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性质上说,“三个代表”是科学社会主义观诞生的基本标志

　　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从空想变为科学。空想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它只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先驱。那么,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有什么依据呢?有何基本标志呢?这必须作出准确而又简洁的回答。

“三个代表”正是满足了这样一种理论和实践的需要。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正是体现了生产力尤其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唯物史观上与空想社会主义划清了界线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并不主要在于对未来社会理想状态的描绘上,相反,在对未来社会许多问题的设想上,马克思、恩格斯都吸取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许多合理因素,如消灭私有制、消除三大差别,打破分工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限制,等等。二者本质上的区别,是在研究问题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即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空想社会主义站在唯心史观的立场上,从抽象的人性论观点出发,把资本主义看作是违背人的理性的表现,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人的理性的“千年王国”的实现;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上,认为应该从人的理性、从道德伦理观念出发重新规定一套新的、理想的原则,取代资本主义现实中的原则。

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批 判,对共产主义的形而上理想。科学社会主义则正好相反,它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从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的。在标志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阐析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指出一切社会形态都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撬动这个社会链条传递的杠杆,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先进生产力及其阶级代表力量的出现。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非常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胜利,正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这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主要是由于它深刻地体现生产力尤其是先进生产力(大工 业)的发展要求的缘故。

其次,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生动地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观念形态上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划清了界线关于这一问题,恩格斯早就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在 《卡尔·马克思》传略中着重介绍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之后,指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1](P44)。列宁也指出:“马克思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2](P580)这说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它不但来源于先进文化,是它们的集大成者,同时它本身就是一种先进文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其后来的先进文化的诞生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单就科学社会主义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3](P123)。毛泽东热情称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 中的伟大作用。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4](P303~304)。据此,我们说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再次,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生动地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划清了 界线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设想,都是关在房子里的一种美妙构思,即使付诸实践,也只是一种实验室式的圈地实验。这种行为,既看不起人民群众的力量,也体现不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自然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只是一种空想。而科学社会主义则不同。它一诞生,就公开宣布要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而且把它们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物质力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是由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是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它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它的奋斗目标就是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一再证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进行的事业,只有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并不断取得胜利。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过程,就是一个生动地体现了后来才提炼出来的”三个代表”的过程。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三个代表”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作为自己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从认识上说,“三个代表”是科学社会主义观的最新发展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出现后数百年以来,除了各色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它进行的上百种五花八门的、非科学的解释外,就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及其表述,也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认识是不断深化、与时俱进的。这种认识上的深化,集中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认识和提出上。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中国上世纪的80年代,经典作家都提出过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点是指那些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本质的、最根本、最主要的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标志的显著特点。这些特点应具有普遍性,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具备的。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正是科学社会主义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早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就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科学的预测,但由于那时他们还没有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这种描绘只是笼统地对整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只是到了1875年写作《哥达纲领批判》时,马克思才第一次科学地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发展成熟程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并对它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比较具体的勾划。随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又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理论。综观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他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概括主要有这样几点:1.实现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2.消灭了商品和货币。3.实行计划经济。4.实行按劳分配。 5.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预测,是以资 本主义发展最典型的国家为出发点,以无产阶级革命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为基础的。由于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他们的这些设想只能仅仅是一种预测,还需要在未来的实践中证实、修正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讲的:“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5](P419~420)由于他们没有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既不可能,也没必要从社会主义本身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而只能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趋势的角度来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既然社会主义是代替资本主义的制度,那么,与资本主义制度(私有制、无政府生产、按资分配)相反,社会主义就应当以公有制、计划生产、按劳分配等为基本特征,否则,二者就没什么区别了。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第二,列宁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新认识列宁、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认识,一方面确 实受到马克思、恩格斯论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他们根据俄国的实际进行了修订。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论述,集中于他所写的《国家与革命》、《论合作制》等著作中。列宁除了认同马恩的公有制加按劳分配观点外,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是:1.还需要有国家。他认为还需要国家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保卫容许在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2.实行两种程度不同的公有制。认为在小农占优势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不可能一下子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而要采取两种公有制的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3.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认为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是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所在。他曾提出过两个著名公式:一个是“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二个是“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这些都深刻的反映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可惜的是这种认识未曾继续深化就过早的辞世了。

