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的延伸”长期以来被视为工具主义论断。以梅洛-庞蒂与唐·伊德的现象学思想为参照系，本文认为麦克卢汉的延伸论意在言明人们使用技术而被延伸的过程，也是借由技术通达世界的过程，人与世界因延伸结为一体，媒介则作为背景嵌入人的存在，工具主义其实是对延伸论的一种矮化。与此同时，主张对延伸论加以改造的部分研究则是将媒介视作一种居间调节的要素，关注它如何促成联结与断裂，导向系统的持续生成。上述两种进路背后的媒介观互难兼容，而研究者必须在“背景”与“居间”之中做出选择。

在麦克卢汉提出的诸多“媒介箴言”当中，“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个论断看上去最为平实浅显，它既不如“媒介即讯息”地位显要，也没有像“冷热媒介”那样令人困惑，因此鲜少引发学界热议。在延伸论获得的诸种“定论”当中，有一种声音最具代表性，即将延伸论看作是人体器官的延伸，并认为它体现了麦克卢汉学说中的工具主义色彩。这种观点一度是如此泛在，以至于似乎无需审视工具主义与“媒介即讯息”等论断之间的“矛盾”之处。一旦如此认定，便会像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在接受雷龙（Laureano Ralón）访谈时那样，将延伸论视作几近常识的肤浅论断，“对我们来说，问题不仅仅是技术如何扩展身体和感官，而是技术如何塑造文化和政治环境，以及如何被文化和政治环境所塑造。我认为这不是麦克卢汉的议题”（Ralón， 2010b）。但是问题在于，难道延伸论表达的就仅仅只是其字面意思？

更加吊诡的是，对麦克卢汉不以为然的工具论者施拉姆却向麦氏的延伸论释放出了善意。施拉姆想当然地认为传播就是感官越来越远地延伸，以掌握更多信息，并使人的信息在时空上与人本身更可分离，“如此观之，马歇尔·麦克卢汉把媒介比喻为人的延伸，这倒是对传播史恰如其分的描绘”（施拉姆，波特，2010：6）。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认敌为友”说明延伸论遭到的误解远比想象中要深。如此种种，不由得令人疑惑，工具主义的标签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否恰切？何以正是这个颇为不起眼，极易受到误读的延伸论，被麦克卢汉拟定为《理解媒介》的副标题？究竟如何理解“论人的延伸”，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媒介？

一、“媒介即人的延伸”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序言中开宗明义：“本书首先要看看媒介（即人的延伸）的一些总体情况，然后再分别检查各种延伸的由来和发展”（麦克卢汉，2019：7），他为“媒介”这个概念设定了一个等价替换公式，所谓“媒介”就等于人的延伸。这话听来玄妙，其内涵其实简明：“这样的延伸是器官、感官或曰功能的强化和放大”（麦克卢汉，秦格龙，2000：360），比如广播是听觉的延伸，文字是视觉的延伸，轮子是腿脚的延伸。对麦克卢汉来说，感官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既是知觉与经验的前提，也是理性和意识的基础。因此，技术对人的任何一种延伸，不仅会作用于个体的感官比率，还将改变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进而改变文化模式与社会结构。简言之，“当感知比率变化时，人随之改变”（麦克卢汉等，2016：39）。

根据技术对感官的不同延伸，麦克卢汉划定了三个媒介史分期。“语言是一种使人的一切感官同步延伸的技术”（麦克卢汉，秦格龙，2000：482），因此，在口语传播时代，语言会调动人所有的感官深度参与其中，人们生活在时空一体、感官均衡的声觉空间当中，这个世界是有机、整体并且相互依存的。步入视觉时期，文字的发明与谷登堡印刷革命突出了视觉的主导地位，拼音字母整齐划一的线性排列削弱了听觉、触觉、味觉等其他官能，人们远离了群体羁绊、高度卷入的部落文化，变得更加内省、理性和个人主义。而这便是西方文明的基础，也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症结所在。待到电力时代到来，电子媒介将世界转变为一个同步的世界。在速度的冲击之下，时空不复存在，视觉时期的线性模式再难奏效，“一切环境因素和经验因素共存，处在积极互动的状态中”（麦克卢汉等，2016：61）。较之机械时代身体在空间的延伸，此时电力技术延伸的是中枢神经系统，“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麦克卢汉，2019：4）。并且，以前的机械技术只能分裂地延伸人体的某一部分，促使人的官能分解为更加专门化的形态，而电子技术却是对人整个神经系统的延伸，因而是总体、无所不包的。就此，曾经由印刷术与工业技术带来的非部落化，瞬时之间又被重新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麦克卢汉看来，技术对人的延伸有其必要性，也将对人体产生无法避免的后果。延伸是为了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刺激与压力，“一切技术都是肉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而且，除非力量和速度有所增加，人体新的延伸是不会发生的，发生了也有可能被抛弃”（麦克卢汉，2019：118）。其中，“战争和对战争的惧怕，一直被认为是人体技术延伸的主要刺激因素”（麦克卢汉，2019：66），相关的证据诸如，城市的围墙是我们肌肤的延伸，战争时期通常也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然而，“刺激”与“通过延伸抵御刺激”却构成了一组二律背反。一方面，“延伸”亦是“截除”。面对延伸的发生，负责感官协调的人体中枢神经系统会同时进行自我截除，将被延伸的那部分感官让渡出体外，通过启用一种自我保护的麻痹机制来重塑被延伸打破的平衡，让处在麻木当中的感官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电力时代之所以会在体外建立一个活生生的中枢神经系统，便是源于人体器官的过度机械化超出了中枢神经系统的原有负荷。这意味着，曾经用于自我保护的器官外化机制不再奏效，身体在持续增强的刺激之下再也无法充当缓冲装置的角色。另一方面，鉴于人体感觉是一个整体场，任何一种延伸在增强某一感官的同时势必扰动其他感官，在抵御刺激的同时又将要求其他器官产生新的比例，进而诱发新的刺激，谋求新的平衡。譬如随着社会交换节奏的加快，轮子这项发明应运而生，它通过对腿脚的延伸来缓解后者的压力，却又在持续的车辆驾驶等活动当中产生了腿脚在行走时没有承受过的新高压。

