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也是齐鲁文化精神的精髓。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绵延不衰的力量之源，也是凝聚海内外华人、华侨的精神力量之所在。齐鲁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它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十分突出。

齐鲁文化中的爱国精神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崇尚气节。气节指的是志气和节操，说的是为坚持正义和真理，宁死不向邪恶屈服的品质。所有气节之中，最为重要的气节是民族气节。民族气节是爱国主义的道德基础，它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齐鲁文化形成之初，齐国、鲁国的仁人志士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思想和行为铸就了齐鲁文化尚气节的爱国主义精神。

儒家崇尚气节的精神尤为突出。孔子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豪言，孟子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壮语。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穷于宋、困于郑、呃于陈蔡之间。《论语》中记载了孔子不畏艰难困苦的事迹：“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他面对困境而不畏难，继续弹琴唱歌，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

齐鲁文化精神中的爱国主义还表现在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以孔子为代表的鲁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重宗法重血缘重亲情，同时又将这种家族之情扩展到他人、君主、国家，以孝悌之心爱人、忠君、报国。孝忠一致，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扩大。孝敬父母尊敬兄弟的人对于国家也会尽忠。家国同构，家是小国，国是大家。以国为家，爱国如家，舍小家为大家，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以天下为己任，以一己之私利为耻。“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在孔子看来，管子有宏伟的抱负，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不是为了成就个人一己的名声。管子对齐国乃至中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管子的爱国主义是深层次的，他成就的是民族国家的大节，因而这种精神受到赞扬并融入到齐鲁文化之中。

在危难之际，不畏强暴，以维护国家尊严与安全为崇高使命。齐相晏子，出使楚国，面对不尊敬的言辞与行为，机智灵活，反唇相讥，不辱君命，维护了自我与国家的尊严，赢得了对方的尊重。鲁国的小民曹刿，在强敌压境，国家危亡的关头，毛遂自荐，挺身而出，沉着应战，一鼓作气，战胜敌人。齐军事家孙膑出奇制胜，败魏于桂陵、马陵，保卫了齐国。鲁国子贡不辱使命，创造“一出而存鲁，灭吴，弱齐，强晋而霸越”的奇迹。墨子日夜奔走，宣传他的“兼爱”、“非攻”的主张，消弭战争，体现了爱国爱民的情怀。

齐鲁文化中充满着忧国忧民，勇于承担，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这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表现。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学者、政治家时刻将国家、民族放在心上，为了国家的强大，民族的振兴，出谋划策，殚精竭虑，无私奉献。这可以说是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孟子将爱民与爱国联系起来，认为得天下在得民心，失天下在失民心，如果想拥有国家，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而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就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要“与百姓同乐”。因为“君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在孟子看来，统治者饫甘餍肥，老百姓却连基本的生活保证都没有，这叫什么父母官呢？进而孟子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仁者无敌。”对人民行施仁政，那么国家就强大无比。鉴于当时统治者不知体恤人民的现实情况，他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的目的在于唤起人们强烈的责任心，担当起救国救民、变革社会的重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之。然后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他表现出对国家、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和把国家的荣辱兴衰系于一身的爱国主义情感。孟子非常注重气节，他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他认为这种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表现出他推行王道主义、把治理天下作为己任的气慨。

总之，齐鲁文化精神中的爱国主义形式是多样的，尤其是那种崇尚气节、“养浩然之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使这种爱国主义又增添了几分色彩。齐鲁文化的这一爱国主义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精神中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对中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三、厚德载物的仁道精神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易传》中对“坤”卦的解释，认为君子应像大地那样具有宽厚包容的品格。在齐鲁文化精神中，包含着丰富的厚德载物的仁道精神。这种精神后来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重要内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性格结构。

厚德载物的基本内涵是宽厚仁道，包容万物。儒家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这种思想，它表征的是君子的一种美德。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本质是爱人。这就是他的仁爱思想的集中表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对人以爱，是仁的基本要求。这种对人的怜悯、关爱，正是孔子的基本思想。同时，他对人类也怀有强烈的仁爱之心。在《中庸》一篇中，他说：“仁者，人也。”孔子家的马棚失火被烧掉了。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首先问人有没有受伤。这就决定了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道文化。这种人道文化关心人，把人放在第一位，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美好。孔子对人性充满希望，相信人心中潜在的求善求美的本能，只要对这种本能的东西加以引导，即可使它发扬光大。换句话说，孔子将人看得很高，将人放在一个高贵的位置上看待。既然如此，他主张统治阶级要施仁政，要求统治者治国以礼、以德，加强自身的修养，以身作则，起到表率、榜样的作用。统治者以下的人也要修身养性，各安其分，依礼而行。这样，就可以做到上贤下良，人人都养成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良好习惯。这样就不用光靠硬性的法律来约束，就可以不用残酷的杀戮来维护统治了，就是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整个社会便会成为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君仁臣直、父慈子孝、夫妇和顺、兄弟和睦、朋友有信。孔子理想中的社会就是这样的一幅画面。

