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的经济独立，是随政治独立而来的。1572年，荷兰北方诸省为反抗西班牙统治者及天主教的双重剥削，而发起了独立战争，荷兰本地的工商业由此得以自由发展。革命期间，居住在西班牙控制地区的新教徒纷纷逃往北方，荷兰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移民的技术和资金。在海外，荷兰打破了由西班牙人垄断的商贸活动，开通了与东南亚的贸易联系。财富的大量涌入为日后的郁金香投机热，以及整个1600～1670年荷兰黄金时代奠定了经济基础。

宗教方面，荷兰联省共和国笃信加尔文派的新教。宗教之争我们撇开不论，只说“郁金香之父”、16世纪最伟大的植物学家卡罗吕斯·克劳修斯在改信新教后，为躲避天主教的迫害而逃出法国并最终接受荷兰莱顿大学的聘请，在荷兰度过了自己最有意义的生涯。他精心培育出许多高品质的郁金香，并为其编目分类，从而在客观上树立了价格标准体系。达什还谈到了宗教方面的另一个后果，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那就是新教开始从当初克勤克俭的经济伦理准则，逐渐向物质财富这样的世俗享受转变。艳丽又昂贵的郁金香，也就成了富人们花园中的宠儿。

富人宗教心态的改变使之建立起了郁金香市场，而穷人的涌入，则改变了这个由富人主导、以供求平衡为准的市场的根本性质。这就牵涉到荷兰当时的阶级分层和生产结构问题了。尽管在17世纪初，荷兰已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但富只富在执政者、农场主和贸易商。织工、木匠、铁匠、鞋匠、市井商贩等手工业者收入虽比其他国家同业者高，但这点财富大部分被国内的高物价和高税收抵消掉了。荷兰一个普通五口之家全年需要280荷兰盾才能维持生计，而一个手工业者全年收入一般不超过300荷兰盾。

经济拮据显然是底层民众热衷郁金香投机的主要诱因，但达什提醒我们，底层起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来自荷兰封建主义对人身束缚的松弛。不同于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死死地把人绑在其原来的地位，荷兰人民“相信社会流动是每个荷兰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认为在一个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时代，必有其他途径可以使自己飞黄腾达。而相对于海外贸易、股票债券、公共事业等资本和知识准入门槛较高的领域，郁金香就是一个穷人也可以参与和赚钱的市场。至此，由植物学家发起和传播、富有商人建立和经营的郁金香市场，涌入了大批以转手倒卖和快速致富为目标的穷人。他们交易的不是昂贵品种，而是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中低端球根。

接下来的崩盘，也就不需要我们再去多说了。它依然遵循着投机过热、形成泡沫和泡沫破灭的经济学规律。当一个烫山芋丢出来而没人接手时，事情便一目了然了：郁金香只在投机者之间有价值，出了这个圈子，就没有任何市场需求了，而用来交易的劣质球根，则根本不在富人的追逐之列。因而，这场声势浩大的投机热，就如达什所总结的，“不过是穷人和野心家们的一次疯狂，根本没有像流行理论鼓吹的那样给荷兰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它的出现也没有引发后续的经济衰退。”

作为一本历史著作，《郁金香热》跨越政治、经济、宗教、植物学等多个领域，但我们读来并不觉得晦涩深奥。这主要得益于作者在爬梳交易记录、诉讼文件、宣传广告和宗教小册子等材料的时候，没有照章抄录而是技巧性地掺杂了许多小说笔法，因此整本书扑面而来一股栩栩如生的人文气息和时代精神。由此，一个特定年代的“疯狂”经济事件，呈现出许多并不疯狂的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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