对延伸论的把握成为理解麦克卢汉其他经典命题的前提。冷热媒介的划分看似繁复，其实就是以技术所调动感官的数量、种类以及卷入度为依据的。而所谓“媒介即讯息”，其实不过是在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麦克卢汉，2019：17）。因此，媒介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同技术形态产生的延伸作用引入了何种不同的变化。最终，从延伸论出发，麦克卢汉抵达的是他的著名论断“地球村”。机械技术对人体感官的延伸构成了无法互动、无法形成集体意识的封闭系统，而电力时代却允许信息的共享与同步在瞬时之间得以完成。处在电力媒介延伸下的感官与机能可以轻松满足集体意识的要求，构成一个单一、连续的体验领域，产生一种颇具神秘主义色彩的“全球心灵感应”（麦克卢汉，秦格龙，2000：394）。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推导，麦克卢汉甚至期待迈向一种“自动控制”，认为可以让电脑按照人们想要的方式来编制生活模式，给人安排最佳意识，给社会安排有益程序（麦克卢汉，秦格龙，2000：395-396）。

在这里，正是一种乐观主义精神将麦克卢汉与斯蒂格勒等批判学者拉开了距离。从同样的现象中，前者看到的是和谐共鸣，后者看到的却是“记忆工业”。麦氏当然意识到了技术存在的潜在危险，他对电子技术外化中枢神经系统始终充满警惕，也认为技术会产生一种迫使人们需要它的威力，从而人们的感官和神经都将被租借给商业公司（麦克卢汉，2019：94）。不过，痛苦只是新生之前短暂的阵痛，麦克卢汉笃信只要足够了解、充分反思，那么驾驭电子技术也不在话下。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电子媒介将带领人类重回部落时代和口语文化，由拼音文字、印刷术带来的贫乏与疏离将不复存在，分割的个体也会重新整合起来。因此，延伸论实际上设置了一个伊甸园般的终点，我们终将携手全人类，步入“环球同此凉热”的国际舞台，组成重建巴别塔的人类大家庭。这种论调实在太过温情脉脉，以至于其间纵然偶有犀利的社会分析，但批判的锋芒总是转瞬即逝。显然，麦克卢汉知道一切，只不过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无法抗拒电子媒介透露出的宗教救世意味——技术产生普世理解与宇宙理性，预示着基督神秘身体的降临（麦克卢汉，秦格龙，2000：394）。即使麦克卢汉在不久之后就转变得更加保守悲观，但这并不妨碍在他初次涉足延伸论时看到的是一幅大同之景。与其说这种摇摆的立场显示出麦克卢汉的自相矛盾，不如用他的自我评价加以说明：“他既不乐观也不悲观，他只是警告世人乱世的来临”，然而结局最终导向何方皆系于人类之手（马尔尚，2015：220）。

可见，无论是从理论体系还是思想气质上来看，延伸论都是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重要基石。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版图和基调，基本都是围绕着延伸论组织起来的。

二、定位“延伸”：工具主义的疑影

延伸论散见于麦克卢汉《谷登堡星汉璀璨》、《理解媒介》、《媒介定律：新科学》等多部著作，涉及的文献线索十分庞杂。加之麦克卢汉这位思想怪杰的写作风格向来是碎片化的，使得对延伸论进行定位成为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布雷（Brey， 2000）就曾批判道，“麦克卢汉采用的是一种非常不正式的方式，既没有给出延伸概念的定义，也没有对不同类型的延伸进行明确分类”。沿着这个方向，后世研究致力于在文本内外定位麦克卢汉的延伸论，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并给出相应评价，而这种定位活动恰恰直接导致了延伸论被贴上工具主义标签。

大体而言，根据麦克卢汉在文本当中透露出的直接线索，延伸论的提出得益于这样几条思想脉络。第一，与麦克卢汉在剑桥大学受到的文学批评训练有关。奥格登（Charles Ogden）与理查兹（I.A. Richards）将语言看作一种延伸感官的技术，无疑影响到了理查兹的弟子麦克卢汉（Strate，2004）。彼得斯认为，麦氏媒介理论的要旨在于“所有媒介都有其独特语法，这是一套深层的类似语言般的协议，能将整个世界和人的不同感觉器官调整到特定比率”（彼得斯，2020：18）。这种解读是准确的，《媒介定律：新科学》亦被麦氏父子定位为第一次以人文主义和语言学为基础来研究技术的作品，他们坚称四定律属于修辞和语法的范畴（McLuhan， McLuhan， 1988：128）。因此，新批评带给麦克卢汉的不只是艾略特、乔伊斯等强调感官的作家，更启发他将技术也视作一种语言，去关注技术的形式与结构，及其对感官的影响。第二，源于麦克卢汉对医学专家汉斯·谢耶（Hans Selye）、阿道夫·乔纳斯（Adolphe Jonas）的追随。他们分析了处在疾病刺激之下的身体如何诉诸自我截除策略，从而启发麦克卢汉阐发一种“对技术的医学理解”，并对技术造成的创伤与症候予以诊断（Kroker， 1995）。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涉及一批共同持有进化论立场的人类学家与生物学家。其中包括被麦克卢汉称为延伸问题“当代第一人”的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用近代生物学进展来诠释基督教义经典的生物学家、耶稣会教士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以及生物学家汉斯·哈斯（Hans Hass）、杨（J.Z Young）等人（麦克卢汉，秦格龙，2000：561-563）。这些学者基于生物学与考古学的大量发现，将技术视作人体的扩展与感官的外化，探讨人造技术物如何在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上增强人体机能，实现人的完善发展。这也是为何克莱默尔（2008：66）会认为，强调“器官替代”与“器官强化”的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也对麦克卢汉的延伸论有过影响。而如若不论芒福德对于机器神话的否思，似乎他也可被部分地视作这个“阵营”的一员，毕竟他的技术哲学同样秉持人类学传统，认为人所使用的工具都是自身机能的延伸，是对人体的模仿与超越（芒福德，2009：281）。

