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才女之列，她是最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

作为钱钟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杨绛先生已经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生起伏。

当那些浮于人世的尘埃落定，她与生俱来的才华与魅力却依旧闪光，在岁月的历练下烨烨生辉。

杨绛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祖籍江苏无锡。杨绛原名杨季康，后来笔名杨绛为人熟稔，成了“本名”。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曾在北京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公务倥偬，忙不及履。连张勋复辟时，杨绛的父亲也没能带领全家逃离北京，只在一位英国朋友家里躲避数天。1919年，杨绛的父亲辞职南归，杨绛跟着父母启程回乡。

1932年春天，杨绛考入清华大学并与钱钟书相识。钱钟书曾在诗歌里追忆他见到杨绛的第一眼：“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第一次见面，钱钟书就说：“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杨绛回答。世纪佳缘由此展开。

钱钟书是清华著名的才子，书生意气，而杨绛也是名门闺秀。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成婚，不久一同出国留学，无论在牛津或是巴黎，都留下了他们相亲相爱的足迹。其间，杨绛与钱钟书爱情的结晶——女儿钱瑗降临。抗日战争爆发后，杨绛与丈夫选择了回国，辗转任教北大、清华等高校，同时从事文学研究。

“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是钱钟书曾写给杨绛的“赠语”。

为什么称杨绛为先生？

实际上，“先生”一词在古汉语中有很多意思，其中一项，就是用来称呼有学问、有才华的人，且并不特指男性。近代以来，随着“新文化”和“女权”思想的盛行，“先生”也就成了人们对那些才华横溢、或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的女性的一种尊称。我们熟知的许多民国才女，如冰心、宋庆龄、林徽因等，也都被时人称作”先生“。

“先生”这两个字代表了一种修为，一份崇敬，和一种精神。我们称杨绛为”先生“，也正是因为如此。且不论她作家和学者的身份，仅作为翻译家，她的履历就足以令人生敬。

杨绛一生译作虽不算多，但每一部都是精品。她翻译的《堂吉诃德》是公认的佳作，曾被邓小平当作国礼赠送给西班牙国王。该译本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堂吉诃德》的所有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

机缘巧合走上翻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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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要追溯到清华读研时。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杨绛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在考校钟书的未婚妻么？要知道，她英文虽好，却从未学过、做过翻译。杨绛硬着头皮“应考”，没想到却获得叶公的连连称赞，并将她的译文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

实际上，杨绛不仅中英文俱佳，还自修法文。她在大学期间曾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都称赞不已的法语。深厚的外语功底，为她后来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的基础。

译著丰富，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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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最出色的译著要属《吉尔·布拉斯》和《堂吉诃德》两部。1954年 ,杨绛开始翻译法国作家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了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1958年，47岁的杨绛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十年浩劫开始时 ,杨绛已经译出了一、二两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杨绛历尽周折，终于使译稿得以保全。 “文革”结束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改,《堂吉诃德》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杨绛应邀参加国宴，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邓小平作为礼物，送给西班牙王室。邓公曾不无惊讶地问她：“什么时候翻译的？” 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表彰她在传播西班牙文化中做出的杰出贡献。

1999年，88岁高龄的杨绛翻译了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六万余字。《斐多》描绘的是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就义当日，与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这些讨论至今仍是西方伦理学的基础。杨绛在翻译时多方参考，并为读者作了详细的注释。她在此书的译后记中说道，“我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1950年，杨绛翻译了西班牙名著《小癞子》。起初是从法译本转译的，十年动乱之后，杨绛又根据富尔歇 ·台尔博斯克校订的1958年版西班牙原本重新翻译。1978年，这本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1983年后, 杨绛又根据新版本重译，使译本更加完善。

此外，杨绛还译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等佳作，译林出版社曾出版了三卷 《杨绛译文集>>。

提出“翻译点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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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也就是说，译者需要细腻地体察到原作者的字句和字句间的含义 , 同时也需要让译文读者体会到原文 。而译者又不能在翻译中加入自己的理解 。完全体会原作尚且不易，贴合原著表达则是难上加难 。

尽管被朱光潜这样的大学者、大翻译家，极力推崇为中国散文体（小说）译得最好的翻译家 ，但杨绛自己却从来不自满，而是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 。她说， “翻译是我的学习 ”， “我对自己的翻译，总觉得难臻完善 ”。杨绛在翻译过程中，特别注重对翻译理论的探索，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点烦论”。她在自己撰写的《翻译的技巧》一文中称：

简掉可简的字，就是唐代刘知几《史通》、《外篇》所谓“点烦”。芟芜去杂，可减掉大批“废字”，把译文洗练得明快流畅。这是一道很细致、也很艰巨的工序。一方面得设法把一句话提炼得简洁而贴切；一方面得留神不删掉不可省的字。在这道工序里得注意两件事。（一）“点烦”的过程里不免又颠倒些短句。属于原文上一句的部分，和属于原文下一句的部分，不能颠倒，也不能连接为一句，因为这样容易走失原文的语气。（二）不能因为追求译文的利索而忽略原文的风格。如果去掉的文字过多，读来会觉得迫促，失去原文的从容和缓。如果可省的字保留过多，又会影响原文的明快。这都需译者掌握得宜。

短短二百余字包却含义丰富，这便是人所共知的“翻译点烦”论。如果说钱钟书的“化境”论是从理论上为翻译开创了一种理想境界的话，那么杨绛的“点烦”论则是从实践上为翻译开辟了一条可行之道。

美酒醇，尝一滴可知其甘；冰山阔，观一角可知其大。我们仅从杨绛作为翻译家的一个侧面就能看到，她这一声先生，实在当得！

作品选录

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已，不求有名有声。

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我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人能够凝练成一颗石子，潜伏见底，让时光像水一般在身上湍急而过，自己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

灵性良心人人都有。经常凭灵性良心来克制自己，就是修养。

我们从忧患中学得智慧，苦痛中炼出美德来。

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new experie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名声，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

△视频：百岁人生：知足常乐 固守淡泊

杨绛先生，一路走好！我们永远思念您……

（来源：央视新闻、MU事务所、泽地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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