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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栗丸

编辑|柳逸

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像是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僵尸世界大战（WorldWarZ）》电影中的最后一幕，僵尸堆叠在一起争先恐后试图抓住最后一个还没完全爬进直升机舱的人，直升机摇摇晃晃飞向状似广州塔小蛮腰的建筑，那是唯一安全的地方了——她躺在床上做梦的医院。

最后，她醒来了，发现自己四肢被拴在病床上的四个角上。

“她”即是我，这是我和她的唯一一次有清晰印象的交集，但是，她肯定还在我的体内，在我的脑子里存在。四年前、短短存在三个月的“她”总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稀奇古怪的梦，和现实脱节，明明是个大人却只会撒泼打滚。

姐姐告诉我，她去看我的时候，我会指着水龙头说：“这三个水龙头，左边那个打开有水我妈妈就会来。”

病友郭姐说：“我不喜欢她，她会和你一起把书都撕掉，往窗外撒。”

爸爸申请带我院外散心，车子里明明还有我朋友的情况，我却只会一个人对着窗户急急写字，嘴里絮絮叨叨，勾着肩膀像个神神秘秘的小老太太。

出院后近两年的我在看韩剧《海岸村恰恰恰》的时候，不羡慕男女主有才有颜，倒着实羡慕里面八十岁老太太坎离小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能吃上最爱的鱿鱼，身边有一群可爱的老姐妹陪伴着在睡梦中离开这个世界，就算内心还牵挂电话那头舍不得为自己花钱的儿子孙女，就算他们只在己身后守灵，也算自然而然的过完这一生吧。

坎离，坎离，“坎”与“离”在先天八卦中相互对应，阴阳相衔，未来过去，有来路有去处，这其中的对立与统一大概可以启示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样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一生，有得有失但还是自己，我却精神失控到不能自已，所以诸多羡慕。

失恋初期，正值6月毕业季，我从学生身份迅速转变为职场打工人，但心里还是攒着一股劲想要发泄。为什么别人可以恣意践踏我的感情，而我只能按既定道德选择退场？不肯踏入三角关系的我自认自己是对的，每个朋友也说我的选择是对的，我懂事，我明事理，但我的内心在烧灼。

“你忘了笑，还忘了能哭，本性被驯服。”乐队五月天在《派对动物》唱到这里，我突然决定拿工作积攒到的第一笔钱去泰国，考休闲水肺潜水的初级潜水员证书，开始畅想未来徜徉深蓝。

我不听家人的劝阻，经历晕船、体力不支，将所有的考核拿下，在船上啃着西瓜吹着海风，感觉空气中都是甜甜的。我难以忘记，那天踏着夕阳上岸，所有船舶停在港湾，平静无风，波澜不惊。那时候，我以为自己的情绪在慢慢变好，我有别的事帮助我转移注意力，我积极又向上。

一切本应当是甜甜的。没有人会料到，在一次潜水练习后返回岸边的夜晚，我第一次直面急性双相情感障碍症。

双相情感障碍（BD）又名双相障碍，是一类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常见精神障碍，首次发病可见于任何年龄，大众认知比单相抑郁症更少，且更难治疗。作者张进在《渡过》一书中也提及：“有约五分之一的双相患者，以躁狂起病，这又会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我初次被诊断的结果是单相躁狂症，后续治疗中又被误诊为了“精神分裂”。父亲实在难以接受前一天还在正常生活的女儿突然失神，更别说现在被诊断出了“精神分裂”这个结果。如果，如果……如同得癌的人希望是个“喜癌”——相对好治，恢复期短，治好后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父亲希望我得的是一个治愈率高的病。盼着是误诊，怀揣着“可能是这家医术不精”的念想，父亲不停地打电话给南京脑科医院。

在一次一次辗转，一个一个电话，一小时一小时的等待之后，父亲最终带我拼到了一个床位，我正式入住了南京脑科医院。我因“过度兴奋，话多，思维联想快，易怒惹，否认幻觉妄想，无自知力”而被最终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在这里住院的后半程——我是我，“她”消失了。所以依照目前的最终结论，从医学的角度说，自始至终都没有“她”，对于“她”的记忆我对父亲闭口不提。