这样一种明显带有科学主义色彩的立场，无疑将为延伸论带来严重的指摘。在此，克莱默尔的意见颇具代表性，“麦克卢汉因此也加入到人类学的观念中，即根据两极图式的功能性等价模式来概括人类和技术的关系”，“在这种人类学解释中，技术列车是按照人类提升劳动效率的意图而被推动的”（克莱默尔，2008：67，76）。她明确意识到延伸论背后的技术人类学线索如何将技术降格为任凭人类驱使、实现体外进化的工具。这种批评听上去非常中肯，毕竟它使用的“子弹”也即延伸论的思想来源几乎都是麦克卢汉自己拱手奉上的。尤其是再考虑到被称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的莱文森正是沿着这个方向狂飙突进，成了工具主义的绝佳范例。在莱文森创制的“媒介进化论”当中，媒介技术正是为了不断满足人类需求而进行演化发展，一种新兴媒介的问世总是作为“补救性媒介”来修复旧有媒介的欠缺。麦克卢汉坚持认为技术与生物体存在一种内在对应关系，莱文森则将延伸论当中工具主义的意味放大到极致，比如广播放大了人类的听觉，那么电视则应运而生用来补救人们的视觉，如此迭代，生生不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出绝对律令的是人的感知及其需求，与之不相匹配的媒介技术终会走向没落。这种进化逻辑表现出强烈的“人性化趋势”，技术就此沦为达成特定目的、满足特定需求的手段，亦即屈从于人之理性的纯粹客体。

因此，麦克卢汉的延伸论及其“传人”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就暴露出一个此后常常为人所诟病的缺陷——工具主义论调及其背后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通过将技术与人处理为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本体论范畴，麦克卢汉被认为站在一种幼稚的二元论立场之上，没能揭示技术之于人的存在与本质意味着什么（Kiran & Verbeek，2010）。然而，无论海德格尔还是斯蒂格勒、拉图尔，他们都提醒我们人在技术面前所确立的主体地位是虚假的，人类通常只是由技术召唤而显现的生成性主体。恰如斯蒂格勒所说，技术代具“并不取代任何东西，它并不代替某个先于它存在、而后又丧失的肌体器官……代具不是人体的一个简单延伸，它构成‘人类’的身体，它不是人的一种‘手段’或‘方法’，而是人的目的”（斯蒂格勒，2019：165）。

另一批研究者则尝试在文本之外对麦氏延伸论进行定位。他们收获颇丰，发现将生物进化与技术演化加以类比的做法实在算不上多么伟大的创见，类似的观点在技术哲学史上比比皆是。如梅罗维茨所说，“尽管麦克卢汉详细阐述了媒介作为‘延伸’的概念，但在麦克卢汉之前，许多其他人都讨论过技术延伸的概念，包括塞缪尔·巴特勒、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亨利·柏格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刘易斯·芒福德”（Meyrowitz， 1986：342）。甚至被视作技术哲学开山鼻祖的德国学者卡普（Ernst Kapp），早在他出版于1877年的著作《技术哲学纲要》中就已经提出“器官投影说”，认为所有的人工制品都是人体器官的投影，人类将身体的形状、功能与比例复刻到技术当中。对此，斯普林格（Sprenger， 2011）认为，即使麦克卢汉彼时并不熟悉尚未译介到英语世界的卡普，他也理应知道受卡普影响的哲学家们，因此，“这样的延伸理论历史悠久，对其形成的根源进行推测是徒劳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的延伸’不是麦克卢汉的想法”。如此，波兹曼那句锐利的评价放在这里倒是颇为合适，“我介绍麦克卢汉的所有文字中，都找不到记者们常用的一个词——原创性”（波兹曼，2015：4）。

有鉴于此，部分研究者便致力于厘清一众延伸论之间的差异，去探讨延伸的究竟是身体、认知还是意图，模仿的是人体的功能还是形态，其发生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施泰纳特（Steinert， 2015）区分了四种不同的延伸观，它们分别把技术视作人类器官、活生生的身体（lived body）、人的意图以及人体官能的延伸，他认为麦克卢汉应属最后一类，其优势是足够全面，不必回应器官与技术是否具备形态上的相似。然而，有研究在对比不同学者的延伸论后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论，认为麦氏延伸论其实不够完备，诸如电灯、磁铁这样的人工制品无法被理解为人体官能的任何延伸，毕竟人既不会发光发热，也无法产生磁力，因此所谓“延伸”应该细化为“替代”、“补充”与“加强”三类（Brey， 2000）。诸如此类的研究往往耽于各种琐碎细节，想要建起一套能够评价一应近似学说的指标体系，甚至不惜对技术物进行逐个甄别，判断它们究竟能否对应上人的某些官能。然而，这般较真的工作投入在思维发散、论述混沌的麦克卢汉身上，可谓是吃力不讨好。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麦克卢汉提出延伸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命题谈不上有多少实质性进展。围绕它展开的相关研究要么顺着工具主义的方向一批到底，要么陷入繁琐对比难以自拔，钻入概念当中四处敲打，看看能不能勘探出麦氏版本的独特之处。表面上看，工具主义与创见性这两块板子“打”在延伸论身上都颇为中肯。但细究起来，这样的评价仍然难以构成定论，反而引发了更多的疑惑。首先，麦克卢汉曾经不止一次痛批工具主义，认为将媒介视作一种无所谓好坏，只关乎使用方式的中立工具是“技术白痴的麻木态度”（麦克卢汉，2019：30；麦克卢汉，秦格龙，2000：363）。麦克卢汉甚至还直截了当地批评过哈斯的延伸论，认为他只看到延伸节省精力、提高效率的益处，却忽视了人类也会缺乏生理或心理手段来应对我们自身的技术创造（McLuhan， McLuhan， 1988：95）。更何况，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多大程度上符合麦克卢汉的本意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考虑到这些因素，就无法解释麦克卢汉本人何以会堕入这样显而易见的陷阱。