进而，孔子在政治实践中推崇为政以德。他继承和发展了周公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德政思想，明确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不仅是他执政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且也是他衡量执政的实际效果的重要标准。他的这一指导思想由孟子等人进一步继承和完善，成为鲁国一以贯之的传统思想。这一重要思想也成为鲁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显著标志。为政以德的内涵有两个方面：第一，统治者对老百姓要实施德政、仁政，而不是严刑峻法。统治者要爱民，关心民生疾苦，重视人民的力量。统治者与老百姓的关系是一种舟水关系。《荀子》中曾经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言论：“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他认为，统治者要爱护人民，注意改善与人民的关系。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那后果就有可能像水把船打翻一样。孟子在这方面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他认为得天下之道在得民。孟子认为，统治者要首先保证让人民吃饱穿暖，使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在此基础上，还要从精神上从人格上尊重他们，将他们视为具有独立意志与尊严的人，平等地对待他们。“君行仁政”，则“民亲其上。”孟子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第二，统治者自身要有高尚的道德，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公正无私，一身正气。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自己身正是为政的前提，否则政令就难以畅通。同时，作为统治者，还要心胸豁达，宽容大度，磊落坦荡，有君子之风。“人不知而不愠。”“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孔子认为，要尊重他人，体谅他人，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他进一步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自己不愿意做的，就不要强迫别人去做。对统治者来说，就是要考虑百姓的感受与需要，体谅他们，而不是一味地居高临下，发号施令，随心所欲。

厚德载物的另一方面的内涵是开放宽容、兼容并包。“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纳之。”胸怀应该像大海一样，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种宽厚、包容的精神是事物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这就是齐鲁文化精神特点的显著表现。齐国学术思想中开放性的特点就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齐国的学术思想在发展中，广泛地吸收了当时社会上各派的思想，不仅有道、法、墨、阴阳、儒家，还有纵横家、农家、兵家等思想，呈现出兼收并蓄、开放宽容的繁盛的局面。当时在齐国的首都临淄建立的稷下学宫，体现了齐文化开放、宽容的品格。稷下学宫的建立和发展，表现出几大特点：一是流派众多、百家汇聚。其中既有来自三晋文化圈的法家，还有来自楚文化圈的道家，来自鲁文化圈的儒家，来自燕齐文化圈的阴阳家，来自宋国一带的墨家，就连农家、小说家等影响较小的学派也都在学宫内占有一席之地。二是名家荟萃、群星闪烁。在稷下学宫里，有作为齐文化代表的邹衍、淳于髡、田骈、尹文、接子、鲁仲连等，也有作为邹鲁文化代表的孟轲，作为楚文化代表的环渊，还有融齐、鲁、荆楚、晋文化于一家的集大成者荀子。这些大家汇聚稷下，使稷下学宫达到了鼎盛时期。三是思想多元，自由争鸣。据史书记载，在稷下学宫定期举行的集会上，持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围绕着一些重大的问题展开争辩。在这样的争辩中，许多宝贵的学术理论应运而生。也正是这种学术思想的开放兼容，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令人称道的黄金时期。齐文化的兼容性、开放性，不仅促进了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巨变，而且也成为齐鲁文化精神乃至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资源。

四、聪明睿智的创造精神

齐鲁文化精神中蕴含着一种探索精神、创新精神。这种精神是在齐鲁文化形成之初就已经具有的。也正是这种精神的存在，它成为一种动力，推动者人们去探索、创造、创新，使齐鲁大地兴旺发达、人才济济、圣贤辈出、发明众多。

如果追溯齐鲁文化中的这种创造精神，还可以追溯到史前东夷人那里。在山东东部生活的东夷人勤劳勇敢，富于创造精神。从现在的史料和考古学发现表明，东夷人的发明创造很多，小至弓、矢、舟、车的发明，中至渔、猎、农、牧、酿造、冶炼技术的创造，大至天文、地理、律历、礼乐制度的发现和创建，都表现出他们的聪明睿智。

