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国力迅速增强，现已进入“和平崛起”的发展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与思想信仰也发生了极大变化。22年前，在新加坡举行的“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国际研讨会上，连会议主席杜维明教授也悲叹“儒门淡薄，花果飘零”的现状，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则提出了著名的“游魂”说（参见杜维明主编，第11页）。现在的情形则完全改观，从城市到农村，从学校到企业，从电视台到图书馆，到处在讲儒学。许多市县重修文庙，举行祭孔；不少地方修复书院，开设儒学讲堂或国学讲堂，真可谓庶矣盛矣！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儒学从百余年来的衰微走上了复兴，其发展形势令人鼓舞。

但是，儒学究竟是什么？其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当今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塑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使之适应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需要？如何以简明通俗的语言来概括儒学核心价值观使之深入人心？这些问题却是今天亟待讨论的。

一、儒学核心价值认识史的回顾

儒学自诞生以来，历代儒家对于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与表述并不完全相同，既有历久弥新的常道，又有应时制宜的变道。

     孔子是儒学的奠基者，他在对弟子或当政者的谈话中提出了20多个道德范畴，如仁、义、礼、知、圣、孝、悌、忠、信、中、和、恭、敬、宽、敏、惠、勇、温、良、俭、让，等等，但讲得最多的是仁与礼。他曾对弟子说过“吾道一以贯之”的话。这个“一以贯之”之道，按照曾子的解读，是所谓“忠恕”二字。忠近礼，恕近仁。所以，孔子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仁本礼用”四个字。

   孔子的孙子子思即孔伋，主张以“仁、义、礼、智、圣”为核心价值的“五行”说，又有以“圣、智；仁、义；忠、信”为核心价值的“六德”说（见《郭店楚墓竹简》，第147、161、185页）[1]；孟子继承了孔子、子思的仁学思想而有所发展，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仁、义、礼、智”四端之心，认为“仁”是恻隐之心，“义”是羞恶之心，“礼”是恭敬之心，“智”是是非之心，并断言“仁义礼智根于心”。

继孟子而起的荀子虽然批评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但却最推崇孔子与子弓，称其为“圣人之不得势者”，并且肯定和继承了孔子所提出的仁、义、礼、乐、恭、敬、忠、信等基本价值观念。如说：“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礼、节也，故成。……仁义礼乐，其致一也。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荀子·大略》）又说：“道也者，何也？礼义、辞让、忠信是也。”（《荀子·强国》）可见，荀子及其学派在核心价值观方面与孔孟大同而小异，并无根本性的对立。

介乎孟、荀之间的稷下儒家，则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管子·牧民》）的核心价值观思想，认为“礼、义、廉、耻”乃支撑国家的四大精神支柱，如果四大支柱倒塌了，国家就必然走上覆灭之路。后儒便以“礼、义、廉、耻”加上“孝、悌、忠、信”合称为八德，作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准则。

到了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对于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概括起了重大变化。汉初七十年间，吸取秦王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焚书坑儒，纯任法家”导致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采用了以“与民休息，无为而治”为主旨的道家黄老之学作为统治思想。黄老学的基本特色是以自然无为的老子“道论”为基础，“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史记·太史公自序》）。到了董仲舒，则向汉武帝提出了“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性建议，从而使官方统治思想从秦始皇的尊法经历汉初尊道进而转变为尊儒的变化。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在吸收道法、阐发孔子“微言大义”的思想指导下首次提出了“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观理论。其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这个“三纲五常”论，到东汉由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里被模式化，因其符合封建统治者维护纲常伦理、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需要而受到历代专制君主的青睐。但它实际上已偏离了先秦原儒“以人为本，以德为体”的道德人文精神。

由上可见，在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儒学价值观的基本范畴是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和、敬等概念，其中尤以仁、礼二字最重要。到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确立以后，才固定化为“三纲五常”核心价值观。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五四”运动提倡民主、科学以后，那种为君主专制服务的“三纲”思想因不再适合时代的要求而被淘汰，但传统儒学的“五常”思想并没有丧失价值，而是在新时代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新时代需要重塑儒学核心价值观