其次，在否定麦克卢汉原创性的观点背后，预设了一种前提，那就是默认应该沿着工具主义路径去解读麦氏延伸论，但这是不是对该命题的“正确打开方式”仍需进一步考察。从广义的延伸理论（extension theory）来看，麦克卢汉的确只是璀璨群星当中不大夺目的节点之一。但是如果说麦克卢汉提出延伸论就是为了拾人牙慧，何以他会大言不惭地表示“我以崭新的眼光重新考察人的延伸，几乎没有接受传统智慧中看待它们的任何观点”（麦克卢汉，2019：7）？上文波兹曼对麦克卢汉的“批评”话分两头，在指出麦克卢汉缺乏原创性之后紧接着就点明了他的价值所在，“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他的重要地位。首先，搞社会研究的人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原创性，……他们仅仅是重新发现曾经为人所知、后来被人遗忘了的东西，只不过这些东西需要有人再来说一说而已”（波兹曼，2015：4）。那么，为什么“延伸”这样一个可以埋进故纸堆，看似无比常识化的观念需要麦克卢汉如此郑重其事地“再来说一说”？究竟什么是属于麦克卢汉的“崭新的眼光”？这恐怕绝非廓清延伸论的一众细枝末节就能解释得了的。需要明确的是，延伸论并非一个有待证实或证伪的命题，对它的把握应当着眼于全局而非细节。

三、理解媒介：从延伸到背景

较之麦氏延伸论的工具主义式解读而言，有一种声音显得格外特立独行，它认为麦克卢汉的延伸论能够整合梅洛-庞蒂与唐·伊德的延伸论（Steinert， 2015）。这种观点初看起来令人匪夷所思，毕竟麦克卢汉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对现象学做出的分析与评价往往是偏颇的（Ralón， Vieta， 2011）。然而正是在延伸论当中，麦氏与存在主义现象学的亲缘性得到集中展现，与此同时，麦克卢汉的媒介观也从延伸论当中缓缓浮现。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坚持身体与感知至上的原则，他将身体视作理解人之存在的基点，这种视角既是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式身心二元的超越，也是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有力补充。在这个问题上，麦克卢汉与梅洛-庞蒂立场相同，他也认为身体感知是人类认知的来源与存在的基础。不仅如此，为了对感知展开有效分析，两位学者均选用了格式塔心理学的一对重要概念“外观/背景”（figure/ground）。根据格式塔心理学模型，任何感知都有明确的焦点即“外观”，聚焦之外退出视线的则称之为“背景”。梅洛-庞蒂认为，外观是我们能够获得的最简单的感觉材料（梅洛-庞蒂，2021：24），同时所有知觉经验的外观方面总是出现在某些背景之中，经验既包括可见的外观，也包括不可见的背景（Ralón，Vieta，2011）。麦克卢汉同样认为尽管背景通常难以企及，但它却支撑着外观并赋予外观以意义。而对外观与背景把握的不同程度就构成了麦克卢汉对媒介史分期的具体原则，他认为外观是“视觉的、观念的、被指认为原因的东西”，背景则是“声觉的、感知的、被指认为结果的东西”（马尔尚，2015：229），声觉空间中的部落人能够敏感地体察到背景的存在，视觉中心主义的印刷人却只看得见外观。

上述相似性表明，梅洛-庞蒂与麦克卢汉皆着眼于作为整体的知觉场，为此他们必须关注外观与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形成意识结构，如何帮助我们流畅地经验世界。麦克卢汉的一段描述生动地反映了这一过程，“在演讲会上，注意力从演讲者的话语转向他的手势，转向电灯的嗡嗡声，转向街上的车马声，也可能转向座位的手感，转向记忆、联系和气味，每一个新的外观反过来都可能将其他外观置换为背景”（McLuhan， McLuhan， 1988：5）。一方面，麦氏提及的所有环节都离不开身体的参与，这表明外观与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身体的感知能力才能够发生。另一方面，每一次注意力的转移都意味着某个特定的外观从背景中被选择性地提取出来，提取出的结果既是感知到的对象，同时也帮助我们将杂多的经验收束为特定的意义。因此，外观与背景的相互作用主导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通过确定何为外观，何为背景，如何将特定外观从背景之中剥离出来，以及外观如何复又退回背景，身体表现出以多元的方式与世界相遇的能力，正是“感知身体的格式塔状态自我调节着存在的时空维度，构成了经验的涌现领域”（Hunsberger， 2016：164）。

