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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一直有一些学者认为唐代并没有那么好，隐藏着不少社会矛盾，而且军队也不是很强。其实说好说坏，都应该通过比较来衡量。我想提供一个特殊方位，以便横向比较。

七世纪，当长安城人口多达百万的时候，罗马城的人口还不足五万。即使是以前还没有衰落的罗马古城，在面积上也只有长安的七分之一。而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处处弥漫着中世纪神学极端主义的阴云，经常燃起焚烧“异教徒”的火堆。

再从欧洲往东边看，曾经气魄很大的波斯帝国已经在七世纪中叶被阿拉伯势力占领。唐朝为了保护他们的王室，还设立过“波斯都护府” 。印度，在差不多的时间因戒日王的去世而陷于混乱。当时世界上比较像样的首都，除了长安之外还有君土坦丁堡和巴格达。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的都城，是联结东西方的枢纽；巴格达是当时气势如虹的阿拉伯帝国的中心。但是，把这两大都城加起来，还不到长安城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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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化上来。

文化，首先是一种习惯了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那么，先说生活方式吧。唐代长安已经习惯了一种世界性的生活方式，这恰恰是唐代文化的重要基础。

当时的长安人过着一种没有国界的商业生活。

长安城占地八十多平方公里，其中有两个商市，一个叫东市，一个叫西市，各占一平方公里，加在一起占长安城的四十分之一，面积似乎不大。但是，不管是东市还是西市，各有一个“井”字形的街道格局 ，划成九个商业区。相比之下，西市更集中了大量外国客商，比东市繁荣得多。

西市一派异域情调，而这种异域情调是长安城的主调。饭店、酒肆很多，最吸引人的是“胡姬酒肆” ，里边的服务小姐都是从中亚和西亚过来的美艳姑娘。在酒肆周围，处处可见拜占庭风格的建筑、罗马的艺术、印度的杂技魔术，很多店铺喜欢装饰希腊的缠枝卷叶忍冬花图案。

我前面说过，波斯被阿拉伯人占领了，但在长安街上，既能看到波斯人，也能看到阿拉伯人。我在史料中并没有发现他们互相寻衅斗殴的记录，至少算是相安无事。波斯入在战场上是输家，但在商场上却是赢家。宝石、玛瑙、香料、药品，都是他们在经营。

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波斯服装风靡长安。现在伊朗女性的服装有颇多限制，但在那个时代正好相反，她们因大胆、时尚而引领潮流。不仅衣料很薄又有美丽图案，而且紧身、低胸、经常变换，让各国女子，特别是中国女子大开眼界。现在我们在敦煌壁画中，还能看到波斯服饰的美丽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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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头，外国人很多。三万多名留学生，其中日本留学生就前前后后来过一万多。留学生也能参加科举考试，仅仅在唐代晚期，得中科举的新罗（朝鲜）士子就有五十多名。科举制度实际上是文官选拔制度，因此这些外籍士子也就获得了在中国担任官职的资格。他们确实也有不少留在中国做官。

不仅有这么多外国留学生和外国考生，更难得的是，朝廷对他们极为重视。几年前，西安出土了一个方形的墓碑，上面刻有墓志铭。墓主是一个十九岁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长安去世了，中国皇帝居然亲自给这个外国留学生写了墓志铭。慕志铭中提到“日本国”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在汉文中出现“日本”两字 。

二○○五年 ，我去东京参加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日本正在纪念唐代留学生墓志铭这件事，我也应邀参加了隆重的仪式。我在仪式中想，才十九岁的一个外国孩子，唐朝皇帝居然亲自写墓志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啊！

因此，十几年前西安市决定修复唐王朝皇宫所在地——大明官遗迹，日本政府决定对基础工程出资援建。我是这一遗址修复工程的文化顾问，知道这是国外对唐朝的一种报恩。

有一位波斯人，被唐王朝派遣到拜占庭帝国做大使。请注意，他是波斯人，却是唐王朝的大使！他的名字，在中国史册中叫“阿罗喊”。当代日本学者羽田亨认为，“阿罗喊”就是“亚伯拉罕”，犹太人里一个常见的名字。既是波斯人，又是犹太名，极有可能是一个居住在波斯的犹太人。

目前在国际政治中，伊朗和犹太人似乎关系很不好，但在古代却不是这样的。一个波斯犹太人居然担任了中国大使，去了拜占庭上任。由此也证明，唐朝由于处于世界性的生活方式之中，一切界限都有可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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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世界性的生活方式，又发生在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环境中。长安的朱雀大街，宽一百五十五米，比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还要宽三十多米。长安的街道两边都安置了下水道，下水道边上种植了榆树和槐树，旁边还有一米宽左右的人行道。

