下记牂牁事迹，出自《旧唐书》，又插入为《旧唐书》所无的数段。像这样汇录史料，地域观念模糊。向达《蛮书校注》释昆明，就把《新唐书》文不加分别地采录，向氏在此处所释为定笮的昆明，与西洱河及在牂牁的昆明无涉，惟因名称相同录之。他又录《唐会要》的昆明国在西洱河昆明，与白蛮地区混在一起。前人已不知分别，今更加一重的错杂了。现在云南省会称昆明，向氏说“疑在明以后”，惟《元史·地理志》中庆路倚郭为昆明县，至元十二年（公元一二七五年）设，不始于明以后。惟以此名，后人释滇池与汉昆明池纠葛不清。所知在西南以昆明为地名者有四：（1）为《史记·西南夷传》所说昆明，亦见《汉书》及《后汉书》，在今洱海地区。蜀汉时所设云南郡居民，以昆明族为主要，至唐初洱海以南地区，以白蛮为主要，昆明仅为洱海以北地区。（2）《三国志·蜀志·李恢传》所说之昆明，疑即《水经·温水注》居于温水南盘江源之木耳夷，在滇东北地区。唐代在滇东北及黔西有昆明部落，新、旧《五代史》亦载之。（3）新、旧《唐书·地理志》嶲州都督府所属之昆明县，《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说：“昆明县，本汉定笮县也。武德二年置昆明县，盖南接昆明之地，因以为名。”此地产盐，为西川、吐蕃、南诏争夺之场所，见于记录者亦较多。（4）《元史·地理志》中庆路昆明县，盖因唐为昆州而取名。正德《云南志》卷二载，昆明县城东十五里有古墓，题“大周昆明隋西爨王之碑，成都闾邱均撰，洛阳贾余绚书”。以后志书载之，疑昆明为昆州之误。此四处都以昆明为地名，各有具体情况，而后来编录史料以及考究史事，往往混杂不清，当然也不能解决问题。而在洱海以外的昆明与洱海的昆明相混，以驰骋为能事，如《历史研究》一九五七年第四期，载王叔武《关于白族族源问题》之“昆明考”，多有列论，令人迷惑，没有具体的地域观念，不能把问题研究清楚，这是很明显的例子。

有的不具体考究地名，任意为说，弄不清楚史料的地域。如樊绰《云南志》卷五说：“渠敛赵本河东州也。”据樊绰《云南志》卷一所载，由嶲州至阳苴咩路之渠蓝赵，附录袁滋路程之渠敛，可确定渠敛赵在洱海南之凤仪。圣历元年（公元六九八年）所立《王仁求碑》说任河东州刺史，就是在渠敛赵，无可疑义。但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卷五，王昶《金石萃编》卷六十二，武亿《授经堂金石文字续跋》卷三，并跋此碑说河东州隶黎州都督府，此因新、旧《唐书·地理志》黎州所属有河东州，因同名而误释。又景泰《云南志》卷一说：“昆阳州唐为河东州。”后来志书多作此说《王仁求碑》在三泊县，明属昆阳州，清改属安宁州而说之。然碑说王仁求为安宁郡人，不言官本郡太守，又无可证昆阳或安宁为河东州的记载，而作此说是错误的。向达认为《王仁求碑》是“研究南诏初期历史重要文献”，但他说“唐初在今昆阳、安宁、凤仪一带置河东州”，调提前人之说，使地名的位置更弄不清了。古地名要解释正确才能掌握具体地区来研究史事，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前人考释南诏地名，错误者多，于是史实得不到适当的理解，这是应该重视的问题。

三、史料的族别问题

洱海地区的居民，两汉时期记录以“昆明蛮”或称“叶榆蛮”为主，后有白蛮迁居在洱海以南地区，昆明蛮主要在洱海以北。《华阳国志》云南郡说“有上方下方夷”者是也。又后在西部地区哀牢夷增多，其东部则有么些蛮迁来，初唐的部族名称多了。