因此，延伸为梅洛-庞蒂与麦克卢汉提供了一条以身体为纽带通往经验世界的思考路径。他们都将身体与环境联系起来，技术延伸之下急剧膨胀的身体其实就是环境本身（Cavell， 2014：8）。不同的是，对于梅洛-庞蒂来说，延伸是感知身体的意向性活动，这条路径具体来说就是身体通过感官协同朝向世界，获得知觉意识并赋予世界以意义结构，从而在世存有。而对于麦克卢汉来说，延伸则是技术对感知身体的拉动，这条路径意味着具有内在结构的技术在速度、规模和模式方面引发特定变化，这些变化将从介入人体开始，先是影响感官比率，进而改变认知、思维与行为，最终传导到文化心理与社会结构。究其根本，两位学者之间的差异源于他们对技术问题的关注程度不同。麦克卢汉的身体必然是经由技术延伸的身体，但技术问题始终不是梅洛-庞蒂关注的重点。

梅洛-庞蒂从身体切入，侧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主体关系，自我与他者之间若即若离的张力，以及交往与理解的可能。而麦克卢汉鲜少思考人际间的接触互动，他的视线里只有“个体”与“整体”两个层次。巧合的是，梅洛-庞蒂与麦克卢汉都曾以临水自照的少年那喀索斯为喻（Merleau-Ponty， 1964：136；麦克卢汉，2019：60），然而前者看到的是如何认知自我与他者，后者从中窥见的则是技术延伸后的截肢与麻木。这样两种对于“自恋”的精神分析结果迥异，前者导向具身相遇与主体间性，后者诉诸技术结构与内在平衡。即使麦克卢汉将地球村构想为一个充满共鸣的大同社会，但他还是回避了其间个体交往的问题。对于麦克卢汉来说，缔造地球村的是能让无数个体深度卷入、顷刻间“共脑”的电力技术，而非公共空间与交往理性。麦克卢汉不大关心大家能否手拉手，他在意的是电力环境之下无数原子化个体如何被浸泡在一起。纵使他也明白这种环境甚至会让个体共处而不交流，变得更加自我封闭，但他会解释道，“电子环境的影响是把人们转向内部，并用内部旅行（inner trip）来代替外部探索（outer exploration）”（McLuhan， McLuhan， 1988：110）。

于是，麦克卢汉的延伸论和对技术含糊其辞的梅洛-庞蒂拉开了距离，而这个距离，需要借助唐·伊德的技艺现象学予以弥合。伊德提出，身体与世界的直接接触只发生在想象的伊甸园当中，感知的身体总是在与技术的交互之中才能在世存在（伊德，2012：22）。为此，他着重分析了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伊德多次谈及梅洛-庞蒂对妇人帽子上的羽饰和盲人手杖的分析，他认为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事实上已经领悟到技术如何参与到知觉的延伸过程中来。妇人不必计算就能知道羽饰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手杖的长度可以被盲人完美地整合进自己的动作幅度之中，它们共同说明技术物已经成为“身体的一个附件、是身体综合的一种延伸”（梅洛-庞蒂，2021：217）。这些例子启发伊德，在身体感知通过技术获得延伸的同时，技术也在此过程中以透明的方式抽身而去，与人构成具身关系。

伊德强调“具身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使用情境……首先，技术必须‘适合于’使用”（伊德，2012：79），这与麦克卢汉对延伸论的初始假设不谋而合，即延伸的发生首先源于人对技术的按需使用，以及使用行为背后技术表现出的工具性。伊德的观点看似是常识，实际却道出了延伸论之于麦氏媒介思想的重要性，“对人类媒介和技术的研究必须从他们的人性出发，并且始终沉浸在对感官的研究之中”（McLuhan， McLuhan， 1988：4）。延伸论提醒我们，人与世界的互动是经由“作为身体的我”（I-as-body），经由一具有缺陷与需求的“血肉之躯”完成的，这种具体而非抽象的身体点明了人与技术产生关系的原初动力——技术能够通过延伸人体，帮助人们抵御刺激，达成特定目的。这就好比海德格尔对“上手状态”的描述，对技术的认识总是首先来自实践的操劳，“事物之所以存在并成为它们所是的东西，就在于它们对某些任务来讲是有用的，就在于它们被赋予并被用于某种特殊目的”（贡克尔，泰勒，2019：120）。更进一步，麦克卢汉认为这种动力将在技术使用中持续加强，延伸将诱导人们沉溺其中，“也许新技术带来的最明显的感知‘关闭’或心理影响，正是人对它的需求……技术产生一种迫使人需要它的威力，但是这一威力并不能摆脱技术而独立存在，技术是人体和感官的延伸”（麦克卢汉，2019：93）。就这样，延伸论将技术与作为使用者的身体牢牢地绑定在一起，以感知身体的上手实践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

与此同时，伊德的工作继续提醒我们注意，延伸论并未止步于工具主义，而是极大地超越了它。他认为，一种完全的透明与具身是不切实际的，技术无法真正“成为我”，现实的技术总是只有部分透明性，它们在扩展身体能力的同时也暗藏对经验的转化，引发放大/缩小（magnification/reduction）效应，在增强某些感官的同时牺牲另外一些经验，在解蔽的同时产生新的遮蔽（伊德，2012：83），这便是麦克卢汉所说的我们使用的工具又反过来塑造我们。然而，正如伊德指出的那样，“解蔽出来的令人兴奋，而遮蔽的可能被忘却”（伊德，2012：80-83），非中立的工具对我们的塑造其实体现在背景而非外观层面。在麦氏父子划分的媒介四定律当中，延伸论直接关系到第一定律“媒介强化（enhance）或提升了什么”，通常被认为属于可见的“外观”层面，实则除了最初阶段可见之外都是以背景的形式出现，所谓“延伸”即是释放潜能，并开创出新的世界（Harman， 2009：111-112）。当延伸发生时，它起初会在外观层面表现为媒介的“服务”（service），即延伸对人体官能的增强和对特定意图的实现。同时它也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无意的破坏”（unintended disservice），而这则是媒介所创造的背景或环境的一部分（Logan， 2011）。如麦氏父子所说，“任何技术或人工制品的背景既是产生它的环境，也是它发挥作用以服务或破坏的整个环境（即媒介），这些环境的副作用是带来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不管你是否愿意而强加于你”（McLuhan， McLuhan， 1988：5）。