听见动静，滚轮子轱辘轱辘地拉来一网格的牙膏牙刷，琳琅满目，和小卖部挂的多口味棒棒糖似的，我根本不知道哪个是我的。一个应该和“之前的我”相熟的病友说，你是四五十号左右的粉色的。粉色？我最讨厌粉色了！我一抬手，发现身上的衣服也是粉色，粉色带图案的长袖长裤。我回头，在大房间的床铺下面又拖出来了一个粉色的脸盆、粉色的牙缸，顿时感到触目惊心。

上学时，我早八课的出勤率很低，上班后我也是九点半才姗姗到岗，现在却五点多就要洗漱，简直是一夜回到高考前。但以前我就是能睡很久，现在却到了五点钟就和老年人一样清醒。发病住院前的半年，我刚失恋，那时我的确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很多个凌晨，我会突然被一种深沉的灰色压住，肺部胸腔都难以填充进新的空气，一丝一缕针戳般的疼痛刺入心里，在放下遮光帘的学校宿舍小床上，我睁着双眼在黑暗中无声地抽噎。到了白天，我按时一口米一口菜地填补我的心，课程的繁多使我疲惫，失去睡眠的身体知道我会倒下，会强制性地安排我歇一歇，哪怕会惊醒。如今，我心情平和，睡眠却短浅如老年。

刷牙时，一些病友和我熟稔地打招呼，一起在水池边洗漱。我似乎住了很久，我看到墙上标注的时间已经是2019年6月份，但我的私有记忆却还断档在2018年底年底。那是我自愈失恋的半年。我做了很多努力，但可能每一步都在把自己推进更深的情绪深井。

配图来自记录片《笼中鸟》

因为病情严重，我住的是封闭式病房。走廊两边是病房，活动室在走廊的尽头，大多数病友洗漱后都往活动室走去，我也跟着想找个座位坐下。人员就位后，护士就把门一锁，大家挤在几十平的活动室里几乎无声地坐着，像是在等待什么。

我看到窗边坐着一个和我妈妈年纪相仿，皮相却比我妈妈更年轻的阿姨，我心里怯怯地坐到她对面：“嗨，我能坐在你旁边吗？”其实我已经坐下了。她瞥了我一眼，“你一直就坐这的。”一张嘴，我看到她只剩三五颗牙，稀疏错落地站在嘴里——她应该比我妈妈老了，我妈还有满口牙齿。

“都找位置坐好，放饭了。”护士在铁桶里翻搅上来一勺稀饭，再发一个馒头、一个水煮蛋，就是全部的早饭了。如果嫌稀饭没味道，可以自己去窗口加小菜。中晚饭和早饭的放饭方式是不一样的，早晨是坐在位置上等，中午晚上都是站在窗口排队，每天只有中午的伙食最好，多点肉。可能也是考虑到大家一天也出不去这么大点的活动室，没什么运动量，其实是够饱的。再饱，人的精力没处发泄就该闹腾了。

我不喜欢住院，谁都不喜欢住院，住院就代表“有病”。病人不自由，也不能不配合，不配合的就算“闹腾”，那可就离“出去”遥遥无期了。活动室的空气实在太不温柔，窗户被铁栏杆封死不算，隔着栏杆推动窗户也只能挪移十多公分的距离，室内弥漫着压抑，每个人都惴惴不安地小心包裹着自己的故事。

这位看上去和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女人是郭姐——她在南京脑科医院病房里呆了近二十年，活动室的墙上标注她是我们的班长。后来听不管事的班长郭姐说，这个位置是我刚来就凑到她面前定下的。再之后的活动时间里，我有时也去别桌游走，打打四人扑克，郭姐始终为我占着位子。后来听说，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儿因为没有自己的座位，感觉自己多余，在亲属探视时躺在地上打滚、耍赖着要出院。那时我才庆幸地感谢起存在在我身体里的那个“她”来，她替我占了个好座位，还是在话语权比较大的班长旁边。

郭姐很自律，身材瘦弱，每天下午，到了亲属可探视时间，她都要蹦跳十五分钟。那算不上跳操，她二十年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可能不清楚“跳操”为何物。我原先一直不懂为什么她要在大家热热闹闹、欢欢喜喜的时候远离人群，直到我打下“亲属可探视时间”这行字的时候，我才突然明白过来为什么——她没有亲属来看她。

她说她的牙是年轻时喝酒摔跤摔没的，她说她以前的老公很有钱，现在她在里面这么多年了，估计他在外面早就有新人了，她说她女儿在外面念书现在也开始赚钱了。每天吃药时间，我早晚各吞十六七颗药，而她只是轻放半颗药片在手心。