樊绰《云南志》所载洱海地区的族别，多区分作乌蛮、白蛮两类，如说：“渠敛赵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皆白蛮也。”又：“弄栋（姚安）蛮，则白蛮苗裔也。”‘青蛉（大姚）蛮，亦白蛮苗裔也。”又：“有豪族张寻求，白蛮也。”此外有：“波州（祥云）故宁北（原作“渭北”）节度段子英，此州人也，故居坟墓皆在。”又：“河蛮本西洱河人，今呼为河蛮。”此两处不言白蛮，惟依樊绰《云南志》之说当属白蛮。大抵所谓白蛮在洱海以南地区，即今大理、凤仪、弥渡、祥云以及姚安、大姚之地。其次樊绰《云南志》说：“六诏并乌蛮。”又说：“长裈蛮本乌蛮之后，部落在剑川，属浪诏。”“施蛮本乌蛮种族也。”“顺蛮本乌蛮种类，初与施蛮部落参居剑共诸川。”“磨蛮亦乌蛮种类。”“越析诏亦谓之磨些诏，部落在宾居。”此长裈、施、顺、磨些诸族，并与六诏有关。大抵所谓乌蛮在洱海以北及较远之地区，即今宾川、邓川、洱源、剑川、漾濞、巍山之地。樊绰《云南志》谓六诏并乌蛮，其族属不同。蒙舍、蒙嶲为哀牢族，浪穹、邆赕、施浪为昆明族，越析为磨些族，而同称为乌蛮，以别于白蛮。据樊绰《云南志》记载，乌蛮、白蛮的文化特征不同。如卷八说：“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又说：“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乌蛮）不如也。”据樊绰《云南志》和其他记录，乌蛮地区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而白蛮地区比较进步，并且汉族文化成分比较多。其具体情况如此，要具体地研究各族社会。这主要在南诏前期，到后期已经大融合了。

所看到许多人的讨论文章将洱海区乌、白蛮与滇东区的乌、白蛮混为一谈，并且说乌蛮即是彝族。如向达的《唐代记载南诏诸书考略》说：“称为乌蛮的六诏，……在唐朝称为东爨乌蛮。”这是难讲得通的。滇东区乌、白蛮的内容与洱海区完全不同，樊绰《云南志》卷四说：“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此东、西爨是不同区域的称呼，两个地区分别为乌蛮与白蛮。至于族别呢？樊绰《云南志》说：“风俗名爨也。”即称之为爨蛮，乌、白蛮都是爨蛮。但是爨蛮的社会发展不平衡，西爨地区较进步，而东爨地区较落后，分别为乌蛮、白蛮。樊绰《云南志》卷一载从石门外出鲁望至拓东之路程说：“石门外第五程至生蛮（即指乌蛮）阿旁部落，第九程至鲁望（今鲁甸）。过鲁望第八（原作“六”）程至生蛮磨弥殿部落（今沾益以北），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也。”称为生蛮，又称乌蛮，以乌为落后之称，是很明白的。并且必须肯定，在此处所称的乌是爨蛮，白蛮也是爨蛮，同是彝族。但洱海区的乌蛮、白蛮都不是爨蛮，即不是彝族。从两个地区的内容具体研究所得的结论如此，其具体内容不同而同称为白蛮、乌蛮者，说明进步与落后，犹之明清时期的记录称“罗罗”、“沙人”、“窝泥”、“牳鸡”，都有“白”、“黑”之分，以“白”、“黑”说明进步与落后，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有人不知乌蛮、白蛮是普通称谓，而认为是专门名称，于是说乌蛮是彝族，白蛮不是彝族，并且说所有称为乌蛮的都是彝族。这样说法，滇东的彝族史如何讲得清楚？而滇东、滇西的乌蛮作为一族，又如何讲得清楚？因为历史不是只凭几个名称的异同，而是要从实质作具体研究的。即虽名称相同，而实质不可混为一谈，何况“乌”、“白”是普通称谓呢！研究一个族的历史，名称应当考虑，但必求其实质。有名称同而实质亦同，有名称同而实质不同，又有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当决定于实质，不能决定于名称，不然议论虽多也不可能正确的。