    近百年来，儒学经历了由盛转衰、衰极而盛的两次转折。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也经历了从被批判、打倒到重新焕发生命力的转机。然而，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时代，已不再是以中央大国自居的君主专制时代，也不再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年代，而是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是多元文化共存并进、多元价值互动交融的信息化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任何一种学说都不能扮演一统天下的角色，儒学也不能包打天下，而只能扮演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角色，即作为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发挥其张扬道德、安定人心、扬善化恶、稳定社会的教化作用。因此，新的时代需要与时俱进的新儒学，需要能够适应全球化发展、适应多元文化互相交流需要的新儒学，可见，重新诠释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根据既有材料重新塑造儒学核心价值观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是当务之急。为此，当今许多有识之士，例如当代海外与港台新儒家的思想代表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林安梧、龚鹏程等，以及中国大陆的新儒家后起之秀，都在殚精竭虑、苦思冥想地提出新见解、甚至构造新体系。例如，有人提出“三纲一个不能要，五常一字不能少”，有人提出用“一本五常”（即“民本”与“孝、仁、义、中、和”五德）取代传统儒学的“三纲五常”说，有人提出了以两性关系为主轴的公民社会“新伦理”，有人则提出以“公、仁、义、诚、勤”为核心价值的“新五常”说，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儒家学者为适应新时代需要而重塑儒学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创新。不过，这些新见虽然各成一家之言，却仍然有待深化，也有待商榷。

近年来，我一直在从事儒学的理论结构、根本精神、核心范畴、当代主题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儒学是“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儒学的根本精神是‘以人为本，以德为体’的“道德人文精神”、“民主仁学将是适应新世纪需要的儒学新形态”等观点。最近，我着重探讨了重塑儒学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提出了“一道五德”新论述，颇有一种“豁然贯通”之感。今特在此奉献一得之见，祈求方家指正！

三、“一道五德”论的思考方向和基本内容

    我所谓的“一道五德”论，是指儒学根本之道是“仁”道，而体现这个“仁”道的五常大德是“义、礼、信、和、敬”。遵照论述逻辑，这里先讨论儒学系统中的道、德内涵及其关系，然后具体展开对“一道五德”的论述。

（一）、孔子与儒家的“道”、“德”论述

在中国哲学发生学历史上，“道”的概念从出现伊始，便是一个富有理性的哲学范畴。道家如此，儒、墨亦然。按照《庄子·天下篇》的说法，古之“道术”本来是一个“无乎不在”的整体，后来“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于是便有了各得“道”之一端的诸子百家之学，那个本来统一的“道术”也变为“百家往而不反”的分裂之道了。因此，百家所论“道”之涵义也就各不相同。例如，道家之“道”，是一个无所不在、自在自为的绝对观念性本体，儒家的“道”则是集政治、伦理、道德功能于一体的主宰性观念。

儒家的“道”有丰富的内容，但《论语》中所记孔子对“道”的论述，主要是以“道”为根本之德，作为人生信奉的根本原则、政治理想和治国安民的战略。后世儒家所论之“道”，尽管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涵义，但其主要涵义，也是指信仰的原则、政治的理想与战略。例如孟子讲“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讲“先王之道”（《荀子·礼论》）、“修其道，行其义”（《荀子·正论》），董仲舒称“道之大原出于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等等，其所论之“道”，就是人生信仰和政治理想意义上的“道”。后儒韩愈《原道》篇所原之“道”，宋儒程颢所“明”之“道”，朱熹所论“修己治人”之道，等等，都是根本原则、政治理想、道德境界意义上的根本之道。

那么，儒家所论之德及德与道的关系是怎样的？在儒家思想逻辑中，“道”是根本之“德”，“德”是所得之“道”。儒家之“德”，在通常情况下是指对“道”的体悟、实践，是“道”的具体表现形式。例如孔子所谓“君子之道”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四种“德行”。在《论语》里面，孔子在不同场合下论及大道至德的多种表现形式，例如仁、义、礼、知、圣，中、和、忠、恕、敬，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等，都可以视为孔子之道的德目。所以儒家系统中的道、德关系实质上是体用关系，道是根本之体，德是道之体现，或曰道体之用，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二）、仁道——儒学的根本之道

那么，儒学的根本之道是什么？孔子以来的儒家所提出的种种价值观念，有没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念？我认为是有的。这个最根本、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仁”，儒学的根本之道就是“仁道”。

