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起，民间文学学者刘守华便开始了对“求好运”故事的研究，并在国内不同地区各民族中搜集了几百篇同母题的文本（异文）。在其近著《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学者刘锡成赞其为“30年的追寻史”。年逾八旬的刘守华多次说他是幸运的。就个人经历而言，个人兴趣、工作职业和社会责任这三者能够统一，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幸运。这是他几十年能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

    对农民生活和心理的深切体察，是刘守华民间文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他研究的一大特点。他用30余年的时间追踪研究“求好运”故事，不仅认定它是一个表现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由屈从命运到逐步主宰自己命运的心路历程、含有史诗意蕴的故事，而且还提出从中国古代墨子的“兼爱”学说里可以找到它的中华文化基因。

    刘守华1935年出生在江汉平原的乡村，参加过土地改革，做过土改工作队队员。1958年下放到农场，1963年参加“四清”。他做过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十年副主席、十年主席，经常下乡进行田野调查，对农民生活和心理有深切体察。2013年刘守华被湖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授予首届“十佳民间文化守望者”称号。近日，刘守华对笔者讲述了他的学术经历。

    “在洪湖搜集整理革命歌谣是我从事民间文艺的开端”

    我小时候生活在湖北沔阳（现在的仙桃市），是江汉平原的乡镇。出生于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正规的初中只读过一个学期，主要是在私塾读书，生活在乡村里边，这样就听了很多故事。那里民间文艺很丰富，比如演皮影戏、花鼓戏，讲民间故事，这样一些群众性的表演活动很多。当时还没有收音机，没有电影电视，但这些传统的民间文艺给了我很深的影响。我小时候很喜欢听故事，这对我后来研究民间故事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950年就读沔阳师范学校（曾经改为洪湖师范学校），那是个老革命根据地，当时搜集发表洪湖革命歌谣成为风气，因为这些老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很发达。我被抽调去办改革土地展览会，组里安排我把革命歌谣搜集起来，一方面是为了展览，供大家参观；另外从这个时候起，我也喜欢民间文学，并且实际地进行了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我现在还保存着1953年的一个红皮笔记本，那里面记了几十首搜集的民歌。后来我把两首民歌寄到《说说唱唱》上发表了。

    因为是读私塾出身的，我的数理化基础比较差，语文基础好。在那种气氛下，我开始接触民间文学和有关民间文学理论，当时读到的第一本书就是钟（敬文）老编的《民间文艺新论集》，我现在还保存着这本书，那是我的民间文学启蒙教材。

    在洪湖搜集整理革命歌谣是我从事民间文艺的开端。除了在《说说唱唱》发表两篇歌谣以外，我还在1952年10月1日的《湖北日报》庆祝国庆专栏里发表过一篇《洪湖渔民的歌声》。把搜集的歌谣不仅作为歌谣发表，还把它写进散文，也还搜集过一些故事在一些散文杂志上发表过。1953年，中师毕业就保送到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上大学。当时没有民间文学这门课程，但有个这方面的老师，教我们自学民间文学。这个老师叫做何奇雄，他不是钟老的正规研究生，是进修生。他进修回来后还没开民间文学这门课，但成立课外学习小组时他就辅导我。

    1956年，中央号召青年学生向现代科学进军，很多青年脱颖而出，包括李希凡、蓝翎。我在学习钟老关于民间文学的论著中，知道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是有区别的，和作家文学表现个人思想感情的风格不一样，必须保持民间文学的原汁原味，贴近它的本来形态。当时，报刊发表的民间文学，有的比较忠实民间文学的面貌，有的改头换面。所以我就发表了《慎重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从人民教育出版社整理〈牛郎织女〉和李岳南同志的评论谈起》那篇文章，受到大家的关注。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支持我的，一种是反对我的。跟我思想相同的是刘魁立，他当时在莫斯科大学读书，他比我的观点更激进，主张按照苏联民间文学的要求，对口述记录一字不动。我那时候还不懂得这些，只是依据我搜集洪湖民间歌谣中的体会，觉得要忠实于原著，忠实于原来的风格。当然意见有点粗浅，但基本的方向是对的。上世纪80年代，我到省里去编中学课本，从人民教育出版社得知，我批评讨论的那个作品是叶圣陶先生改写的。后来，我就这个事情也进行了反思，写过一些文章。我主张慎重整理是对的，这个思想后来也为民间文艺研究会所吸收。但我的观点还是有片面性，民间故事也是可以改编或再创作的，我把整理和改编混淆起来，没有把学理说清楚。