凌纯声作《唐代云南的乌蛮白蛮考》，把所收集到有关乌蛮和白蛮的记录，分别汇录资料加以考证，其结论：“唐代的乌蛮为今之罗罗”，“白蛮为汉代哀牢夷的后裔”，“两爨乃古代楚人而同化于罗罗者”，“创立南诏的蒙氏为乌蛮，大理的段氏为白蛮”。这些结论大都是不通的。《新唐书·南诏传》说：“南诏，……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称哀牢夷为乌蛮又如何解释？樊绰《云南志》说：“东爨乌蛮也，西爨白蛮也。”同是爨人又如何解释？蒙氏乌蛮为罗罗，段氏白蛮为哀牢夷将如何说？这些都是不从具体实际出发，任意造说，连现象也解说不清楚了。向达《南诏史略论》的民族问题，也把东、西爨与西洱河的乌、白蛮糅在一起来讲，其结论是白蛮为氐族，乌蛮为羌族。但以乌、白蛮分别羌、氐，不能从史实证明迁徙，也不能从史实证明族属。不论如何，把乌蛮、白蛮当做专门族名，又不分别时间、地区，只从名称相同，认为同是一族，这只从名词作不切实际的推测，是难以置信的。

南诏蒙氏是彝族“罗罗”，这话说的人多，其根据为樊绰《云南志》“六诏并乌蛮也”一语。但乌蛮是普通称谓，不是专门名称，不能把乌蛮认为彝族。拙作《关于“乌蛮”、“白蛮”的解释》，已讨论了牵涉的若干问题。樊绰《云南志》说“六诏并乌蛮”，而六个诏的族别不同，上文已言之，不能因同称乌蛮而误认为同是一族，此理亦甚明白。至于南诏统治家族蒙氏，樊绰《云南志》卷三说：蒙舍“姓蒙，贞元年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按：“壹”字之误）之源也”。《旧唐书·南诏传》说南诏“姓蒙氏，自言哀牢之后”。亦见《册府元龟》卷六五七及卷九五六。所谓沙壹即哀牢夷之祖，详载《华阳国志·南中志》及《后汉书·西南夷传》。蒙氏自言出于哀牢，这是很重要的史料，如果不能解释哀牢是彝族，或证明南诏蒙氏自言哀牢之后是错误的，就不能随心所欲地说蒙氏是彝族。我所看到许多人说南诏统治者是彝族，但没有讨论出于哀牢的问题。马长寿说“哀牢为彝族之祖”，只根据蒙氏自言为哀牢之后，没有把这问题研究讨论清楚，难于相信。刘尧汉撰《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根据三份彝族宗谱，都以细奴逻为先祖，所以结论说：“南诏统治阶级蒙氏家族的现有后裔既是彝族，……则南诏统治阶级蒙氏家族确属于彝族，当毫无疑义。”但“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民族融合是极寻常的事情。细奴逻的子孙居住在彝族地区成为彝族，居住在汉族或其他族地区成为汉族或其他族，就以此而说细奴逻确属于汉族或其他族，那是错误的。所以说蒙氏属于彝族，并不是毫无疑义的。现在西南各少数民族中，很普遍地传说他们的祖先是由南京应天府、江西吉安府、湖南永州府等处迁来的，这种说法大都可信。有一部分由这些地区迁来的汉人融合在各少数民族中，但不能以此说某一族的祖先确属于汉族，这是很寻常的问题。又有人以为南诏统治家族是彝族，而说南诏是彝族建立的，把南诏史作为彝族史的一部分，这更是不可理解了。一个大集体居民的族别，怎么能以统治家族的族别确定呢？洱海地区居民在南诏时期应该是白族，不能把它当做彝族历史。