因此，麦克卢汉的延伸论其实是外观/背景模型的又一次运用，其中蕴藏着一种“由表及里”的思路，字面意思说的是对工具的使用，实际用意却是发掘技术的“破坏”与“副作用”，以此考察背景层面的变化。麦氏父子对此亦有明确表态，“与其他任何背景一样，存在不能直接被感知，它必须通过副作用来观察”（McLuhan， McLuhan， 1988：59）。从延伸起笔，麦克卢汉真正想说的是，如果想要切近背景，只是停留在身体的感官层面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技术产生的非预期后果，关注使用的工具如何不再中立与被动，如何反过来造就了社会环境的全面变化，这恰恰是揭示背景的最佳切入点。若非如此，麦克卢汉笔下的马镫将永远只是工具，他将无法看到是马镫把骑士与马匹焊接成一种新型战斗机器，最终加固了封建制度（McLuhan， McLuhan， 1988：164-165）。

本文当然不是要证明麦克卢汉有什么现象学造诣，但这并不妨碍将梅洛-庞蒂与伊德作为理解麦氏延伸论的两个有效参照系。梅洛-庞蒂有助于我们把握延伸论的理论抱负——从身体出发，最终导向的是经验世界。而伊德则帮助我们将这个过程进一步技术化，并为此补充了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一则，技术的工具性构成了延伸发生的原因；二则，人与技术经由延伸成为有机连续体，然而技术因其具身性回撤，一切呈现于眼前的事物是那样的自然而然，技术带来的非预期变动往往很难被发现，人们身处背景媒介之中却浑然不觉。

以现象学的眼光观之，麦克卢汉超越了技术的工具性延伸，看到了人们使用技术而被延伸的过程，其实也是人借由技术通达世界的过程。经由技术的延伸，人们将杂多的经验编织为直观的感受，并在感知的基础上操劳着周遭环境。延伸所及之处，世界才变得可认识、改造乃至控制，世界就是“我们在与创造我们的世界相遇时所创造的东西”（McLuhan， Nevitt， 1972：3）。而媒介则与自我通过一种粘合的意向性创造了一个延伸的有机体，就像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阐述的那样，此在不是一个永恒的实体，而是超越了肉身界限的延伸的自我（extended self）：被抛入世界，在事物之中，并且向着未来的可能性逼近（Ralón， 2017）。简言之，人与世界因延伸结为一体，媒介则作为一种无形背景以嵌入人之存在的方式加以运作。麦克卢汉常常用“环境”（environment），或者更常见地用“媒介”（medium）来描述背景（Stalder， 1998），这说明他认为媒介不是人与世界之间的桥梁，而就是世界本身。

可以说，麦克卢汉最根本的媒介观就是作为背景的媒介，“对媒介的研究就是对背景的研究，就是不被注意之处的研究，然而媒介正是在这些不被注意之处普遍展开影响”（Stalder， 1998）。作为背景的媒介不是被动的包装或容器，“它们塑造使用者的知觉……具有神秘形式的无所不包的属性，成为一切活动的隐蔽运作背景”（马尔尚，2015：150）。而麦氏最大的贡献也在于此，他让媒介成为一种解蔽方式，成为一盏穿透外观揭示背景的探灯，让人与技术、人与世界的关系于其间得以显现。如此说来，“论人的延伸”的确适合用作《理解媒介》的副标题，毕竟诚如米歇尔、汉森所言，正是“通过将媒介——以及调节操作——与感官改变相连，与对人类经验的‘理解率’的改变相连，麦克卢汉强调了人与技术之间的根本关系”（米歇尔，汉森，2016：4-5）。这也是彼得斯的《奇云》颇为钟情麦克卢汉的原因，当麦氏认为电是一种媒介时，他不仅想说电如何结束昼夜之分，拓展人类活动，更在于“倘若1965年的大停电再继续半年，毫无疑问，我们就会明白，电子技术如何每时每刻、事事处处形塑、影响、改变即按摩我们的生活”（麦克卢汉，2016：146）。因此，延伸论揭示出媒介之于人类存有的基础设施性角色，顺着这条陷阱四伏的幽深小径，最终发现的是麦克卢汉关于媒介背景性的思考。

四、再度“延伸”：从居间到生成

当麦克卢汉从延伸论之中看到作为背景的媒介时，他就在取得创见的同时又陷入了一种困境。麦克卢汉通常被批评为长于观点而疏于论证，这一点在背景媒介方面尤为明显。在麦克卢汉那些令人腹诽的跳跃性思维背后，或许正是他为了“捕获”背景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之所以从一个观察点跳到下一个，是因为他描述的是背景；之所以跳跃速度如此迅捷，是为了避免所描述的东西一不小心变成外观（Stalder， 1998）。