春秋战国时代，齐国和鲁国得到了东夷文化的滋养，东夷文化在它们那里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东夷人的创造精神，在齐鲁人那里也得到继承和发展。伟大的政治家管仲充满着智慧，他所倡导的改革，表现出他的聪明才智和精明强干。他所倡导的改革是一次伟大探索，是一项宏伟的创造工程，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军事等，他都作了精心地谋划。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过去人们只看到了他“述而不作”、“克己复礼”的保守的一面，忽视了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创新。比如，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过去一般都认为是周公的创造，孔子只是“从周”、“继周”的忠实继承者。虽然孔子自己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周公的礼乐究竟是什么样子其实孔子也搞不清，因为当时已经是“礼崩乐坏”了。因此，孔子的礼乐文化思想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创造出来的，他是借周公的名义来推行他的一套礼乐文化。

齐国值得称道的、具有很大创造性的《孙子兵法》，在兵学方面独树一帜，在战争中总结了一整套的规律性认识，其博大精深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这样一部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兵典无疑是优秀的齐鲁文化精神的聪明睿智之表现。

在科学技术方面，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成就也多出于齐国和鲁国，也是齐鲁文化精神聪明睿智的集中表现。比如，当时鲁国的公输般，也是后来我们所称的鲁班，是一位能工巧匠。他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春秋和战国之交，社会变动使工匠获得某些自由和施展才能的机会。在此情况下，鲁班在机械、土木、手工工艺等方面有所发明。大约在公元前450年以后，他从鲁国来到楚国，帮助楚国制造兵器。他曾创造出云梯，准备攻宋国，但被墨子制止。公输般很注意对客观事物的观察、研究，他受自然现象的启发，致力于创造发明。一次攀山时，手指被一棵小草划破，他摘下小草仔细察看，发现草叶两边全是排列均匀的小齿，于是就模仿草叶制成伐木用的锯。他看到各种小鸟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就用竹木削成飞鹞，借助风力在空中飞行。公输般一生注重实践，善于动脑，在建筑、机械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能建造“宫室台榭”；曾制作出舟战用的“勾强”；制出了“机关备制”的木马车；发明了曲尺、墨斗、刨子、凿子等各种木作工具，还发明了磨、碾、锁等。由于成就突出，建筑工匠一直把他尊为土木工匠的祖师。此外，还有在天文学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齐国人甘德，他的天文著作与魏人石申的著作合为一本，叫《甘石星经》，在天文学史上有较高的地位。在地理学方面，战国时期阴阳家学派创始人邹衍，是稷下学宫著名学者，他提出了“大九州说”，这在地理学上是一个创造，推测和想像世界的九州的方位。在医学方面，神医匾鹊的医术为人称道，在医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勤劳勇敢的奋斗精神

齐鲁文化精神中的勤劳勇敢的奋斗精神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在齐鲁大地上，一代又一代的齐鲁人民辛勤劳作，奋斗不息，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丰富多彩，创造的精神与思想成果更是人世间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素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而著称。我们的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灿烂的华夏文明，而且数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绝、蓬勃发展，靠的就是炎黄子孙世世代代的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这种伟大的精神始终在我们的民族中传承。而这种伟大精神的形成与齐鲁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齐鲁大地世世代代的人民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奋斗精神，又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精神。天道酬勤，劳动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了社会发展。古代的东夷人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条件下，不畏艰苦，辛勤劳作，改变了它们生存的环境。齐国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与艰苦的自然条件作斗争表现出吃苦耐劳的精神品格。姜太公初封地，自然环境非常恶劣，沼泽遍布，土壤碱化，土地资源非常贫乏。但姜太公并没有被吓倒，没有在困难面前却步，而是因地制宜，发展渔业、手工业、商业，迅速改变了齐地蛮荒的局面，积累财富，为日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为了说服其他诸侯国的国君接受他的思想，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周游列国，甚至被困于陈、蔡时他也毫不动摇自己的决心。墨子认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也就是说，人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劳动才能生存，否则，就不能生存。《说苑·立节》中记载了子路的一段话：“子路曰：‘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贫穷，不能轻死亡，而曰我能仁义，吾不信也。’”子路把能否勤劳勇敢、艰苦奋斗与仁义联系起来，把这种精神上升到仁义的高度上来认识。古人早就认识到，辛勤劳动是富家兴国的根本途径。《墨子·非命下》记载：“今也农夫之所以朝出暮入，强乎耕家树艺，多聚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倦怠。”墨子在这里明确地提出勤劳可以致富，懒惰必受贫穷的思想。荀子也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他也说出了勤劳可以使人免受贫穷的道理。