    “研究民间故事就像开挖一口油井”

    大学毕业以后，我很幸运地留校了，明确安排从事民间文学专业。1960年开第三次文代会的时候，我是作为湖北省的民间文学代表参加的，之后正式从事教学工作。我用的第一本教材是1960年学校自编的，用的是草纸，由何奇雄老师指导、我跟着他一起编写的。我从事民间文学教学，中间中断过，教过当代文学，“文革”后又归队。我这个人的经历有一些特点，就是个人兴趣、工作职业和社会责任三位一体，比较幸运。很多人没有这样的幸运。这是我几十年能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下来的重要因素。尽管中间有些曲折，“文革”中有人找我到省委写作组去，我没有去。我还是喜欢教学，读书、教书、写书。

    如果说我能够出些成绩，主要是因为兴趣、执著，执著到接近痴迷的程度。2002年，在去湘西山区考察民间文化时遭遇车祸，处于休克状态，完全丧失记忆，经抢救康复后仍不改初衷。

    回顾我的学术生涯，我一共发表了四百多篇大小文章，出版了十几本书。这十几本书里头，有六本影响比较大。第一本《谈革命故事的写作》是上世纪70年代写的，80年代改名为《略谈故事创作》。后来作为学术著作出版的是《中国民间童话概说》。最初写在练习本上，是我读大学时候开始写的，反复修改了五六次，直到80年代初才整理成书。第二本是《比较故事学》（最后修订为《比较故事学论考》）。这是我在新时期搞故事学最主要的成果，也是社会反响最大的一个成果。第三本是《中国民间故事史》，花了七八年时间一气呵成，可以说是我的代表作，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成果。第四本是《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是我申请的国家教委“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是我主持设计的，约请了几位同仁合作。按60个类型来写，实际上是民间故事史的续编，或者是个补充，因为民间故事史主要讲古代故事，按历朝历代顺序讲下来，而故事类型研究讲的是新时期还活着的故事。第五本是《道教与民间文学》。因为民间故事和宗教联系密切，民间故事很多情节、人物形象都和宗教有关系，所以我就加入到道教文化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我对民间文学的知识和感受。如果探索民间文学对宗教的影响，光道教是不够的，还有佛教。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它对中国民间文学有深刻的影响，所以我又加进了佛教，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的演变》，这是第六本书。

    我归纳出自己的一个特点就是，研究民间故事就像开挖一口油井，不断从不同角度、不同视角进行深挖，希望有新的发现、新的开拓。我开始是研究民间童话，后来研究道教、佛教文化与民间故事；故事史是全面地清理中国故事，按照纵向的历史时期安排；类型研究实际上是故事史的扩展，从历史故事到活态故事；比较研究主要是跨国、跨民族以及跨学科比较。

    “追踪研究是我的特点之一，是一种执著，是对某些个案的不断追踪。”

    从方法上来说，对一些民间文学代表作的追踪研究是我做得比较多的，有些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民间文学的好多东西不可能一下子弄清楚，我就不断追踪，不断地搜求新资料，用一些新的方法、新的理论，围绕个案进行深入钻研，这是我的兴趣，也是特点。比如“求好运”的故事，是我搞比较故事学贯彻始终的东西，从1979年发表《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到2012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前后经历了30多年，发表了七八篇文章，汇集了国内外一些有代表性的资料和学术成果。所以我研究故事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深入，而是自己一边学习一边发现新的材料，不同学者有新的发现我也参与讨论，逐步深入。