麦克卢汉对此亦有自知之明，他坦率地交代了自己的“方法论”，“有几本左派批评我的书。这些书都高声抗议我的感知分析。就我个人而言，我在这些事情上并没有什么理论，没有什么假设。只不过是从结果倒过来往回追溯，以发现模式”（莫利纳罗等，2005：497）。恰恰因为作为背景的媒介是如此隐蔽，它是“一种‘使事情所以然’的动因，而不是‘使人知其然’的动因”（麦克卢汉，2019：69），麦克卢汉只好选择以结果倒推模式的方式来迫使背景“显影”。然而，这必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任务。尽管他给出了从结果、技术的副作用、反环境切入背景的执行方案，但毕竟背景“在任何时刻都是环境与潜意识的”（McLuhan， McLuhan， 1988：5），而“环境是看不见的。环境的基本规则、弥漫结构和总体模式是感知难以捕捉的”（麦克卢汉等，2016：82-83）。因此，作为背景的媒介本身就有一种逃避观察的倾向，选择从结果倒推模式可能会造成观念先行、枉顾经验。总之，从麦氏延伸论当中发掘的名为“背景媒介”的“遗产”可谓丰厚却又棘手，如何处理这笔遗产就成了摆在后世学者面前的问题。

雷龙的早期成果集中探讨了麦克卢汉与现象学的亲缘性，可如今他也选择了“倒戈”，认为德勒兹才是解开麦克卢汉的那把钥匙。雷龙认为，麦氏的延伸论完全根据人类的意向性来构想，人类被视作延伸发生的“零点”，其结果就是人组织起了一个整体性的工具帝国，上述过程预设了一种需要克服的整体论，认为一切都处在无缝联系之中，部分从属于整体并且被整体赋予功能、意义与价值。有鉴于此，雷龙希望援引受德勒兹影响颇深的“集合理论”（assemblage theory）对“延伸”概念加以改造。“集合”与整体（whole）不同，部分脱离了整体便无法独立存在，集合的任何一个部分均可从中分离出来，接入不同的集合中行使不同的能力，产生不同的互动。这样一个概念被认为有助于去除延伸论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将“延伸”改造为“创造性进展”（creative advance），以强化过程中的偶然与突变（Ralón，2017）。

顺着雷龙的思路，便可理解为何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ies）誓与媒介环境学划清界限。以马修·福勒为代表的媒介生态学家认为媒介环境学“暗示媒介都是整体形态，而不是由多重部件、驱力及组合性条件所构成的装置”（福勒，2019：178）。因此，尽管两者都使用了“生态”这个概念，但福勒等人的生态思想承自德勒兹、加塔利等人，主张以复数的生态概念对抗麦克卢汉静态、保守的环境观。对于他们来说，媒介不是包裹着人的环境，而是能动的异质元素，元素之间能够积极开展合作，“制造出比其数量之和要大的某种结果”（福勒，2019：13）。

同样对延伸论不满的劳森（Clive Lawson）试图援引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简称“ANT”）对其加以改造。劳森认为，包括麦克卢汉在内的延伸理论都以获得能力与效果告终，却忽视了其中暗含的前提是进行延伸的要素必须加入相互依赖的技术和社会网络。当拉图尔以一根固定在车里的横杆代替口头命令来阻止自己的孩子坐在危险的汽车后座正中时，其实横杆就成了父母的延伸，使得一种禁止的权力施加于孩子，而延伸的前提则是横杆必须加入汽车的技术关系、父子的社会关系，考虑车厢的布局与框架，最终以自身属性来延伸人之属性（Lawson， 2010）。因此，ANT对劳森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看到了延伸论“工具”表象背后兴趣的转译，这种转译的发生基于人与非人行动者共同创建的关系网络。

有趣的是，无论是对延伸论的德勒兹式还是拉图尔式改造，它们看似援引的是不同的思想资源，实际却不约而同指向了作为居间的媒介。对于雷龙和劳森来说，他们都试图将媒介处理为一种变量，而延伸则是将这种变量置入既有网络的过程。从居间出发，需要关注的就是变量的加入如何促使元素之间发生新的相互作用，如何在触发组合与连接的同时也导致断裂与脱位，最终扰动内部结构，促成事物越过临界点以发生突变。媒介在这里表现为一种驱力，它负责传导信息与能量，实现转化与生成。因此，之所以成为媒介，首先是因为它始终居于中间位置，始终处在某种关系性组合之中并作用于此，而无关乎这个居间位究竟由什么占据，是人还是物。而且这种居间性种类繁多，变动不居，是媒介研究中最令人眼花缭乱的核心内容。总体而言，居间媒介最终导向的应当是一个持续开放的动态过程。延伸加入的变量永远意味着加速与过量、差异与偶然，无论如何也无法达成系统的内在平衡。如德勒兹所说，“当一个元素延展到后面的元素时，延伸就存在了，这样它就是一个整体，后面的元素就是它的部分。这种整体-部分的连续形成了一个无限数列，既不包括最后一项，也不包含极限”（Deleuze， 1993：77），当我们以居间的视角来看延伸时，延伸就类似于拉图尔的“网络”与德勒兹的“根茎”，是一个无限扩展的过程。

作为居间的媒介显然点到了麦克卢汉的痛处，当他突破性地发现媒介是以背景的形式嵌入人类存有时，就必然只能遵从一种将技术结构与社会文化模式相结合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但如果麦克卢汉要讨论媒介作为居间性要素的串联、调节能力，他就一定要关注与居间性相关的要素，比如媒介的内容。然而，当麦克卢汉在嘲笑技术白痴的麻木态度时，他早就把“内容”丢到了一边，否则他也不能那么顺利地靠近背景性。当然，麦克卢汉还有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即像基特勒那样把人理解为媒介的延伸，这样同样也可以展现居间性。就当下的数字媒介实践而言，作为数据节点的人延伸技术的情况往往更为普遍，人才是最重要的居间媒介。不过，麦克卢汉似乎并不具备这种辩证的思维。所以，在迈向媒介背景性的同时，延伸论不可避免地遗失了媒介最原初的含义——居间性。如哈曼所言，“‘媒介’的第二个意义，显然和隐没背景的关系不大。这就是起到中介作用的媒介……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中似乎不存在此在概念”（哈曼，2018：220-221）。麦克卢汉并不热衷于“连接”、“桥梁”一类的意象，媒介于他而言“不是在两点之间画一条直线”，而是“围绕两点画一个圆圈”，是“一种围绕或渗透在两点之间的物质”（Strate， 2008）。故此，黄旦才会批评道：“麦克卢汉的缺陷是只有技术没有媒介，看不到媒介是居间的交互性运作，是人与技术的互为中介”（黄旦，2022）。所以，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媒介。