在近现代，齐鲁文化的这种勤劳勇敢的精神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许多老百姓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陈毅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淮海战役是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山东的老百姓为了支援淮海战役，他们推着独轮小车为解放军送粮食，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把粮食推到哪里。陈毅同志的一句话，把山东老百姓的勤劳朴实概括得非常形象。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沂蒙精神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其中勤劳勇敢的奋斗精神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还出现了胜利精神，也充分地体现了胜利油田的石油工人勤劳勇敢的奋斗精神。

六、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

“民贵君轻”思想是孟子首先明确提出来的。《孟子·尽心下》中有这样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民本思想发展到战国时代的充分表现。其实，民本思想早在春秋时期已形成一种思潮，对当时诸子的思想有较大的影响，最早提出“以人为本”的是管仲。管子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这里的以人为本，其实是一种民本思想。《尚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齐国诸子大都是管仲的徒子，管仲的这种思想对他们影响很深。鲁国的儒、墨在“重民”、“畏民”、“保民”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齐鲁文化中的民本精神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充分肯定民的作用。“天道远，人道迩。”人事重于神事，“顺天受命”不如“敬德保民”、“为政以德”。人事是第一位的，统治者应当把民放在重要位置上，因为“国将兴，听于民”，国家的兴旺发达是与老百姓相联系的，是由老百姓所决定的。第二，认识到国君依赖于人民、人民制约着国君的军民关系。民足则国富，民逆则政亡。正如孟子所讲的：“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将这种君臣关系作了形象地概括：“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第三，正确地处理人民和国君的关系，正确地对待人民。为了防止政亡人息，必须“取民有制”、“使民有时”，“使民如承大祭”，“视民如子”，在政治上实行“王道”、“仁政”。总之，这种“民为邦本”的思想提倡爱民、保民、惠民、惜民、恤民，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保持政权的巩固，但从客观上减轻了对人民的压迫，使老百姓的日子相对来说过得好些。这种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使得齐鲁文化中的这种“民本”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所批判地吸收，使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相结合，成为新时期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以人为本”的合理成分。

七、“内圣外王”的人格精神

“内圣外王”是儒家修身养性的人格学说。所谓“内圣”，就是指主体在修身养性方面的要求，即达到仁、圣的境界；所谓“外王”，是指在社会政治教化方面，要以实行“王道”、“仁政”为目标。儒家这种把内在的修身养性与外在的政治实践融为一体、有机统一的倡导和做法，形成了儒家独特的“内圣外王”的人格思想。由于这种思想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开始大都是齐国和鲁国的学者或官员，因而它对齐鲁文化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从而也成为齐鲁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

春秋时期，“内圣外王”的思想就已经提出。《左传》中有所谓“三不朽”的说法，即立德、立功、立言，说明了人在发展中次序是由内向外的。孔子提出“修己”以“安人”，孟子提出“修身”、“立命”，“养浩然之气”，实行王道仁政，都对“内圣外王”的思想作了论述，从而逐渐形成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追求目标。

可以看出，儒家的这种“内圣外王”的人格精神的主要特点是：以圣贤的人格为价值取向，以个体的道德自觉为修身原则，进而治理好家庭、治理好国家，担当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内圣就是要以“仁”为道德的最高追求，努力地向善。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就是做到仁、义、礼、智、信，使自己成为一个君子、圣人。而达到这一境界，就需要道德上的自觉，“克己复礼为仁”。因此，在儒家的思想中，明伦理、主自律是“内圣”的必要条件，达到了“内圣”，则可以进一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治国平天下，以求“外王”。