孔子虽然提出了20多个道德价值概念，但讲得最多的是“仁”。“仁”是孔子学说中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是具有核心地位与主导作用的道德范畴，因而是根本之道。孔子说“仁者爱人”，就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的确立，是儒学道德主体性特性的确立。孟子说：“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这是对孔子根本之道的最精辟的概括。孟子又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同上）这是对儒家道德人文哲学的核心价值观念——仁道的精辟概括。

“仁”是什么？其涵义是丰富多彩、与时俱进的。但基本的方面历久弥新。“仁”的基本内涵，一是人，即所谓“仁者人也”，有道之人首先要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所在；二是德，孔子所谓“仁者爱人”的基本涵义，就是有道者的根本之德在于爱一切人；三是根本之道，诚如《中庸》所引孔子之言云“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政治的要义在于以人为本，衡量人的标准看他本身的道德修养，道德修养的根本原则在于实践仁道。总之，从其特质而言，“仁”是内在于人的心理自觉。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就揭示了“仁”的这种特质。然而，这种心理自觉，并非先天具备，而是后天修养而成的。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就指明了“仁”是通过自我修养回归礼义最终达到“仁道”境界的道路。

儒家以“仁”为根本之道的理论主张，突出了“以人为本”的儒学特质。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承认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就必须承认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宰权，就必须承认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人民。儒学民本思想在君主专制时代是“君以民为本”，但从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以后，其性质发生了变化，即已具有权力来源于民、君是人民请来为民服务的民主启蒙性质。其逻辑的发展必然是从民本走向民主。

“仁”与其他德目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对这个问题，先儒其实早已作出明确回答。例如孔子在谈到仁与礼的关系时说：“人而不仁，如礼何！” （《论语·八佾》）宋儒程颢说：“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仁，体也。义，宜也；礼，别也；智，知也；信，实也。”又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二程集》，第14、16页）程颐也说：“仁即道也，百善之首也。” （同上，第283页）可见，在先儒看来，仁与其他德目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体用关系，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仁是道之体，义、礼、智、信是道之用；仁是道德的核心，其他德目是仁的表现形式。因此，将“仁”作为儒学根本之道，是符合历代儒家对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认知的。

（三）、义、礼、信、和、敬——儒学的五常大德

历代儒家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就根本之道而言，一般都指仁道。但对体现“仁”道的“常德”即常现常用的大德，认识却不尽一致。例如孔子有时将仁道诠释为“恭、敬、惠、义”四德，有时释为“恭、宽、信、敏、惠”五德，有时释为“温、良、恭、俭、让”五德，还有“文、行、忠、信”四教之说和“智、仁、勇”三达德之说。子思有“仁、义、礼、智、圣”五行之说，又有所谓“圣、智；仁、义；忠、信”六德之说。孟子虽以“圣”为德，也讲诚、信、忠、善等道德概念，但更多的是阐述“仁、义、礼、智”四德，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荀子虽然批评思孟学派的五行之说，但也一再阐述仁、义、礼、智、忠、信、善、诚等价值观念。至于汉儒董仲舒以后，则大都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德”了。当代学者或继续坚持传统的“五常之德”，或改为“孝、仁、义、中、和”或“公、仁、义、诚、勤”的“新五常”。

愚见以为，从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精神需求、同时又最具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而言，还是以“义、礼、信、和、敬”来概括儒学的“五常之德”比较恰当。

义：“义者宜也”。“义”的本义是指合乎“仁”的行为，是“仁”的体现。义又是介乎“仁”、“礼”之间的一个道德原则。故《礼记》有“仁近于乐，义近于礼”的说法。“义”在儒家道德伦理系统中的基本涵义，就是立足仁道，追求合理、适时、正义、公正、公平。在儒学史上，义往往与利组成一对范畴而引起广泛讨论，即所谓“义利之辨”。孔子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并非重义轻利，而是将富贵功利置于道义的基础上，使之合理合法。孟子讲“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也非取义废利，而是强调力行仁道，利在其中。董仲舒讲“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强调道义的优先性质，而非摈弃功利。但此言确有重义轻利倾向，故南宋浙学代表叶适予以批评，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可见义利均为儒学所重，两者不可偏废，其基本关系应是“义本利用，义利双行”。