总之，樊绰《云南志》所载洱海地区的居民，分别为乌蛮、白蛮，他们的族别要具体了解，也要从在此以前与以后的情况了解。不能以为乌蛮是一个族，白蛮又是一个族。只从字面不从实质，这样处理史料，是不能把历史真相弄得清楚的。

现在提出有关南诏史料的年代、地域、族别三个问题，对研究南诏史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洱海地区原住居民的族别不同，樊绰《云南志》记载很清楚，这是南诏统一洱海时的情况。在此以前的记录也很清楚，不同族别的社会经济、文化，各有特征，各成部族，也各有地域，要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研究。到南诏中期以后，各部族的界限逐渐冲淡以至消失，地域的差异也不存在，而融合为一个族，这就是后来的白族。在这变化中，各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不同，从不同的情况了解历史发展过程，才能把历史真相讲得清楚。总之，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不分年代、地域、族别的史料而杂糅起来，这样处理史料来研究南诏史，不可能得到真实的历史。

四、地方记录的史料问题

上面所说的是汉文史料，还有白文史料，即《白古通》系的地方记录史料。如何处理这部分史料？有不同意见。向达《南诏史略论》里有专题论南诏史上的史料问题。他认为《白古通》系的史料，“大多根据云南古代民族的历史传说加以翻译和改编而成”，所记载的“不能看作历史事实”，“都是后人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是否把这类史料加以完全否定，这是要研究的：在这类史料中包含两个来源的材料，一是抄录汉文史料，二是抄录地方史料。《滇载记》、《南诏野史》等书都如此。地方记载的史料里，很多是附会宗教传说，这是无怪其然的。南诏晚期以来，洱海地区的阿吒力派密宗佛教盛行，有“瑜伽邹鲁”之称，文臣多佛教徒。如郭松年《大理行记》说：“师僧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张紞《荡山寺记》也说：“段氏有国，用僧为相。”这是见于大理时期碑记所称的“释儒”，历史记载出此辈手，杂以空中楼阁的神话，但不能以此而把这类史料全盘否定，要加以区别处理。向达提出这类史料中的一个例子说：“南诏蒙氏之前有张姓者，在云南建号称王立白子国，至张乐进求始逊位于蒙氏细奴逻。”他作了研究，结论是“可以断言并无此国”，其理由为“不见于汉文史料记载，也不见于汉唐间云南的古代碑刻”。但历史事实不见史籍和碑刻者甚多，何况洱海区的记载在初唐以前极少，以此而断言无此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向氏还说：“尤其《南诏碑》里边提到平五诏，招讨诸爨，而于白子国却不著一字。”但《南诏德化碑》只讲皮逻阁与阁罗凤时事，不提以前事，时白子国灭亡已八十多年，如果《南诏德化碑》里不著一字的事都断言无此事，则皮逻阁以前的史事都要被否定了。