儒家的人格精神还有一个方面的重要表现就是励志和立志。儒家倡导积极地思考人生，建立人生的理想目标，为社会做出贡献。在他们看来，人生的价值建树和实现，是立足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上的，是通过“立功”来展现人生价值的。儒学思想十分明确地要求人们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目标的过程中，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即为改造社会、改造自然而建功立业。因此，立志和励志是儒家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条件。《论语》当中记载了孔子与他的学生谈论志向的故事。有一次，孔子与他的学生谈起人生的志向问题。他问他的学生颜渊、季路：“你们谈谈你们的志向吧？”子路回答：“我的志向就是愿意让我的朋友与我分享我的车马、衣服，就是用坏了也不会在意。”颜渊说：“我的志向就是从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从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这时问孔子：“想听听老师您的志向是什么？”孔子回答道：“我的志向是：使天下的老人们都有所归、有所养，过着安定舒适的生活；使社会中的人们都互相信任、互相忠诚；使青少年们都有远大的抱负和宽阔的胸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年怀之。”孔子的志向高远，是儒家“立德立功”、“内圣外王”的人生价值追求的充分表现，为学生们树立榜样。

齐鲁文化精神中这种“内圣外王”的学说，在后来的演化中，一方面，成为人们注重道德修养、加强道德自律的重要原则，另一方面，也发展为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树立远大政治抱负的精神。因此，在儒家十分活跃的鲁国和齐国，齐鲁大地的人民千百年来非常注重道德品质的修养，以修身养性，善“养浩然之气”为道德价值实现的条件，从而涌现出了一大批道德的楷模。古代有管子、孔子、孟子，社会主义时期有焦裕禄、孔繁森，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八、中庸和谐的和合精神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核心，也是齐鲁文化的精华之所在。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和齐鲁文化精神之中，从而对人们处理人的心灵世界、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各种文明间的诸多关系提出了非常可贵的价值原则和价值选择。

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多年来从事中华和合文化的研究，在海内外演讲、介绍中华和合文化，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共鸣。根据他的研究，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和、合二字都见之于甲骨文和金文。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合的本义是上下唇的合拢。殷周之时，和与合是单一概念，尚未联用。《易经》和字凡两见，有和谐、和善之意，而合字则无见。《尚书》中的和是指对社会、人际关系诸多冲突的处理；合指相合、符合。春秋时期，和合二字联用并举，构成和合范畴。《国语·郑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韦昭注：“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意思是说商契能把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国语·郑语》并记述了史伯关于和同的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认为阴阳和而万物生，完全相同的东西则无所生。可见和合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异，矛盾多样性的统一，才能生物，才能发展。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其弟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这代表了孔子的思想，认为治国处事、礼仪制度，以和为价值标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既承认差异，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过互济互补，达到统一、和谐。这与“同而不和”，取消不同事物的差异的专一观念形成对照。管子将和合并举，他指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他认为存养道德，人民就和合，和合便能和谐，和谐所以团聚，和谐团聚，就不会受到伤害，给和合以高度重视。墨子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结怨仇，而有离散之心，所以“离散不能相和合”。总之，中华和合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深刻。所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连起来讲，指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吸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在此和合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由此可见，和合文化并不否认矛盾、差异和必要的斗争，它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只是把矛盾、差异和斗争限定在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防止因过度的矛盾斗争而破坏了不同事物共同存在的基础，使得事物的发展停滞不前。这表明，和合文化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客观地承认不同，比如阴阳、天人、男女、父子、上下等等，相互不同；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五教和合、五行和合等等。中国古代先哲们通过对天地自然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作大量观察和探索，从而提出了和合的概念，对和合现象作本质的概括，由此促进了事物的发展和新事物的产生。

和合文化的产生可以追溯到齐鲁文化那里。换句话说，齐鲁文化是和合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和合是齐鲁诸子、各家学派的又一共同主导精神。管仲及管仲学派对合群、团结、同心同德是十分重视的。他们认为合群、团结、万众一心是力量的源泉，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人和”、“同心”等成为他们思想中的重要原则。在管子那里，和合的思想已经有了较高的境界。他认为，只有人事与天道相互协调，天地间美好的事物才会产生出来。人也是天地精华和谐产生的新生命，他充分地论述了“和乃自生”的思想。这也可以看作是天人和谐的思想萌芽。他创造性提出的“人与天调”、“人君天地”的命题，论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道理。同时，他还进一步论述了经济发展中的和谐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方针，采取各种优惠措施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管子的社会和谐思想也非常突出，他强调为政者首要的是“始于爱民”，提出了“九惠之教”的社会发展模式，对“老、幼、孤、疾、独、病、穷、困、绝”这九个方面的社会需要救助的人员，提出了救助的方案，为促进社会和谐出谋划策。

