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峰：毛泽东的政治智慧与领导艺术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三者是统一的，同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政治立场，又是政治观点；既是政治智慧，又是领导艺术。毛泽东出神入化的领导权变艺术离不开实事求是的思想浸润，炉火纯青的领导激励艺术离不开群众路线的明确指引，而勇于担当的领导变革艺术更离不开独立自主的精神支撑。

    一、实事求是与领导权变艺术

    毛泽东最大的政治智慧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坚持实事求是，一方面要反对教条主义，不能从本本出发；另一方要反对主观主义，不能从个人经验出发。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共同特点是没有从客观出发，没有从实际出发。从陈独秀到瞿秋白，从李立山到王明、博古，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大多是迷信书本，迷信苏联经验，这是早期革命失败的主要根源。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他国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用之来指导中国革命，而不顾中国国情和革命阶段的具体实际。王明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达4年之久，使党的白区组织几乎丧失了100%，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90%，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直至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终于结束了王明教条主义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首次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毛泽东把《汉书》中的“修学好德，实事求是”赋予崭新的现实意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还把实事求是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他要求我们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斗争的“的”。1945年党的七大不仅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我党指导思想，而且确立了实事求是为我党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认为，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做到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个别到一般，领导者要善于选择若干典型，包括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对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从许多个别事物中抽象出一般规律，形成指导实际工作的政策。领导者只有从具体事物中取得实际经验，才能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抽象认识，进而对其他个别事物进行有效的指导。“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2］

    第二阶段是从一般到个别，领导者必须根据政策的精神，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对个别地区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做典型实验，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检验和完善原来的政策，再进一步推广。任何工作任务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者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它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领导者必须把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3］

    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在领导工作中就形成了他出神入化的领导权变艺术。权变不是权术，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实事求是的原则性和实际情况的变动性有机结合起来。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之所以能无往而不胜，关键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因时而变，因势而变；而且因事而变，因人而变。毛泽东历来反对不顾实际情况的“硬打”，而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会“打仗”又会“打圈”；既要大踏步前进，也要大踏步后退，调动敌人，迂回穿插，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领导权变艺术不仅体现在应变方面，而且还要主动求变。被动中寻求主动，防御中寻求进攻，不利中寻求有利，困难时寻求光明。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步步紧逼，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蒋介石处处妥协，屈辱求和；相反，对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却步步紧逼、百般刁难。因此，1935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做出了反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会后，为扩大抗日根据地，实现对日作战，红军在1936年2月17日发布了《东征宣言》，东渡黄河，准备与日军直接作战。同时，中共也加强了对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的领导。“反蒋”即在军事上打退国民党的武装进攻，在政治上揭露蒋介石卖国内战政策的反动实质，分化国民党营垒，争取国民党内的左派、中间派和地方实力派转向抗日。可见，“反蒋抗日”政策是中共团结了除国民党以外的各个阶级、阶层，对推动抗日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时移势变。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指出：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通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已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只是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开始，要使他彻底从“剿共”内战转变到和中共联合抗日，还需要排除各种障碍与阻力。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尽快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我党采取了“联蒋抗日”的新政策。

    从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到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庐山谈话的发表，我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先后经历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主动权变。“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中共对蒋政策的这一系列变化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蒋介石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所决定的。在每一政策的调整过程中，我党都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从抗日大局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结合，最终迫使蒋介石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