长安城里划分成一百零八坊。每当太阳下山之后，长安就宵禁了，把一个个坊关起来，市民只能在坊内活动。市民如果觉得不太自由，可以移居到东边的洛阳或四川的成都去。最自由的地方是南方的扬州，它已经是一个有大量外国船只来来往往的码头，而日夜的生活更是富裕放达、无拘无束。因此，“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是很多唐代人的梦想。

就管理而言，长安城要比洛阳、扬州严厉得多，因为它是首都。同时也因为管理，它成了当时世界各国首都中最安全的一座。略做对比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世界非常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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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明白，唐代长安普及了一种世界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中显然包含着精神价值，两者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我所定义的文化。因此，要特别说一说精神价值。

大家都知道唐代拥有充分的精神价值，但奇怪的是，它没有主体信仰，在精神上非常开放。

儒家学者孔颖达，集中了儒学的礼法规范，又借鉴了道家和佛学的学理方式。而刘知几这样的“自由派”学者又提出了“疑古”“疑经”的变易论，反对盲从古代经典。

唐太宗李世民本来并不怎么信仰佛教，他自称是老子后裔（都姓李），曾下令“道先佛后”。后来因为要欢迎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 ，并向玄奘请教，信仰发生了变化，还亲自为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地论》写了序言，那就是大家知道的《大唐三藏圣教序》。

唐代让我特别佩服的是，收容了不少已经被毁灭的外国宗教。不管是摩尼教，还是拜火教，在原来的流传地都遭遇了不幸。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被处以死刑，死得非常惨，但在唐朝却建造了摩尼教的道场。

拜火教，又叫袄教，也叫琐罗亚斯德教。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写过一本书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查拉图斯特拉，就是琐罗亚斯德的另一种译法。这个教曾经迫害过摩尼教，后来被伊斯兰教消灭了，但在唐朝死而复生。仅仅在长安的朱雀大街上，就有拜火教的四座教堂，而且建得都很好。

唐代更让我感动的是对于景教的接纳。

景教，在传入中国之前是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教会。早在四三一年，这个教会的领袖聂斯托利在欧洲被教廷判为“异教徒”而革职流放，他的追随者就逃到了波斯。六三五年，这个教派的一位主教阿罗本来到长安传教。对于这个在欧洲故乡早已被摧毁了二百年的教派，长安深表欢迎。唐太宗派出丞相房玄龄率领仪仗到长安西部迎接，还亲自听了阿罗本的讲道。于是，在长安的义宁坊，就建起了一个景教教堂。

更惊人的是，唐太宗还为这个流亡教派下发了诏书。这诏书中有十六个字表达了唐太宗非常健康的宗教思想，那就是：“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

大体意思是：大道没有固定的名称，圣人没有固定的体形，那就在各处多设一些教派吧，让它们周密地帮助百姓。

这种思想很明智。天下的教义、教派各不统一，都应该给它们提供方便，让它们各行其是，目的就是“密济群生”。

想得到吗，这竟然是唐代国王写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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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这种照顾国内外各种教派的思想，也可称之为“共生宗教学”“互补宗教学”“多元宗教学”，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也有开明君主提出过。例如，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第三代皇帝阿克巴提出过“ 联合宗教” 的主张，还召开过联合宗教会议，但没有成功，因为实力最大的宗教不同意。

阿克巴生活在十六世纪后期，比唐太宗晚了九百多年。阿克巴的问题在于，他想把所有的宗教联合成一个宗教，变成了“强扭的瓜”，当然做不成。唐太宗没有这种想法，他只想让各种宗教相邻而居，自由发展，互相关心，那就成功了。

唐太宗在宗教上的成功，造成了一个极好的精神成果，那就是此后的中国一直没有产生过“ 一教独大”的现象 ，随之也没有产生过宗教极端主义。没有产生过宗教极端主义，这是中国文化一直没有湮灭和中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种情景，可能会解除现在文化界流行的一种误会。唐代既然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一级台阶，那么它似乎应该天天都在弘扬着“国学 "。怎么唐代居然没有这么做，好像也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国学”？

不仅不知道什么叫“国学”， 而且唐代也不在乎文化意义上的“精神主体”和“国家哲学”。 它的“国家哲学”就是“道无常名 ，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 。

对此，我可以做一个散文化的比喻——

春天时节来到一个生机勃勃的山谷。

问山谷主人：“你喜欢哪一种花？”

主人说：“我喜欢每一种花。”

再问：“难道不能精选出一种吗？”

主人说：“ 选了一种，就没有了春天。”

——这就是唐太宗的精神价值，当然，也是唐代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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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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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中国文化课》

作者：余秋雨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版次：2019年 8月第 1版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