儒家的中庸思想也是和合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崇尚中庸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是一种达到和合的很好的方式，因而也可以称为“中庸之道”。这种“中庸之道”用于政治，是裁抑豪强，均平田产，中和权利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农业宗法社会的基础。这种“中庸之道”用之于文化，则是在多种文化融合交会时，异中求同，兼容并包。用之于人际关系和道德法则上，则是做事不能偏颇，执两用中，温良谦和，把握住度。用之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是要求顺从自然的节律，按照自然的规律去耕种农作物。中庸思想无疑对于和合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贡献。

齐鲁文化中的中庸和谐的和合思想千百年来，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对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身心等方面和谐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

九、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

求真务实、实干苦干，这是齐鲁文化精神的亮点。求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务实，就是踏踏实实去干。齐鲁大地的人民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创造了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这种精神在齐文化中表现的比较突出。春秋战国时代，诸侯蜂起，群雄争霸。强者为王，弱者受气。当时先后涌现了很多有实力的诸侯国，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对其他国家产生了震慑作用。齐国曾为五霸之首，七雄之冠，号令诸侯，左右天子，实力非同小可。齐国之所以有如此之威势，关键在于求真务实。齐国建国初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决定了它不是发展成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是向以发展工商业型经济为主的国家的目标努力。因此，姜太公从特定的国情出发，正确地制定了优先发展工商业的战略目标，从而为后来齐国跃居最有经济实力的大国而奠定了基础。管仲也遵循了求真务实的原则，他认为，要想使齐国在乱世中自立，就必须富国强兵、革故鼎新；而要富国强兵、革故鼎新，就必须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因此，他的施政首先是从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入手的。

管仲根据实际对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的带领下，先后改革了国家管理体制、经济管理制度以及人才管理制度，开创了齐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新局面，成就了一代霸主的伟业。在齐桓公为君、管仲为相的时代，齐国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巅峰时代。之后，齐国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混乱与低潮。齐威王为匡国救弊，大力整顿吏治，重新恢复求真务实的传统。他派使臣深入乡里，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微服私访，获取实情，然后实行重奖严惩。他对务实爱民、不求虚名、曾遭诽谤的即墨大夫给以重奖和正名，封之万家；对贿上窃名、不务民事、不修国防的阿大夫，处以极刑，烹杀示国；对朝中曾经赞誉阿大夫的左右臣僚，一并严惩。以此为契机，齐威王修订法律以督奸吏，以振兴齐国。齐威王通过改革吏治，大震于天下，“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齐国重新以求真务实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

求真务实精神也包含着按规律办事、因地、因时变革的思想。这是为了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符合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要求。历史证明，齐国历代明君贤相的这种与世变、与俗化、明世务、合时变的政治革新、经济变革的精神，是齐国繁荣富强的重要政治因素，也是求真务实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鲁文化中，求真务实的精神也表现得比较充分。比如，孔子认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要多做少说，通过实干来表现自己的才能，不能光说不做。他倡导要“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做事要脚踏实地，实实在在的。他认为，在知识的学习方面，也需要求真务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懂酒是不懂，不要装懂，这是学习的正确态度。在做事情的过程中，要遵循规律，不能光为了求速度而忘记了规律，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他提出认识事物的几个方面的原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说，做事情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要采取灵活变通，实事求是的方式。可以说，孔子的这些思想都是朴素的求真务实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表现。

山东人民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以党的思想路线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苦干实干，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山东，谱写出齐鲁文化精神的新篇章。

十、德行天下的义礼精神

齐鲁文化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德治”思想和“教化”思想，德行天下，重“义”讲“礼”，形成了厚重的义礼思想。这种思想一代一代地传递着，使得齐鲁大地有着浓厚的道德氛围，义重于利，礼让谦恭，为世人所称道。

春秋战国时期，圣贤教化人民，是要让老百姓懂得礼、遵守礼。在儒家看来，太古时代，人与禽兽为伍，人与禽兽没有什么区别，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懂得了礼，人与禽兽就区别开来。《礼记·曲礼》说，为了让人们懂得“自别于禽兽”，有圣人起来，“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为礼以教人”，就是制定了礼来教人，礼使人自觉地区别于禽兽，从而使人走向了文明。圣人的历史功绩正是在于“为礼”和“教人”。

在《论语》里，孔子在很多地方都谈到礼，而由于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所以在不同的场合，孔子所讲的礼，都有不同的含义，其所指是不一样的，都有不同的侧重。孔子的礼大体上有以下内涵：