张乐进求的故事，最早记载者为南诏中兴二年（公元八九八年）画卷题字作“都知云南国诏西二河侯前拜大首领将军张乐进求”。《南诏野史》说：“诸葛武侯……封白子王仁果十五世孙龙佑那为首长，赐姓张氏。……至十七世孙张乐进求，唐太宗己酉贞观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封为首领大将军，后见蒙舍川蒙细奴逻有奇相，遂妻以女，逊国与之。”按：所说诸葛亮初封张龙佑那，据《三国志·蜀志·后主传》，建兴三年（公元二二五年）置云南郡。自西汉以来，统治西南的政策，土流并设，任命太守，同时封土长为王侯。设益州郡封滇王，设牂牁郡封夜郎王，设永昌郡封哀牢王，则新设云南郡时封土长王号是很可能的。因为这是羁縻政权地区的社会基础所决定的。疑张氏初受封为云南王后，自称为云南国诏。又《新唐书·南蛮传》：梁建方领兵至西洱河，“贞观二十二年，西洱河大首领杨同外，东洱河大首领杨敛，松外首领蒙羽皆入朝受官秩”。《册府元龟》卷九七O在贞观二十三年四月。《纪古滇说集》说：“唐册封张乐进求为大首领大将军，受封盖在贞观二十三年。”冯甦《滇考》以为随韦仁寿入朝当误，虽不见张乐进求名，惟梁建方招降部落七十二，受封者当不止三人。又《纪古滇说集》说：“张乐进求逊位，乃唐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三年）。”按：《资治通鉴》永徽三年四月载：“赵孝祖大破西南蛮，斩小勃弄酋长殁盛，擒大勃弄酋长杨承颠。自余皆屯聚保险，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人，孝祖皆破降之，西南蛮遂定。”这一次的战争，使白崖地区遭受极大的扰乱，可能蒙细奴逻先降赵孝祖，占据白崖。李京《云南志略》说：“张乐进求为蒙氏所灭”，应是事实，而传说为逊位。《新唐书·南诏传》说：“细奴逻高宗时遣使入朝，赐锦袍。”《南诏野史》说：“永徽癸丑（四年），遣罗盛炎入朝。唐诏授奴逻为巍州刺史，赐锦袍。”中兴画卷题字：“张氏国史云：云南大将军张乐进求，巍峰刺史蒙罗盛，……九人共祭铁柱。”则授巍州刺史者为罗盛，即罗盛炎。大抵史籍记录与《白古通》系地方记载互有详略，相得益彰．虽史料有不足之处，惟事属可能，不是后人虚构的空中楼阁，也不至“现在还没有发现很好的可以解释此事的材料”（向达语）。以我所见，作此解释，以备一说。

尤当注意者，洱海以南的白蛮区域，有数十百部落。这数十百部落的联盟组合，有若干部落长为大首领，唐朝封大首领来进行羁縻统治，白崖张氏为许多大首领之一。根据史万岁（在公元五九七年）、韦仁寿（约在公元六二四年）、梁建方（在公元六四八年）、赵孝祖（在公元六五二年）到过这个区域的记录，都说是分散为许多部落，没有统一组织。而“人众殷实，多于蜀川，无大酋长，好结仇怨”，以至被蒙舍诏所灭，而这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较发达，蒙氏占领这个地区以后强大起来，经过八十余年统一洱海区，历史发展到新的阶段。南诏政权以洱海地区为基地，统治广大区域，以此加强洱海区的内部联系，这样的内外因素，加强这个地区的民族融合，原来不同族别的乌蛮、白蛮，形成为一个族，就是白族。白族的形成，是以一个族为主体而融合其他族，这个主体族，我认为是白蛮。原来的白蛮人口多，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所有乌蛮各部族融合于白蛮而形成白族。南诏文化是以白蛮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如上所述，南诏蒙氏以前有白子国，南诏继承了白子国的文化得到更大发展。《白古通》系记载洱海区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有根据的。向达否定这类史料，认为是“后人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他最后说：“研究南诏的历史，对于南诏史史料的两种来源、两种类型，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否则就难于作出正确的判断。”要把《白古通》系的史料排除，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但必须指出，《白古通》系的史料为“儒释”所窜改附会，又经元明人窜改错杂，不惟许多事是子虚乌有，而且错误也多，一定要经过耐心考校才能利用，但千万不能以此而全盘否定它。在二十多年前，我经常领教的两位老前辈，袁嘉谷（树五）先生不信《南诏野史》，而赵式铭（星海）先生最信《南诏野史》。二人争端，终不能决，因为他二人都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肯定与否定，因此我用《南诏野史》作底本，把这类史料批注，说明各条之来源，辨别其错误，想把可信的部分提出来，作有系统的叙述。但一搁二十年，至今没有成稿，我还说不出这类“史料的可靠性究竟到什么程度”，但完全否定或肯定都是不合适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