此后的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较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也有一些发展,如在列宁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要保留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货币;提出还存在剥削阶级的残余,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对国家的职能也有新的认识,认为国家不仅是镇压职能,还有保护职能。尽管如此,综观斯大林的整体社会主义观,在一些主要方面是从列宁的立场上倒退了,如高度集权、高度计划。即使有创新,也都是不彻底、不一贯的。实践已经证明,斯大林模式是行不通的。

第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新概括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又进行了新的探索。一方面,他在许多方面作出了新认识。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继续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必须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注意“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等等,为奠定中国独立自主、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另一方面,在总体上还是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除了高度计划、高度集中以外,还提出了不切实际的“一大二公”的公社模式。

第四,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创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这种转折,集中表现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和探索上。应当承认,在转折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我们的探索仍然没有走出从基本特征上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传统思路,只是在传统的概括上实行加减法。当然,这种增加和去掉也确实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如增加了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允许发展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等特征,但并不具有本质性、稳定性。所以,到了1992年南方视察时,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条认识社会主义的新路,从本质上对社会主义作出了新概括。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那么如何看待这些概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必须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所以,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和上层建筑等领域的角度来概括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正确的、科学的。但是,用什么来回答,是用特征观还是本质观来回答?哪种更妥当?是值得研究的。很显然,特征不等于本质。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它由事物的内部矛盾构成,是事物的比较深刻的一贯的和稳定的方面,它从整体上规定事物的性质、功能和发展方向。特征只是本质的外延,是征象和标志。社会主义本质比社会主义特征更宏观、更集中、更深层,是最高层次、最高范畴的东西,它可以包含所有社会主义的特征。当然,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认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只能从本质角度定义才是正确的,而从特征角度定义就是错误的。正因如此,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才有两种说法。

在这里,判断的标准只能是实践。在社会主义实践没有发生或者刚刚发生时,就要求完全、彻底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不符合历史与现实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实践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充分展开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人们有更高的要求才是比较现实的。邓小平正是根据几十年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现实要求、发展趋势等,才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可是一段时期,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回避了、不提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这种观点错误了吗?我想不需要有很多的解释,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它与现实中发生的问题有冲突!消灭剥削,可剥削现象依然存在; 消除两极分化,可分化现象有扩大化趋势。于是人们不理解了,怀疑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否离开了邓小平开辟的航道,而实际上人们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从我们党的努力方向上、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上,我们所从事的一切是与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的要求相一致的,二者并不对立;问题发生在这个过程中还不能一步达到这个要求;而且,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如何看待经典作家所定义的剥削,如何看待两极分化扩大的问题,都是一些值得重新反思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是或否就能解决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既然发生了容易误解的歧义,那么,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就应该有新的认识思路。我认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我这里仅就狭义的角度讲),不仅仅是对这一过程的自然承接,而且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最根本、最完整、最科学的表达,是这一过程中的又一个“提高”。

　　三、从实践上说,“三个代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

　　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已有150多年了,也先后 出现了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群体。综观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与有、一与多、兴与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实践必须按照科学社会主义观来指导才可能成功。那么,什么才是科学社会主义观呢?当然不能以自己主观愿望自封,也不能靠马列的本本照办照搬,这里就有一个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问题。我们认为,每个社会主义的行动者如果领悟并紧紧抓住了科学社会主义观的真谛和灵魂,社会主义就能无往而不胜。这个真谛和灵魂,就是曾经一直存在、但现在才提炼和概括出来的“三个代表”。“三个代表”既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根本指针,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针,同时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指针,它是三个“根本指针”的有机统一。