    另一个典型个案是评论《黑暗传》。《黑暗传》是一部讲古神话的长诗，我于1984年写评论推荐它，后来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也是不断地搜求原始资料，前后经历了很多年，也把它编成了一本书，在台湾出版。追踪研究可以说是我的特点之一，是一种执著，是对某些个案的不断追踪。

    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我能够完全沉浸在里头，思绪不断，恒久琢磨，才有所领悟。把解开谜团作为一种乐趣，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这里面有个理论和方法的问题，理论上要不断地学习探索，开阔视野，奋力趋前，把学问做活做深。

    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学理与方法呈多元态势，通常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下，以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来作研究，也吸取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我做故事学，曾尝试运用比较文学方法作跨国、跨民族、跨学科研究，吸取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方法作类型研究、母题剖析，后期也借鉴俄罗斯的历史诗学传统，从诗学的、审美的角度来探寻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因而被学界同仁认定存有“诗学情结”……这些东西都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能生搬硬套。如和中国的宗教信仰相结合，和中国的作家文学、通俗文学相结合，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紧密地相结合，这个很重要。以国外的口头诗学理论方法为例，纯粹口头的东西在中国恐怕不行。我去下面调查，到故事家刘德方家里去的时候，他的床头就放着《隋唐演义》在看。他讲的是地道的民间故事，但又在看《隋唐演义》。有些故事家本身就是和尚、道士。有些故事家一边讲故事，一边还敲锣打鼓，说说唱唱。像这些必须联系中国实际来吸收国外的学术成果。

    “民间文学对底层人民的生活与心理要比较贴近，能不能深入体验是关键。”

    我觉得，民间文学很重要的就是对民间生活、底层人民的生活与心理要比较贴近，接地气。能不能很深入地体验是关键。故事是表现民众生活、心理的，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写照，是民众心灵的一个窗口。我在民间文学研究上之所以有些成就，比较贴近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从小就比较熟悉农村，后来土地改革的时候我下乡做过土改工作，住在农民家里。1958年下放到农场，1963年参加“四清”，和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我做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十年副主席，十年主席，经常下乡进行田野调查，接近乡野民众，对风土人情比较了解，所以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民间文学作品里头表现的思想感情。如果我没有这些经历，就不可能对民间文学的体会那么深。

    我研究的“求好运”的故事，讲的就是一个穷八代的农民穷得走投无路了，最后下决心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改变不是靠撂倒别人，而是靠帮别人、做好事后来又在别人的帮助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将这个故事联系到这些年的民工潮来思考，千军万马进城打工，克服种种困难，不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对这样的故事，设身处地地站在世代受穷的乡民立场上来领悟，我觉得具有一种史诗的魅力。民间故事能够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有很多故事我在跟学生讲的时候，在课堂上复述的时候会很感动，甚至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就是因为能够进到它那种心灵境界里头去。

    对很多故事我能通过故事情节联系到它的语境，领悟到它的奥秘。包括“求好运”的故事，就单篇故事来看好像很简单，但全中国那么多地方、那么多人都在讲这个故事，而且都这样讲，可见它是一种民族心理，这就是故事的奥秘和生命力。

    “求好运”的故事表现的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由屈从命运到逐步主宰自己命运的心路历程，含有史诗的意蕴，从中国古代墨子的“兼爱”学说里头就可以找到它的中华文化基因。我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文章探讨“求好运”的故事，就是因为对农民的困苦和农民渴望改变困苦命运有深切体会，再加上故事本身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关。兼爱互利、共谋好运，在改变别人命运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不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吗？一个老百姓众口传诵的故事与治理国家、治理世界不谋而合，这里头就含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精粹。这是我研究故事的一点体会。

    最近，我选编的《中国美丽故事》入选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这是《中国日本韩国民间故事集》中的一部分。《中国日本韩国民间故事集》是由中、日、韩三国三位教授合作编写的，三种文字平行对照，中国画家绘制彩图。中国故事部分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另行出版发行，定名为《中国美丽故事》，受到小读者的欢迎。民间故事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它的传承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所以我很乐意做一些传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