礼：“礼”，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中，既是德性原则，又是伦理原则。作为德性原则，“礼”是内在仁心、善性的外在表现。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作为伦理原则，“礼”是规范人际关系、区分社会等级差别的准则和制度。诚如孔子所说：“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可见“礼”的重要。《礼记·曲礼上》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礼器》篇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时为大，顺次之。”说明礼是具有广泛功能并且与时俱进、顺应物理的伦理原则。“礼”还有“敬”、“让”、“忠”、“信”等多重道德含义，这些含义，也都是内在仁心的外在表现。

信：《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真实无妄的客观存在，是天道。“诚之”就是要人们信守这个诚，就是“信”，是人道。“信”的基本涵义是诚实、守信、守法，它体现了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和守信、守法的精神。古往今来，凡讲诚信者必定受到尊崇。“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立业、立国之本。所谓“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是要求治国者取信于民，才能受到人民拥护。

和：即提倡中和之道。《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中、和”为儒家之大德。《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等等，都说明“和”为大德，不可或缺。在当代，尤有必要坚持执两用中、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精神。

敬：敬源于“仁”而合于“礼”。“礼”主要是制度习俗，“敬”则是行为态度。如“庄敬”、“修己以敬”的“敬”即然。敬的内涵极其丰富：一曰敬天，即敬畏天道，尊重客观，追求“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和谐局面。二曰敬祖，即敬畏祖宗，孝敬长辈。孔子曾说，人与犬马之“孝养”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怀“敬”德，“不敬，何以别（人兽之养）乎！”（《论语·为政》）三曰敬师敬友，敬师者必重文德，好学深思，敬友者重视人际和谐，团结互助。《弟子规》的基本精神是敬、《孝女经》的基本精神是孝。敬祖、敬长者必孝，故敬可涵孝，“孝”却不能代“敬”。故以“敬”为五常之德，则“孝”在其中。四曰敬事敬业，即开创事业,建立事功。《论语·季氏》引孔子之言曰：“君子有九思”，其中之一是“事思敬”。所谓“事思敬”，就是要兢兢业业做事，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儒家系统中，除了孔、孟之外，大概要数二程最重视“敬”德了。诚如程颐所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程集》，第188页）又说：“敬是持己，恭是接人。……君臣朋友皆当以敬为主也。”（《二程集》，第184页）可见，“敬”是待人接物、处理人际关系的日常大德。

人们或许要问：“智”为传统儒学“五常”之一，你为何将“智”排除在当代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之外？我的理由有三：一是要强调儒学核心价值观的道德人文意义，上述“一道五德”较之其他价值范畴，更能体现儒学的道德人文价值；二是“智”在传统儒学价值观中虽有“智慧”之义，但主要是指“是非之心”、“知识”之智，是科学判断而非道德判断，因而可归入知识论系统；三是传统儒学包罗万象、包打天下，当代儒学则只扮演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角色，不能也无须包打天下，而在当今科学昌明的时代，“智”的作用已经主要由科学来承担，而不必包含在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之内了。孔子虽有智、仁、勇之说，但不一定都作为核心价值观念。如“勇”是呈现气力、表现果敢精神的武德，却称不上是核心价值观念。“智”也如此，尤其是重塑当代儒学核心价值观，完全可以不把“智”归入五常之德，但我们并不否认其为儒学德目之一。

四、“一道五德”价值观的现代性与普世性

儒学是具有鲜明实践性的学问，可以说生活中处处有儒学，处处需要儒学。如政治生活中不同政治力量的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经济生活中运用《论语》加算盘的智慧经营企业，开创竞争与和谐相辅相成的良性发展局面，在日常生活中谨守仁道，用义、礼、信、和、敬的道德原则处理人际关系等等，甚至生老病死，婚丧节庆，都奉行着儒学的道德原则。正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从而表明儒学是能适应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活学问，而不是仅仅存在于故纸堆和博物馆的死学问。

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而提出“以德治国”的方针，提出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目标，提倡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无不借鉴或吸收了儒学的理念与智慧。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首先是传承了数千年的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离开了中华传统文化就没有中国特色了。而“实事求是”的观念范畴，则源自于汉代儒家王充与班固的著作。[2]至于“八荣八耻”之说，如果一一分析起来，与儒学的“仁义礼智信”也有内在联系。其“服务人民”者，仁也；“崇尚科学”者，智也；“热爱祖国、团结互助”者，义也；“诚实守信”者，信也；“遵纪守法”者，礼也。其“辛勤劳动、艰苦奋斗”者，则与中华传统美德之“君子自强不息”如出一辙。以上清楚地说明，我们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思想联系。这也正是儒学具有现代性的生动证明。