我开始相信她说的了，她没什么病。只是她出不去，她出去就要补齐二十年的医药费，所以她的家人也不来看她，一看她就会被医生撵着要医药费，估计不掏出来就不会让走。

我一个月医药费大概在一万，包含特别看护（被绑）、大量药物和电休克治疗，但她每天的消耗无非是三顿饭，医院资助的洗漱用品，一些旧衣物，以及一天所需的半颗药。也许是她占着的那个床位比较贵一些，所有这些加起来一个月最多五千块，可二十年来积攒下来，这个数目倒也不容小觑，在南京付个小房子的首付都不成问题，所以，她是被遗弃了。

配图来自记录片《笼中鸟》

她是怎样发病进来的我并不清楚。她只和看书的人搭话，好从她们手里拿书看。她有一本快看烂的《耶稣圣典》，《佛经》她也很爱。她嘴巴漏风但嘴巴很严，我再没从她身上了解到什么身家信息了。

今年我在看纪录片《人间世》中的一集“笼中鸟：揭秘精神病患者的生活状况”时才知道有个名词叫“酒精性精神障碍”，这可能就是她失去牙来到这里的原因吧。我亦本自由，但被拘束在这里，不能亲近心驰神往的大海。我也是一只“笼中鸟”。

“精神治疗傻一生”，我把我不太好的记忆力全都归咎于精神病治疗。“电休克”疗法有镇定病人情绪的作用，做完“电休克”，人确实会在一段时间内变好，出院疗养一段时间后，也可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数十年，但之后还会有发病的可能。

进行倒数第2次也是第7次电休克的时候，是我开始正常载入记忆的第一次电休克治疗，我站在电梯里不知道看护我的人要把我拽往何方。电梯门开，打开楼层通道的门，嘀嘀嘀的机械声不断，一张张病床被推来推去，走廊上也排满病床，所有病人都直直地躺在上面。

我和几个新到的被安排在电疗室对面的一间房间等待，里面有一台电视在播放建国初期的黑白画面，还有一个杂志架，上面也是陈旧的杂志，不光内容陈旧，还像是被翻阅过几百几千次的了。护士站在电疗室门口就和平常医院叫号一样，声音平稳，叫到我住院手环上的编号，我就出去。我被安排了一张窄窄的病床，躺上去，一双凉凉的手在我脑袋上贴了几个凉凉的东西，右手胳膊也一凉，被注射了麻醉剂。最后听到的话语是医生说的“不要紧张，放松。”再醒来，我趴坐在院区的活动室里——郭姐桌子的对面角落。

我醒来抬眼望去恍如隔世，有人自言自语来回晃荡，有人不停地拍打桌子，我很惊惶为什么自己在这里，在见到爸爸的第一时间，我说自己病好了要求他带我回家。他惊讶于我的恢复状态，但还是要求我做完最后一次电疗。两次电疗之间通常要间隔一星期，到做完最后一次电疗时，医院里又走了几个老病友，但也会立马进来几个对应数量的新病友。

其中有个新病友让人印象很深，她长得很温柔又漂亮，老公也很儒雅，她的小孩都已经长到很大个头了，妈妈或是婆婆样子的老人家还是很关心、爱护她。但她做完电疗后眼神痴傻，丈夫和父母来探望的时候，对丈夫投去了陌生又疑惑的神情——她忘记了最亲近的人。我想起初中时班上转来的一个因抑郁症留级的同学，她记得自己以前同学的名字，却告诉我她不记得父母的名字，我还笑她撒谎。现在想来，她可能也是在抑郁症发病期做过电休克，并且由于父母给的压力过大，潜意识忘记了父母。

第8次电疗后没几天，我就因医院床位紧张被撵出了院。六月了，春夏季节之交以及中高考月都是精神病高发的原因。刚出院的一个月我还是每天吃34颗药，药物副作用明显，出现明显的木僵状态，语速缓慢、反应迟愣。而且我异常嗜睡，全天无精打采，没办法进行思考。那时，我觉得自己可能再也不会好了，不能再像个正常人了，并为此沉默不语。直到内心的恐慌到达了极限，我终于向家人哭诉了出来。