首先,它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指针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使命的必经第一步。它通过革命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但建立这样一个政权,为什么?靠什么?就是为了解放和依靠发展先进生产力,才满足了社会不断的发展要求,才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和忠诚,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它要求科学社会主义观首先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具体到中国而言;新中国诞生前,即“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诞生后,要探讨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回答并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理论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例如,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完整纲领,它由建设新的政治、新的经济和新的文化“三大纲领”所组成,并阐明了经济、政治、文化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明确指出必须将这三者“相结合”。这“三大纲领”不正是“三个代表”的生动体现吗?

既然无产阶级革命要体现“三个代表”,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更要体现“三个代表”了。对此,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深刻体现“三个代表”的根本指导思想。一是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就是,一方面继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要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前者比较容易,完成后者比较困难。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后者越来越成为主要任务。这就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二是在俄国,无产阶级只占全国人口的少数,而农民占大多数。因此,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6](P49~50)。这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三是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在制定并通过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社计划时,列宁强调,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实现合作化是不可能的。要进行文化革命,则需要整整一个时代。他高度评价文化革命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指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7](P774)在这里,所进行的“文化革命”不正意味着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吗?

其次,“三个代表”是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针胡锦涛在2003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这一重要思想不仅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的问题,而且还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根本指针,又是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是党的建设根本指针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本指针的有机统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初讲的是党,是党要成为“三个代表”,即党是“三个代表”的行为主体,以永葆党的先进性。

但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而且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怎样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然会延伸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因此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指针的“三个代表”,就必然同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针。正是按照“三个代表”,我们党在前两个文明建设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问题。“三个文明”的提出和推进,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协调性。“三个文明”建设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建设“三个文明”的根本指针,二者互为依托,相携而行。

再次,“三个代表”是科学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锐利武器综观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发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始终面临着一些不可回避的理论矛盾、挫折和怀疑。比如,为什么社会主义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在这些国家如何开展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在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一般都受到了挫折?等等。诸如此类的矛盾和质疑,最核心、最集中的一点,就是社会发展阶段究竟可以逾越还是不能逾越?

因为,按照马克思的思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遵循自己固有的规律,按照内在的必然性,依次从低向高地向前发展。“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8](P11)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以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依据的,是关于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及其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

但是事实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不是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的,中国实际上跳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一跃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样,事实就和马克思的论断发生了冲突:坚持社会发展阶段不可逾越,与现实社会主义的事实相悖;坚持可以逾越,又违背马克思的论断,正好给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社会主义者以质疑的“口实”,加上苏东巨变的“事实”,更使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日趋激烈。

其实,综观社会主义的潮起潮落,最主要的经验与教训,并不是能否逾越的问题,而是出在逾越后是否从这“三个代表”方面去努力实践并取得成效。历史的发展是沿着两条路径进行的:一条是自然型,一条是主动型。在人类社会总体上沿着自然型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局部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具备而主动跳过某些阶段是可以的。问题是这些主动型的国家的执政党,在夺取政权后应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去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大力落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现实中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原苏联东欧却逐步削弱甚至离开了这三方面的努力,至少不全面、不一贯。这样就必然使本来相对落后的经济文化更加滞后了,使社会主义不够格,无法战胜具有比较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导致自身的垮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在苏东剧变之后,却能走出低谷而和平崛起,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0多年的探索,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再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特色理论大厦的灵魂就是“三个代表”。正是我们党坚持了“三个代表”,才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也只有始终坚持“三个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综上所述,我认为:“三个代表”是科学社会主义观的灵魂。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观诞生的笫一天起,“三个代表”的思想就在他们的视野之内,并成为他们主要理论的支撑点。时隔150多年后由江泽民精炼地概括提出来,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先前没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不意味着现在提出来就没有创新意义。它们是一个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以“三个代表”为灵魂的科学社会主义观,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63.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74. [6]　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7]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