再就世界发展的趋势而言。自上世纪末以来，全世界都处在一个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政治趋势的多极化、文化格局的多元化、价值观念的趋同化。在价值观方面，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全人类还不可能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独一无二的价值观，但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与深化，一些原本根植于西方或东方文化土壤的核心价值观念，越来越表现出普世性，即普遍适用，能为全人类所普遍接受并付诸实践的特性。例如，原本根植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观念，原本根植于东方的仁爱、礼义、和谐、诚信、中道等观念，现在已经突破地域的界限而日益成为全人类都能接受的普世性价值观念。

然而，在这个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社会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弊病与危机，诸如核战争的威胁，全球暖化的危险进程，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的问题，物欲膨胀、资源浪费的问题等等，并且伴随着信仰失落、道德堕落、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人格扭曲等等现代精神疾病。这些社会弊病与危机，有些可以通过发展科学、完善制度去解决，但科学与法制并非万能，在这些弊病与危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层的价值观的冲突。例如核威胁，往往是由于某些黩武主义者的征服欲望所导致；全球暖化的危机，则除了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之外，还存在一种眼光短浅的享乐主义和自私自利的价值选择。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精神的疾病只能用精神的方法去解决。而在解决现代社会的精神弊病方面，儒学传统的道德人文精神及其“一道五德”价值观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如果各国的当政者真正能够尊重人的生存发展权力，真正认识“以人为本”的重要意义，真正抱持对人类的仁爱之心与负责态度，则上述问题是不难控制与解决的。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正在呼唤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期望运用儒学的道德智慧去缓解或消解人类的精神疾病。而作为“以道自任”的儒者，也应该自觉承担起弘道的责任，为弘扬儒学以“仁道”为根本之道、以“义礼信和敬”为常用大德的道德人文精神而克尽其责。

在重塑儒学核心价值观、弘扬儒学道德人文精神的弘道实践中，有必要特别强调的是，置身于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儒者，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切不可盲目自大，而应深入认识中西文化的互补性，摈弃那种“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逻辑。近年来，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势头的日益强劲，某些中国文化本位论者或曰新国粹主义者提出所谓“河东河西论”、“东风压倒西风论”、“东方文化统治论”、“中国世纪论”等种种缺乏常识的理论观点，似乎21世纪是中国称霸世界、中华文化统治全球的世纪，是美国急遽衰落、西方文化全面没落的世纪。在我看来，这类观点是典型的一元独断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是根本违背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道精神与“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的。我可以断言，在21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內，尽管中国、印度与亚洲可能会强大到可与美国、欧洲平等相处、分庭抗礼的地位，但美欧与西方文化决不会像某些预言家们所预言的那样急速衰落并走向消亡，而是会继续保持强势的存在。未来的世界仍将是一个多极共存并进的世界，未来的世界文化，也将是一个多元文化沟通互补、和而不同的格局。在这个格局面前，作为拥有数千年儒学传统的中国人，应该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多元和谐”文化观，为建设一个真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中国与理性、繁荣、文明、和谐的未来世界而努力奋斗！

【注释】

[1]据李学勤、庞朴、姜广辉等学者考证，《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典籍大多系子思学派之作，尤其是《五行》、《忠信之道》、《六德》诸篇，可确认为子思所作。

[2]王充在《论衡•对作篇》自述其写作宗旨是“《论衡》实事疾妄，无诽谤之辞”。“实事疾妄”者，实事求是、反对虚妄。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传》称赞河间献王“好学修古，实事求是”。这是“实事求是”的最早出处。据史料记载，王充在京师受业太学时，曾师事班固之父大儒班彪。王充比班固大5岁，班固13岁时，王充见到他，颇为欣赏，对班彪说“此儿必记汉事”。可见二人谊属同门，同有“实事求是”思想当非偶然。

【参考文献】

[1]杜维明主编，1997年：《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新加坡1988年儒学群英会纪实》，台北正中书局。

[2]《二程集》，1981年，中华书局。

[3]古籍：《荀子》、《管子》、《史记》、《论语》、《汉书》、《孟子》、《礼记》、《习学记言序目》、《中庸》，《论衡》。

[4]《郭店楚墓竹简》，1998年，文物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6期。录入编辑：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