第一，是指周朝时期的礼，就是由周公所制定的西周礼制。孔子特别推崇周公，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他感叹自己年龄大了，居然很久都没有梦见周公了。孔子之所以崇拜周公，是因为周公所创立那套礼乐制度的非常完美，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就是说，周礼是在借鉴了夏、商两代为政得失的基础上制定的，典制完备，足以为万世龟鉴，所以继承。西周开国之初，周公创制了礼乐及其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这套制度之所以为孔子和后世所称道，是因为它是以道德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由此确立了道德在治国理念中的主导地位。这套礼乐制度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中国道德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这套制度瓦解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孔子向往周公之礼，提出“克己复礼”，既是他对春秋乱世的不满，也是他对西周道德礼制的推崇。

第二，礼体现了德治、仁政的方式和途径。周公最早提出了“德治”的理念，孔子为了实现“德治”，又提出了“仁”的思想。但是，德和仁都是非常抽象的，而礼恰恰是可以把德和仁具体化的制度或行为方式。先秦时期，儒家和法家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实行礼治还是法治。法家认为，政令的推行要依靠法，凡是不从令者，就用刑罚加以惩处，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不敢犯上作乱了。而儒家则主张，治理国家要以道德教育为主，通过礼来规范和整齐民众的行为。孔子对这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进行评价时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认为，法家的那套治国之道，最后就会导致老百姓因为畏惧刑罚而不去触犯法律，但他们的羞耻之心并不存在；而儒家的那种以德治国的治国之道，是用礼来保证道德目标的实现的，结果是老百姓因为有了羞耻之心，不仅不会去做坏事，而且还会内心有了道德准则。儒家还认为，礼是体现德和仁的具体形式，如果离开了德和仁，礼就不成其为礼。孔子就曾经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如果一个人内心缺少仁爱之心，礼和乐就名存而实亡。由此充分说明了礼、乐与德、仁是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

第三，礼是修身不可缺少的手段。在人类社会中，如果人可以放纵自己的行为，就和禽兽没有了区别，社会也就无秩序可言，从而也就无法维持下去。所以，儒家和法家，虽然政见不同，但它们都认为人的行为是需要约束的。这两个派别的分歧在于：究竟用什么来对人约束。孔子主张很明确，就是用内在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正如他说的：“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他认为，君子“博学于文”是很有必要的，但同时要“约之以礼”，即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因为礼是根据道德原则制定出来的。只要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好了，也就可以悖离道了。孔子特别重视礼，认为无论是哪种性格的人，如果不借助于礼，都达不到人生理想的境界。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这也就是说，恭敬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劳顿；谨慎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胆小、畏惧；勇敢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胡来；直率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说出让人伤心的话。恭、慎、勇、直这四种性格如果缺少了礼的引导，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再如，《论语·宪问》中记载，一次，子路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是完美的人？孔子回答时，提到了臧武仲、公绰、卞庄子这三位鲁国的大夫，也提到了自己的学生冉求。臧武仲的智慧，公绰的无私，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学问，都是杰出的、一流的。但是，孔子认为，要成为完美的人，仅仅把这四个人的优点都集中在一人身上还是不够的，还要“文之以礼乐”，即把礼乐与恭、慎、勇、直这四种优点结合起来。可见，礼乐是人身修养的最重要的课目，缺少了礼乐人身修养就无法真正进行下去。

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儒家认为先义后利、义重于利。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他继承了春秋中期晋国大夫丕郑、里克的观点即“义以生利”，但他也强调行义要符合礼的规定，孔子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他也认识到，利益是使老百姓安定的重要因素，治国安民不能忽视利益的取得。他并不否认功利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义利关系上，孔子又明显地表现出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思想，他提出要“见利思义”。在看到利的时候，要想到义。利符合义，就可以取之，这叫做“义然后取”。孔子对义利关系的认识和主张，对于儒家的后继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孔子的继承者孟子的义利观是典型的重义轻利观，他主张义，反对利，甚至将义和利对立起来。他把义提高到人生的高度上来认识，喻之为“人路”，它如正确的大道一样，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必由之途，把义看作为人生应遵循的依仁而行的基本道德规范。他要求人们以“义”为先，追求社会正义，遵循社会道德规范、政治原则，反对见利忘义、放弃仁义而去追求物质利益。

总之，齐鲁文化从儒家那里吸收了许多讲究礼仪、重义轻利的道德规范，使齐鲁大地成为人们称道的礼仪之邦、道德之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