作为背景的媒介关注的是整体与结果，而作为居间的媒介在意的却是局部和过程。前者借由具身技术拉动下的感知身体导向存在，后者则通过居间考察关系的涌现与系统的生成。前者极易将媒介研究的视域局限在人的范畴之内，致力于如何达致感官与环境的平衡，完成人文主义的复归，后者则得益于拉图尔等人的贡献，将人类与非人对称性地视作构成集合的元素，讨论元素之间难以预知的随机互动，以竭力避免落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毕竟“‘媒介’一词不仅与纸张和电气技术相关，还与树木、爬行动物、气体和石头有关，因为每个物体都是传输能量、传播其他物体的媒介”，“麦氏父子只差一步之遥，便可将他们的共振间隔拓展到无生命物质的结构中去了”（Harman， 2009：101，120）。不过，拉图尔也好，德勒兹也好，马修·福勒也好，他们对居间性的强调和对背景性的弱化又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在居间的媒介物那里，物质的不可穷尽性使媒介物的意义等同于虚无，到处都是黑箱，到处都是揣测。

媒介的居间性和背景性如同媒介的两翼，看上去是如此相关，似乎也很容易互相转化。然而，正如格式塔心理学所宣称的那样，一旦聚焦具体的问题，居间性和背景性就像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以居间性为视角讨论媒介时，研究者便只能看到外观而无法触及背景，作为居间的媒介“恰恰是背景的对立面——正是一个外观使两个背景的联系成为可能，否则就不会发生联系”（哈曼，2018：221）。然而若是对背景性毫无察觉，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怀疑论与不确定性大行其道，很难透过无限的变动耦合看到媒介的宏观角色与意义。同样的，尽管背景媒介擅长讨论人与世界的根本关系问题，但这种浓厚的现象学色彩又常常成为经验研究的障碍，这也是媒介环境学后人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因此，莱文森退回到了他可以驾驭的工具主义那里。

五、结语

《理解媒介》出版的次年，《媒介即按摩》发行并在全球累积销售100万册。这本在市场上大获成功的书，却常常被视作麦克卢汉玩弄文字游戏之作，鲜少得到学界的认真对待。然而，正是这本看似荒诞的小册子在不经意间点明了何为作为背景的媒介。以“按摩”为喻，说明麦克卢汉所理解的媒介不大涉及居间，而是指向一种环境性的暗示、渲染与浸润，就像爱伦·坡笔下那淹没水手的大漩涡。媒介以一种恰似按摩的方式使人们身处它的包裹之下却毫无体察，最终，“人把新技术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维持在无意识的水平，就像鱼对水的存在浑然不觉一样”（麦克卢汉，秦格龙，2000：360）。

行文至此，为何重读延伸论的答案也浮出水面。一方面，这个命题看似平淡无奇，毫无争议，其实长久以来被“工具主义”标定而没能得到深入探讨。因此，延伸论的再度解读有助于审视麦克卢汉的媒介观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对麦克卢汉与现象学之间关系进行探讨的文章并不在少数，它们在麦氏如何运用本质直观方法、麦氏四元律以及对隐没背景的关注如何接近于海德格尔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是却很少有研究专注于极度重要的延伸论。正是这个被忽视的命题却最为集中地论及身体感知、技术偏向以及媒介即背景等问题。如果说既有研究已经展现了桥接麦克卢汉与现象学的可能，那么聚焦于延伸论则让这种“可能”变得更加落地——以梅洛-庞蒂与伊德作为透镜，能够看到麦克卢汉是从身体视角出发论述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延伸论也将这种“可能”提升为“必须”——若非如此，则无法触及麦克卢汉在建构媒介哲学上的潜力，毕竟如哈曼所说，“如果哲学不是有关背景的科学，那么它就什么都不是……在某些方面，背景媒介（在麦克卢汉的意义上）确实是所有哲学的主题，海德格尔甚至称之为存在”（Ralón， 2010a）。

另一方面，如果说延伸论的“背景”进路是解开麦克卢汉的正确密码，那么仍有学者主张从“居间”进路切入延伸论则反映了媒介研究领域的扩张与变迁。在当下这个由二进制技术座架的世界之中，人的一切痕迹都会被转化为由0和1构成的数字列阵，源源不断地汇入技术系统，使之实现持续生成（胡翼青，谌知翼，2022）。因此，除非采取媒介的居间视角，否则很难进入繁复的调节过程，很难从人与非人、软件与硬件、物质与文化的相互纠缠之中回应世界如何成其所是。如果说是电力技术的速度让麦克卢汉捕捉到“背景”，那么从“背景”转向“居间”则是数字时代的要求，也是新物质主义、物向本体论等一系列物质性思潮进入媒介研究领域的结果。因此，麦克卢汉的模糊暧昧既使得他总是要在重访中被澄清，同时也允许他在重访中被不断激活。从这个层面来看，麦克卢汉与延伸论亦只是外观，时代的经验与思潮才是背景。只不过，当我们被迫于“背景”与“居间”两个无法互相替代的视角之中择其一时，一种“以管窥天，以蠡测海”的无奈随即袭来：媒介或许永远无法向我们敞开，任何对它的触及都只能是片面的。

（谌知翼 胡翼青：《再论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媒介环境学经典理论重访之二》，2023年第5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