满满一抽屉的药物（作者供图）

因为有椎体外系副反应，我吃了三年盐酸苯海索片，到第四年的现在才停药，不过我还是时不时会腿抖。这样的我，除了家人谁能接受呢？家里人也希望我好，只是我要是好不了，也不会少我一口饭吃。

被这样的亲人之爱包围的我在想，也许无论是怎样的结果，我把我的感情表达出来就好了，再不会有比现在更糟糕的处境了。正如《再见，哥伦布》一书所言：“利奥已经四十八岁了，他知道。他这辈子有的只是烦恼和忧愁。可是，如果你到达新伦敦时已满腹愁肠，那又何必担心在海参崴遇到新的痛苦呢？”

我想知道高中就暗恋的男孩子对当年的我是什么印象，那就去问吧！对话框里投石般敲出一行字，“您的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意识又宕机了。我给他打了电话，我们已经很久没通过电话了，在这期间我还换了号码。他接了。我沉默，不知道开口说什么，他问“是谁？”，我回答了我的名字。“啪”，下一秒，电话挂断了。我没有勇气再拨通第二个电话，但我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找到我们的共同好友，是和他玩的更亲近的朋友。

共同朋友说，“他和我说过你的事，说你突然颠三倒四地说一些话，还突然说喜欢他，拒绝了还不停地发消息”。他一定是隐瞒了什么没对朋友说出口，我肯定做了更出格的事。爸爸说发病的那个晚上我像疯了一样，摔手机、到处乱跑，还把脚扭伤。再细致的爸爸也不肯说具体发生了什么，家里没有人愿意说。

爸爸说：“很可怕，还好你好了。”

“好了”的定义是什么呢？我失恋、失忆、因为生病被迫待业在家。

19年6月26日我出院了，后来找了七八个工作，最长12天被辞退，最短半天，与医院所愿的“回到正常生活”相去甚远。我去配近视眼镜，店员说“你怎么说话这么慢？”，还问陪同我的奶奶，“她一直是这样吗？”奶奶只好笑言：“她一直是这样慢条斯理的。”我的语言能力已经偏离正常值。

刚毕业的时候，我还能拿自己挣来的钱去追求物欲或者精神欢愉，可刚刚快要完成学生向职场人的转变，我就被迫“返哺”了。是的，“返哺”，返回需要家里掏钱养我的阶段。我做不到让家里无条件养着，家里确实不至于少一双筷子，但我本是青壮年劳动力，除了吃喝，实在没脸再向家里伸手。

出院后，家人对我三缄其口，再没提过住院时的我，现在，就连我自己所知道的都是片面的我，没人愿意帮我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我。“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的，会过去，被忘记，包括我。”娄烨的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那个不露面的人如是说。

22年年底，我意外接触到了精神分析理论，这使我对自己携带的“精神病”有了别样的思考。

在荣格的《金花的秘密》中，他通过对不同国家、种族、文化背景的病人进行研究，从而发现，人的精神有超越文化差异的相通的根源性，也有相同的心灵表达。在荣格看来，人类精神发展的不同路线起源于同一个源头，这就是集体无意识。反过来说，集体无意识分裂出了无数种人格，形成了我们现在形形色色的人。

既然大家的精神都脱胎于类似这样的集体无意识，那么所有人的精神偏离正常值的可能性是否也是相同的？只是后来遭遇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所以有人的精神表现为医学理论的“正常”，有人显现为“失常”。每个人都有得精神病的可能，相反，努力找到共通意识就可以远离“精神病”。

正常与疯癫间的界限大概也是如此，既同根同源，又被加以区隔、混沌不清。

出院后的某日，母亲急性胃痛住院，疼得哇哇乱叫，各项检查检测出来都没毛病，医生说“做胃镜吧”。她不同意，疼得说不出话，但直摇头。医生见此情状，给她挂上了止疼药水就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又急匆匆地找到我，说，“她是双相情感障碍？”我答，“不是。”刚才替她填表，看到“遗传疾病”一栏时，我想到我和我母亲的一个同辈姊妹都是双相，所以就填上了。医生“哦哦”两声，只好放任母亲继续在一旁哇哇乱叫。但，如果我母亲真的是双相，是否只用询问亲属的意见而不需要本人同意，就可以直接上管子呢？

想到这些，我很害怕，我的未来。

但生活在近处，不该被“想象的哭声”困扰。只要人生未完，终点也许亦是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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